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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我现在要给诸位讲些什么！
那口装着珍贵邮票的小箱子给我带来了幸福。但并不是马上，而是在后来。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来话长。战争结束后，我举报了那个盖世太保司令官的地址，就是那个杀害了许多人然后跑到蒂罗尔隐藏起来了的德国军官。我在赫普从我岳父那儿打听到他的住处。兹登涅克得到美国一家机构的允许，带了两名士兵开车到蒂罗尔抓到他。抓他的时候，他正化装成当地人穿着蒂罗尔的衬衣和裤子在割草，而且还修了个络腮胡子。哪怕是我亲手抓到的这个德国军官，布拉格雄鹰协会的人同样会将我投进监狱。不是因为我讨了个德国老婆，而是因为我在成千上万捷克爱国者被处死之际，却站在捍卫日耳曼血统和荣誉的纳粹机关面前，心甘情愿地任他们检查我的生殖器是否有能力与高贵的日耳曼血统女人发生性关系。因此，根据我得到的法令通知，判了我半年徒刑。可半年之后，我便卖掉了那些邮票。卖掉邮票所得的钱，多得可以盖满我住宅里十间房子的地板。我用足够盖满四间房子地板的纸钞，在布拉格郊区买了一座有四十个房间的旅馆，可第一夜我就觉得在最高一层的阁楼房间，有人每分钟都将一颗钉子狠狠地捶进地板。后来，每一天不仅在这第一个房间，而且在第二个房间第三个房间，在第十个房间，最后乃至在第四十个房间里，都同时发出这捶打的声音。仿佛我的儿子，四肢着地爬进了每一个房间，仿佛我有四十个儿子，每个儿子都用重锤往地板上敲钉子，一个房间挨一个房间地，一直钉到四十号房间。到第四十天，当捶打声震得我的耳朵都快要聋了时，我便问别人是不是也听到了榔头捶钉子的声音。除了我，谁也没听见。我于是将这旅馆卖了，换成另一家旅馆，我故意挑了一家只有三十个房间的旅馆。可跟第一家旅馆一样，我每天都能听到这榔头捶钉子的声音。所以我断定，全因为这些卖邮票得来的钱是不义之财，是用暴力从某个人那里夺来的，也许那个人还当场被杀害了哩！也许这些邮票都属于一个神奇的犹太人，因为这些一锤一锤捶进地板的钉子，实际上是砸进我脑袋的钉子，每一锤我都能感觉到，仿佛那钉子在往我头盖骨里钻。第二颗钉子又砸进去一半，然后是全部。到后来，我的嗓子无法吞咽，因为那钉子尖儿已经一直扎到了我的喉咙里。可我没有因此而发疯，我的明确目标是拥有一座旅馆，与所有旅馆饭店的经理比个高低。我不愿意也不可以退让，因为我只为这一想法而活着。也许有一天，我能发展到饭店经理布朗德斯先生所达到的这一步。这倒不是说我也跟他一样要有三百套金刀叉，我只要一百套金刀叉，但我这里来往的将全是外国名人。于是，我开始建造、装修一座跟别的旅馆完全不一样的旅馆。我在布拉格附近买了一块空地，开始往里面填充装修一切这里曾经有过的，像宁静旅馆有的那样。旅馆的基本部分，原是一个有着泥土地面和两个烟囱的大锻造车间，我让那四个小铁砧按原来的样子摆在那里，让所有的榔头和钳子还挂在黑糊糊的墙上。我还添置了一些皮沙发和桌子。一切按照建筑师的主意办。他简直是个疯子，琢磨出个什么就在我这里付诸实践，也跟我一样狂热。在锻造车间翻修完毕之日，我就在这里睡觉。在这里，我将当着客人的面，通过这些烟囱，用这些打铁炉和铁叉来烤羊肉串和侠盗烧烤。在这里的头一夜，我听到了捶打声，可声音轻极了，那些钉子像钻进黄油块里那么快地被砸进泥土地里，反射到我脑子里的声音就已微乎其微了，因此我起劲地继续装修客房，一间间小得跟船舱的小单间一样。这是由一座类似集中营的长条房子改成的。过去这里曾经是工人的更衣室和集体宿舍，我将它们改成了一个个小房间，总共三十间。我尝试着让他们给我装上粗瓷地板，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或者所有天气热的地方那样。头一天，我又试着听了听有什么声响。只听得有钉子在我脑袋上划一下，闪着火星。原来是瓷砖太硬，钉子进不去，徒劳地试了一下就只好作罢，再也没有捶打声。我的这病好了，我又开始跟过去一样能安安稳稳地睡觉了。修建工作进展得很快，两个月之后旅馆便开了张。我给它取名叫断裂旅馆，因为我身上像有什么东西已经截断，离我而去。这的确是一座一流的旅馆，这里只接受事先预订床位的顾客。旅馆坐落在森林里，所有房间围着这断面，空地中间底部形成一个水塘，绕成半圆形。耸出四十米高的悬崖为花岗石砌成的。我让登山运动员们在上面装饰些假山植物并种了些能在类似条件下生长的装饰灌木，且悬崖上面有条钢缆横跨水塘上方，它的另一端拴在对面山坡上。松松的钢缆朝下倾斜。每天晚上我都准备了精彩节目。我雇了一名杂技演员，他用一个滑轮，也就是这么一个钢轮子，在下面插进一根短棍儿，待他窥伺到一个合适的时机，便先返回一下，然后沿着钢缆一直往下滑，从高高的悬崖滑到水塘上空，身上的磷光服装一闪一闪，然后稍一停顿，来了个后滚翻，挺直身子，双手左右平伸，跳进了水塘，就穿着这套紧身磷光服自由自在地游到摆着桌椅的对岸。一切都是银白色的，我让什么都漆上白色。眼下这白色是我的特有的颜色，只有巴朗托夫是这个颜色，十分独特。我可以与任何一座旅馆较量。我还得说，我们的一名见习服务员靠这个钢轮出尽了风头。有一天，他爬到山坡上，在那里抓住钢滑轮，踩着它直往下滑，滑到正中间，客人们都为他紧张得尖声叫嚷起来，站起身来或回到路德维希式的小沙发椅上。小服务员站直身子，然后在空中翻了个跟头，穿着他的那身燕尾服扎进水塘，仿佛被水塘吞掉了。我在这一瞬间看到，这个节目必须天天演，在晚上，表演者必须穿上磷光衫。我绝赔不了本，即使赔了也值，因为这一招不仅在布拉格没有一个人有，就是在整个捷克、在全中欧都没有，后来我还觉得在全世界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因为有一次人们告诉我说，一位名叫斯坦贝克的作家曾在我们这儿住过，他的样子像位船长或海盗，他非常喜欢这里：那个由锻铁车间改成的餐厅，那熊熊炉火，那些当着客人的面奉献手艺的厨师们。等他们把肉烤好，客人们已经看得饿极了，就像孩子一样吃得有滋有味。而这位作家最喜欢的是用来捣碎花岗石的所有机器，那些满是灰尘的磨子和袒露着的脚手架。你可以看见里面的一切，仿佛置身于一个磨坊展览会，或在一个全部敞开、让你看得见发动机的汽车展览会上。斯坦贝克简直被摆在旅馆前小平地上的那些机器迷住了。从旅馆这儿可以看到野外的一切，那些机器像几十座雕塑一样立在那里。这么一些加工石头的车床如今扔在那里无人过问，仿佛是被一些疯疯癫癫的雕塑家们突然发现的。那位名叫斯坦贝克的作家也在这儿要个位子，配着几把白色半透明的沙发椅的白桌子。他每天下午、晚上都在这里喝一瓶法国白兰地，坐在这些机器中间，瞭望着下面那个磨坊，观赏大波波维采这单调的风光。可在这位作家的眼里，这风景却一下显得如此秀丽，这些机器是如此富有造型特色。他对我说，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色，也从未住过这样的旅馆，说这样的旅馆在美国也只有像加里·库珀或斯潘塞·特蕾西这样的名演员才可能拥有，在作家中也只有海明威才可能买得起，还问我想要卖多少钱。我说两百万克朗。他后来在桌子上算一下，就叫我到他跟前去，掏出他的支票册说他要买下，给我开一张五万美金的支票。我试探了几次，他总往上加价，六万、七万、八万美金……我看到了，知道了，这个旅馆即使出一百万美金也不能卖，因为断裂旅馆是我的力量和辛苦的顶峰。我如今已坐上所有旅馆经理中的第一把交椅。因为像布朗德斯先生、什罗贝克先生他们的那种旅馆，在世界上有成千上万，可是像我的这种旅馆谁也没有。于是，又发生了一件事：布拉格最大的饭店经理们，包括布朗迪斯先生和什罗贝克先生在我们这儿订了一顿晚餐。餐厅领班和服务员们最细心最认真地给他们准备了餐桌。仅仅为了他们，我打开了藏在悬崖底部杜鹃花下面的十盏聚光灯，把整个悬崖照得通亮，让悬崖上锋利的棱角、奇特的影子、鲜花草丛都显得格外生动别致。我暗自想到，要是这些经理们有意与我和解，接受我为他们中的一员，让我参加他们的协会，那我也像他们一样忘记过去，将旧账一笔勾销。可他们不仅装作根本没看见我的样子，而且还背对着我给他们安排的这一切美妙景色而坐。我沉住了气，也感觉到我的胜利，因为我看到，他们之所以背对着我旅馆的独秀之处，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认识到了我如今已居于他们之上。来我们这儿住的不仅有斯坦贝克，而且还有莫里斯·切瓦里尔。他的许多女歌迷都来找他，住在我们旅馆附近，莫里斯一大清早还没脱下睡衣就得接待她们。这些女歌迷朝他扑来，脱了他的睡衣，将它撕成碎片，一人拿了一片去作纪念。要是有可能，她们真恨不得将莫里斯本人也撕成碎片，然后按照各人的喜好带上他的一小块肉回家去。不过差不多所有女歌迷首先想分到的是这位著名歌唱家的心，然后才是他的生殖器。这位歌唱家把多少新闻记者吸引到他的身边啊！于是，不仅在国内各家报纸杂志上，而且在外国的杂志上，都刊登了我的断裂旅馆的照片，我从《法兰克福汇报》、《苏黎世周刊》、《时代周刊》，甚至《先驱论坛》上都能看到关于我们旅馆的报道，少不了有这些疯癫女人围在莫里斯周围的照片。背景是那些摆在坪中的富有雕塑效应的机器，四周摆着白桌子，以及在靠背与扶手上饰以葡萄藤卷须的白椅子，椅子上这些装饰花纹都是由工艺铁匠师用铁片制作而成……说到底，这些饭店经理并不是为了与我和解而来到我这里的，他们心里不痛快只是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比他们原来想象的更美妙更有诱惑力，尤其使他们不高兴的，是他们得知我这个地方没花多少钱就买下来。他们还眼红我保留了这里原来的样子，只是把旅馆内部装修一番。懂行的人便承认它也承认我，仿佛我是一位艺术家。这是使我成为一个没有白来这世界一趟的人的顶峰创作。我自己也开始把我这个旅馆当做一件艺术品来看。这是因为别人看到了这一点，我才把它当做我的一件作品来看，是他们开阔了我的视野。我虽然明白得较晚，但总算明白了，这些机器实际上就是一件件雕塑，很美的雕塑，人家拿什么来跟我换我都不会答应的。我甚至突然发现，我的断裂旅馆有点儿像旅行家霍卢普、纳布尔斯特克的收藏品。每一座机器，每一块石头和这里所有的一切被标上历史文物标签的一天必将会到来。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了这些旅馆经理对我的侮辱。尽管我已超过他们，可我仍然不属于他们之列，在这个行业里我们不是平等的。我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偷着惋惜旧奥国的不复存在。要是有个什么军事演习，即使不是皇帝光临我们旅馆，而是一位什么大公住到我们这里，我将会亲自去侍候他，为他准备餐宿，他就可能将我提升到贵族阶层，也不用多高，当个男爵便罢。我就这么继续梦想着……当出现大旱，地里的庄稼全都干死，土地干得裂了缝，孩子们将他们的作业本扔进了裂缝时，我却在做冬日之梦：等到一下雪，严寒来临之际，水塘将结上冰，冰上将摆两张小桌子，桌上放两架留声机，一红一绿各装一个大大的花形喇叭。我要再买些旧唱片，只放那些旧的华尔兹舞曲和有特色的间奏曲。在锻造车间里将烧着熊熊烈火，在水塘岸边的钢筐里将烧着大块劈柴。客人们将在塘里溜冰，我将去买一些或者定做一些旧式冰鞋，男士们将为夫人们扣紧冰鞋，将她们的脚搁在他们的膝盖上来扣鞋扣，递给她们热饮……我正在这么梦想着，而此时，各大报纸各个政党都在为谁该为这次旱灾来掏腰包的问题争吵不休，我却在梦想着如何在我的断裂旅馆举行冬季联欢会。连议会议员们和政府官员们也在争吵着谁该为这次干旱出钱出力。后来，他们达成一致协议：由百万富翁们来承担这义务。我举双手赞同这个决议，因为我也算作一个百万富翁。我想，这么一来，我的名字也就能作为百万富翁登上报纸，与什罗贝克和布朗德斯以及其他富翁列在一起了。这次干旱给我带来了福星，这种不幸的灾难却是我的一种幸福，它将使我到达我梦寐以求的地位，大公会将我提升到贵族阶层。而我这个一直长不高的小个子，如今也要成为伟大的百万富翁了……可是过了好几个月，谁也没有给我寄来任何消息，谁也没想要我交付这个百万富翁的税款。我已经买了两架留声机，而且还置办了一架漂亮极了的自动风琴，我不仅买了那架自动风琴，而且还买了一座旋转木马，还有能够摇动的大鹿大马和驯鹿椅。我开始叫人安装这旋转木马，又将鹿、马、摇椅安在池塘旁路边石头的弹簧上。每位客人都可以带着夫人坐在这张类似长沙发的靠椅上，像法国椅子那样，面对面地安置着，而且每把长椅上可以坐两个人，可以互相聊天。我总是将两头鹿、两匹马挨在一起，两人并排而坐，仿佛一次温馨的出行，的确别有风味。客人们带着他们的夫人，总在这里坐得满满的。自动风琴为他们演奏着音乐，客人们摇呀摇地坐在这些铺着漂亮罩布的木制动物椅上消遣。这些木制动物的眼睛和一切都很漂亮，因为这是一个靶场和游乐场阔老板的德国旋转木马。有一天，兹登涅克突然来看我，他现在已是县里或州里的一位大人物，变化相当大，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他摇坐着木马椅，环视四周。当我在他身边那把木马椅上坐下，他轻声地跟我交谈，然后拿出那张证明我是百万富翁的单子。我还没来得及阻拦，他便慢条斯理地将那张确定我为百万富翁，可以支付百万富翁税款的单子撕掉了。他站起身来，将那张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认定我为百万富翁的通知单碎片扔进火堆里，带着忧伤的目光对我微微一笑，喝完那杯矿泉水——他原本是喝烧酒的，带着忧伤的笑容从我这儿离去。外面有辆大黑汽车在等着他，拉他到工作的单位去，可能是去一个他所在的什么政治单位，一个为他所信仰和能吸引住他的政治单位。这个地方既然能够替代他往日那种有钱就花掉的轻狂举动，那一定是很让他感到惬意的地方。以前，他一有钱就得想法来点什么善举，把它花个精光，仿佛这钱会烧着他，于是，便将这些本属于人民的钱归还于民。后来的形势急转直下。我按照原来的梦想，准备了一个棒极了的晚会：断裂旅馆的一个下午，有留声机播放的音乐，有溜冰，有锻造车间的和围绕着水塘四周的火光，可到来的客人一个个愁眉苦脸，或者强装快乐，仿佛从前那些去到小筐旅馆的德国人一样，他们在欢乐的时候可就已经知道，他们在小筐旅馆是与他们的妻子和情人最后一次相聚，然后就要从这里奔赴前线了。我的客人们也这样与我告别。他们同我握手，从轿车上同我握手，仿佛是最后一次从我们这里离去，再也不会回来了。他们来的时候，也跟那次的那些德国人一模一样，情绪忧郁而沮丧，因为有了二月事件，一切都翻了个个儿，我所有的客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他们的末日，所以使劲挥霍，然而出自内心的欢乐已不复存在。他们的伤感情绪也感染了我，我已不再每天晚上关起门，放下窗帘，像玩扑克一样在地板上铺摆着我每日进款中百元一张的钞票。那些钱我每天都拿到银行里存起来，到这些天我正好已经存够了一百万克朗……春天来了，我的客人，像德国军官回到小筐旅馆一样，又回到了我们旅馆，但只是一部分人，我的有些常客恰恰再也没来过。我听说他们有的破产了，有的被关起来，有的逃越了边境……来了另外一批客人。我的销售额更大了，可我总在想，那些每个礼拜都到我这里来的客人都出了什么事呢？如今他们中间只有两位还来我们这儿。他们告诉我说他们那些没来的都是百万富翁，明天他们得准备好一切，带上结实的鞋、厚毯子、袜子、干粮，被送到一个收留营去，因为他们是百万富翁。我高兴了，因为我也是百万富翁，我把我在储蓄所的存款单拿给他们看，他们两人中一个是体育用品厂的厂长，另一个是假牙厂厂长，都是这次告诉我的。我给他们看了储蓄所存款单之后，就立即去做动身的准备：拿上背囊、结实的皮鞋、袜子和储备的罐头食品，我也准备着人家来接走我，因为那位假牙厂厂长对我说，布拉格的饭店旅馆经理都得到了这么一张传票。
到第二天早上，他们便哭着走了，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偷越边境，已经不愿做任何冒险。他们只是对我说，英国和联合国组织不会听任不管的，一切将会归还回来，他们又能回到自己的别墅和家庭去……我则等了一天，两天，然后一个礼拜，才得到从布拉格来的消息，说所有百万富翁都去了收留营。这是坐落在悬崖下圣·杨小城的一所大修道院，培养未来牧师的一所神学院。如今这些学生已经搬出去。于是，我决定要去为我的百万富翁身份作一番争取。就在县里来人的那一天，他们委婉地通知我说，人民委员会虽然没收了我的断裂旅馆，一切财产权转到人民手里，但眼下我还是旅馆的一名管理员。我一肚子怨气。我知道这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儿，准又跟兹登涅克有关。我立即前往县里找到兹登涅克办公室。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苦笑着，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什么公文当着我的面撕掉了，并对我说他是个人担着责任来撕掉我这份材料的，让我别再惦着这旅馆啦，说这算是他对我曾经因为在火车站看表而代替他进了牢房的一种回报。我却对他说，我可没有指望他这样，还说我本以为他是我的朋友，可他却与我作对。因为我是一个一生什么别的也不想要，一心只希望有个旅馆，成为百万富翁的人啊！我离开他那里，到晚上我便站在灯火辉煌的原来的牧师培训学校大门口了。门口站着一名挎枪的民兵，我向他报告说我是一位百万富翁，断裂旅馆的经理，想要同这里的指挥官谈一件重要事情。这个民兵拿起电话，过一会儿就让我进了大门，然后到了办公室。里面又坐着一个民兵，可没带枪。在他面前摆着一份名单，一些文件和一瓶啤酒，他一直举着瓶子在喝酒。等他喝完了这瓶，又从桌子底下的啤酒箱里掏出一瓶，他打开盖子，像得了口渴病似的大口大口地喝着。我问他是不是还缺少百万富翁，说我没得到通知，其实我也是一名百万富翁。他看看文件，铅笔沿着人名走了一趟，然后对我说我不是百万富翁，让我放心回家去。可我说这一定是弄错了，我是百万富翁。他却抓着我的肩膀，将我带到大门口那儿，推了我一下，并大声嚷嚷说：“我的名单里没有你的名字！那你就不是百万富翁！”我掏出储蓄所存款单来，指给他看我的存款单上有一百万零一百个克朗十个哈莱士，并得意地对他说：“瞧，这是什么？”他瞅了一眼这存款单。我央求他说：“您总不至于再把我撵走吧？”他于是发了善心，将我带进这所神学院，宣布我为被拘留者，并写上了我的生辰年月日和各种有关情况。这所原来的神学院的确有些像监牢，像兵营，也像一所专住贫困大学生的宿舍，只是在走廊的每个拐弯处，两个窗子之间的地方都挂着耶稣受难像，夹杂着圣人故事图，而且在每一张挂图上几乎都表现着一种苦刑，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画家们把这些图像画得很逼真，在这些图像的衬托下，让这四百名百万富翁四人一间或六人一间地分别挤在这些牧师小单间里，简直是再滑稽不过了。其实我也有思想准备，以为这里跟我在战后坐的那半年牢一样少不了恐怖手段和敌意，可恰恰相反，在这所圣·杨神学院里，可说是一部滑稽荒诞作品。在这修道院的餐室里有这样一个“法庭”，进来一批带枪的民兵，肩上斜挎着一条红布，他们的皮带老往下掉，他们的制服也不合身，仿佛是故意让大个子穿套小衣服，小个子穿套大制服，他们干脆不扣扣子敞着穿。审判是这么进行的：百万富翁每一百万判一年。我被判了两年，因为我的资金资产共估为两百万克朗。那位体育用品厂厂长判了四年，说他有四百万产业，什罗贝克经理判得最多，十年，因为他有一千万克朗。但最大的困难是不知这些刑期和个人履历该用一个什么表格来填写，再一个大难题是晚上清点我们的人数，因为每晚都有人缺席，原因是我们常常跑到隔壁村子里去打罐装啤酒，还有一个原因是看守我们的人经常喝得醉醺醺的数不清数，即使他从下午就开始点数，可还是点不清。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十人一组的点数法。每数到十，守卫中间就有一个人拍一下巴掌，另一名守卫便丢下一块小石子，免得数到最后不够数，如不够数，就将这块小石子也数进去凑成十个。尽管我们全都到了，但是每一天数出来的数字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但多次都是注上与这些被拘留的百万富翁人数相吻合的数字，大家也就松一口气。有一次，四个民兵端着几箱大罐啤酒来了。为了不点错人数，新的老的又重数一遍，且按照百万富翁的财产多少来分发，多一百万克朗多发一份……虽说这是一个拘留所，可没有栅栏，大门口坐着民兵，百万富翁们通常进花园和从那儿回来都必须再绕到前面经过这扇大门，每次都由民兵来开门，然后关门上锁。可修道院四周既没围墙也没篱笆，虽然民兵们也想通过花园抄近路，后来大概觉得不大合适，就又绕到大门那儿。他们是带着钥匙穿过花园绕到大门口的，打开门，进到大门里锁上门，然后再到宿舍。最大的麻烦是伙食问题，但也用不着多费心思，因为队长和民兵都乐意跟百万富翁们一块儿吃饭。这些百万富翁将民兵营里送来的饭菜拿来喂猪，这些猪是那个假牙厂厂长买的，最初是十只，后来增到二十只小猪，大家都盼着过宰猪节哩！因为有些被拘留者都曾经是大屠夫，他们答应做顿特别的美味给大家享用，惹得那些百万富翁都舔唇咂舌的，纷纷出谋献策，筹划着如何用猪肉来做特色菜。后来，这里的伙食便不像是在一个普通神学院做出来的饭菜，而像一个富裕的修道院里煮出来的饭菜，像得了十字架奖章的神学界人士吃的美味佳肴了。要是哪位百万富翁的钱花光了，民兵队长就派这个百万富翁回家去取钱。最初还派一个化装成普通老百姓的民兵跟着他去取，到后来被派去的人只需发个誓，说绝不擅自逃跑，便可自己到布拉格的储蓄所去取钱，从他的一百万或几百万的存款中取些钱出来，因为队长给了他们一个“该款用于公益事业”的证明。于是，在这个集体宿舍里，就有了经民兵队长批准的菜谱，并让其提出有益的意见，因为百万富翁们已把民兵们看做自己的客人。在修道院餐室里，百万富翁们和民兵们坐在一起用餐。有一回，百万富翁特纳拉被允许到布拉格去叫个乐队来，一个四重奏、维也纳式的小乐队。当出租汽车将小乐队运到这里时，已是半夜，大门都关了，只得把门卫叫醒，可门卫睡得迷迷糊糊的打不开大门。那百万富翁只得从大门旁边经过花园走到大门里面，拿到钥匙又转到门外，然后打开大门。可那钥匙有毛病，打开之后又没法将大门锁起来，他只好又转到大门里面，从里面锁上大门，再把钥匙交还给门卫……我当时就想，可惜兹登涅克不是百万富翁，他要在这里可就如鱼得水了。那他不只会把自己的钱，而且也会把那些富有幻想的百万富翁的钱经他们同意拿来花个痛快。一个月之后，所有服刑的百万富翁都晒黑了，因为我们总在山坡上晒太阳，而那些民兵却一个个脸色苍白，因为一来他们总在大门里面，二来老得写情况报告。他们成天坐在这些小房间里连个名单都列不清楚，因为像诺瓦克、诺维这样的名字就有三个，而且他们老得全副武装，那枪支和子弹带老往下滑，叫人很不舒服，同时他们还得老用橡皮擦掉和重写那些情况报告单。到后来，每个旅馆经理各一份，像列菜谱似的。在这个天主教办的学校里还留下一个牲口棚，里面养了十头母牛，从它们身上挤出的奶还不够早上掺咖啡的。这里发的是白咖啡，按照什罗贝克从维也纳萨切尔咖啡店学来的方法往里面加点罗姆酒。于是，油漆颜料厂厂长又买了五头母牛，牛奶才算够了。有些人不爱喝白咖啡，早上只喝一杯罗姆酒，或者直接拿着罐子喝酒，是那种大肚罐儿，他们有时还在夜里吃东西，以消磨夜里的时光。每月一次的家属探望可真棒！民兵队长买了几根晾衣服的白绳子，圈成一道想象中的围墙，绳子不够了，就接着用鞋跟画道线，用这绳子与白线将学校与外界隔离开。百万富翁们的老婆与孩子们带着一袋袋食品、匈牙利腊肠和外国公司的罐头来到这里。尽管我们装成可怜巴巴受苦受难的样子，可仍旧不像，因为我们一个个红光满面的，气色很好。如果有人弄不清实情，还以为那些来探望的人是囚禁者，牢房在外面哩！因为看得出来，家属们不能像这样一些百万富翁那样适应这里的拘留生活。送来的东西吃不完，我们就与民兵们分着吃。他们什么都爱吃，于是去劝说队长同意每个月的探望由一次改为两次，也就是半个月探望一次。后来发生了这么个情况：如果凑到一块儿的钱不到三万五万，队长便允许我们中一些有专业知识的人，到我们所在的这座修道院的图书馆去挑选一些珍贵的书籍，用汽车运到布拉格的旧书店去卖掉。我们常在这座修道院旁边的小山坡上晒太阳，睡午觉，后来我们又想起可以将原来神学院学生的床上用品、睡衣及服装拿出去卖掉。可这个算盘几乎已经是多余的了，因为那些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早已知道了这一点，他们早就把那些漂亮的床单以及用山区纺织厂织出的布做成的睡衣找出来，连同十二打漂亮的毛巾什么的用箱子装走了。这些东西仓库里多的是，因为从这里毕业出去的未来牧师都得有一整套装备，没有一个人去监督和检查这事儿，恰恰相反，被民兵和百万富翁们利用上了，还说卖掉这些东西是为了不至于在这百万富翁收留营里发生什么传染病，比方说霍乱或者痢疾、伤寒什么的……后来，又出现了一种新情况：连百万富翁也开始有了休假日。民兵们很相信我们，知道我们不会逃跑。要说逃跑，只发生过两次，还带回来一位也是百万富翁的熟朋友，他想摆脱家庭，到我们这儿来休息一下。民兵们脱下制服换上便装，而我们却换上了民兵的制服，由我们自己来看守自己。每当我们这些被拘留的百万富翁得到在星期天或从星期六到星期日值班的任务，我们都欣喜若狂。因为这往往是一场连卓别林也想不出来的滑稽剧。整个下午，我们都在演出一场“废除百万富翁收留营”的戏。化装成民兵的百万富翁特纳拉担任门卫队长，他郑重宣布拘留营被废除，百万富翁们可以回家了，可是百万富翁们却偏要往里钻。化装成民兵的百万富翁就劝他们出去，说外面如何如何自由，在外面用不着受民兵的气和过苦日子，可以享受百万富翁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由民兵化装成的百万富翁们根本不愿听这些话，于是化装成民兵队长的百万富翁特纳拉便采取强行废除收留营的措施。我们这些化装成民兵的人将那些化装成百万富翁的人，从拘留室里拖出来。那些有过八百万一千万财产，在这里要待上八年十年的百万富翁，到处寻找开大门的钥匙，可找到后又无法从里面打开大门，于是就绕到前面大门外把门打开。大门打开之后，他们又从原路绕回到大门里面。我们大声笑着，看着假民兵们怎样押着假百万富翁们走出大门，收留营的大门在他们身后徐徐关上。假百万富翁们一直走到小山坡上，当他们环顾四周，就又改变主意走了回来，一个劲儿地捶打大门，这些假百万富翁们跪着请求化装成民兵的人给他们提供避难所……我也跟着在笑，其实我心里笑不起来，因为我虽然跟百万富翁们待在一起，但我实际上根本打不进他们的圈子。尽管我甚至和什罗贝克经理睡在一间房子里，他对我却像对一个陌生人一样，我甚至没法将一把掉到地上的勺子捡起来交给他。我拿着勺子，在他面前举着，站在我们食堂里，就像几年前我端着酒杯，谁也不肯跟我碰杯一样。饭店经理去找了另一个勺子来喝汤，用餐巾布将我摆在他刀叉旁边的那个勺子厌恶地一推，掉到了地上。大家都看着这经理先生用脚将那勺子踢得离自己老远，一直弹到置放牧师袍的修道院餐桌底下……我虽然也在笑，可我真的没什么可开心的，因为只要我一谈起我的百万家产，谈起我的断裂旅馆，所有百万富翁便不做声了。他们的眼睛瞅着别处，不承认我的那两百万元家产。我明白了，他们虽然容忍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但又觉得我不配作为他们中的一分子，因为他们那些百万富翁早已有了他们的数百万之财产，在这场战争以前就有了，而我却是一个发战争财的家伙。他们不仅不愿意，而且也不可以接受我作为他们中的一分子，因为我同他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像我曾经梦想过的那样，若是大公把我提升到贵族阶层，封我为男爵什么的，我同样成不了男爵。因为其他贵族不会接纳，就像百万富翁们不能友善地接纳我为他们中的一分子一样。恰恰相反，一年前，当我还游离在外面，我还能抱着幻想，认为他们总有一天会接纳我为他们中的一员，我甚至坚信，作为断裂旅馆的经理，我和他们的地位相当，他们会向我伸出手来，与我友好地交谈，可这一切只是表面看来如此罢了，正好比是每个富翁都竭力想取得某个旅馆或酒楼服务员领班的好感，甚至求他多倒一杯酒，以便能与这领班碰个杯，可假如这个富翁在大街上碰见自己的服务员领班，那他是不会停下步来与他交谈一下，也就是寒暄几句的，而跟别的旅馆的餐厅服务员领班或老板搞好关系，这倒是非常重要，因为这影响到他端来的饭菜酒水的好坏，服务的周到与否，彼此碰杯的一句祝酒词，几句好听的话，就能赢得他对你的隐私的缄默……而且我也知道，他们的百万家财是怎样得来的。他们像布朗德斯先生让职工常吃土豆面疙瘩那样节省每一个小钱，又像他们在拘留营里将那些上好的毛巾、床单塞到箱子里带出拘留所的大门，拿回家去一样。并非他们需要这些东西，而是他们百万富翁的本性不允许他们放弃摆在他们面前任何一点获利的可能性，或者让他们得以训练一下自己，如何凭空得到这些给未来牧师们预备的漂亮东西。派给我的活儿是照看这里的鸽子，这里留下了两百对信鸽。队长让我给这些鸽子打扫鸽舍，给它们准备饮水和谷秕……每天午饭后，我都推着辆小车到厨房里去取剩饭剩菜。我差点儿忘了说一件事儿：民兵队长肉吃得太多，于是想换换口味吃土豆饼，后来又想吃李子煎饼，就是撒奶酪碎末和浇酸奶油的那种。开缝纫厂的百万富翁巴尔达正赶上有家属来探望，就向民兵队长推荐说他老婆来自农村，可以到这里来当厨师专做这些面食。于是，我们这里就出现了第一名妇女。说是因为我们都吃肉过多，于是又有三名妻子来到拘留所，三位百万富翁夫人加上面食大厨巴尔达太太。自从释放了那些证明自己有奥地利和法国国籍的百万富翁的时候起，便空出了十个小房间。于是，百万富翁们又想到可以将这些房间租给他们的老婆住。她们可以每个礼拜来探望一次，因为如果有人结了婚，却不让他与自己的合法妻子同房，这是不人道的啊！于是，每次都换十名漂亮女人来这几间小屋里住。后来我甚至发现，来的并不是他们的老婆，而是从前的酒吧女郎。我自己就认识我从前的两位饭店顾客。已经有些年份了，可她们仍然那么漂亮，就是每逢星期四到巴黎饭店去供那些资本家老头们摆弄作“体检会诊”的那些美女……可我还是喜欢我的那些鸽子。这两百对鸽子可守时哪，一到下午两点，就都停在修道院的屋脊上，从这里可以一直望到厨房。我每次都推着车子从这厨房里走出来，车上放着两袋谷秕和装满土豆以及剩菜的锅，而我这个曾经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皇帝的人，正在喂养这些谁也不肯喂养的鸽子，这活儿不适合百万富翁们白嫩的手。我必须在敲过两点钟之后立即出门。要是不敲钟，赶上晴天，那就视阳光照射到修道院的墙壁而定。我一出门，四百只鸽子一齐飞下屋脊，直朝着我冲来。黑压压的一片影子，加上羽毛和翅膀的扇动声，仿佛从口袋里撒出面粉或盐粒的声音。这些鸽子纷纷拥挤着蹲在我的小车上。小车上若挤不下，就蹲在我的肩膀上，落在我头顶上，它们的翅膀在我耳边扇得呼哧直响，几乎把我挡得什么都看不见了，仿佛我被裹在一条巨大的拖地长裙里。我被这条由扇动的翅膀和八百只黑果般美丽的眼睛组成的拖地长裙，遮得严严实实，我得用两手抓住辕杆。百万富翁们看见我埋在鸽子堆里那副样子，都开心得哈哈大笑。我得一直这样将车子拖到院落里，鸽子们便开始大啄起来，一直啄到两只口袋空空如也，几个平底锅像被洗过一样干净为止。有一回，我出门晚了点儿，因为队长在有滋有味地喝着锅里撒了硬奶酪渣的意大利汤，我必须等他腾出那口锅给我。我刚一听到大钟敲过两下，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大群鸽子就已从敞着的窗口飞进厨房。一只不差，足足四百只，把厨房里的人都包围起来，撞掉了拘留营大队长手里的勺子。我只得赶快跑出来，鸽子们在土台上将我团团围住，用它们温柔的鸟嘴轻轻地啄我。我用双手捂着脸和头逃跑着，鸽子们追在我后面，停在我身上。我坐下来，看着自己如何处在鸽子包围之中，它们在我身上亲热地蹭来蹭去。我对它们来说，犹如赐给它们生机的上帝。我回头看看自己的影子，现在我看到自己如何被上帝的使者们——鸽群包围着，仿佛是位圣人，仿佛是苍天大老爷的意中人。这时，百万富翁们却在笑话我。我听见了这笑声、喊叫声和议论，可我仍旧沉湎于鸽子使者们的抚爱之中。现在我相信，不可置信的事情又成为了事实，我即使拥有一千万克朗、三个旅馆，也换不来鸽群对我的这般亲热，这是苍天直接派来的。苍天大概对我格外疼爱，就像我在神龛画和装饰着耶稣受难场景的图中所看到的。只可惜我曾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心只想着成为百万富翁。即使我已拥有两百万元的财产，是双倍的百万富翁，可我却永远都不能如愿以偿得到人们的真心承认。我第一次看到，这些鸽子是我的朋友，预言着那仍旧在等待我的一种信息，如今出现了像索尔一家人碰上的那种事情：当他从马背摔下来时，上帝在他的面前出现了……我拨开了八百只鸽子翅膀的拍打，像从柳树枝间跑出来一样，从晃动着的羽毛中跑出来，拉着装有两袋谷秕和剩菜锅的小车。鸽子们又蹲在我身上，我就在这些拍打着翅膀的大群鸽子的护送下，拉着车朝院子走去。半路上我还遇到一个梦中奇迹：兹登涅克在我面前出现了，不是以一个政治干部的身份，而是作为当年在宁静旅馆的那位餐厅服务员的领班。记得有一次赶上假日，我们一道出去散步，在一片白桦小林子里，看到一名小个子男人吹着哨子在树林里飞快地跑动。他一边吹哨，用手指着什么，推开树林，并对它们嚷嚷说：“您又在干什么呀，希哈先生？您要是再犯一次规，就得罚你下场了！”说着，继续在树林中跑来跑去。兹登涅克看得很开心，我始终不明白那人在搞什么名堂。到了晚上，兹登涅克对我说这是一位足球裁判，名叫西巴。那时，谁也不愿给斯巴达对斯拉维亚这场球赛当裁判。当一天到晚都在招募人去当裁判，而谁也不肯去时，西巴先生就说他去吹哨子……他在白桦小树林中演习裁判，跑来跑去，假设这些白桦树打球犯规，他指责它们，还威胁布尔克、布拉英说要罚他们下场。他对希哈先生嚷得最多，说只要他再犯一次规，就要罚他下场……这天下午，兹登涅克从轻度精神病患者医院找一些该去小村庄透透气的病人，将他们装在一辆大轿车上。因为正赶上当地过守护神节，因此这些穿条子衣服、戴硬礼帽的轻度精神病患者可以坐旋转木马，打秋千玩。兹登涅克在饭铺里给他们买了带开关龙头的大桶啤酒，还借来些半公升的容器，将他们拉到白桦小树林里，拧开啤酒桶让他们喝。西巴先生在白桦林中奔跑着，吹着哨子，疯子们看着他，后来居然明白了，并给比赛双方加油。他们大声嚷着，喊着斯巴达和斯拉维亚球队所有名角的名字，到后来，他们甚至看见布拉英踢着了普拉尼切克的脑袋，他们大声嚷嚷着一直坚持到把布拉英罚出球场才罢休……到后来，当裁判西巴三次推开希哈，三次向他提出警告时，便不得不罚他离开在耶兹贝尔这场激烈的球赛。疯子们齐声喊叫。我们喝完这桶啤酒时，不仅他们，连我也把这些白桦树看成了正在跑动的红色运动衣，而且都和小个子西巴先生跑得一样快。他吹一声哨子，疯子们将他扛在肩上走出球场，离开了这场裁判技艺高超的足球赛。一个月之后，兹登涅克将一篇关于罚下布拉英和希哈的裁判西巴先生的报道文章给我看，说由于他充满活力的哨子，挽救了一场球赛。
慢慢地，不可置信的事情成了事实：范围开始缩小，我开始回到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又是那个小堂倌，我怎么远离的他，又怎么回到原处。又有好几次，我直面自己，并不是我想要这样，但一件件事情逼着我去认识自己的一生。比方说，我曾经和外婆在磨坊小屋那个敞着的窗口旁，等着从我们上方的查理温泉旅馆厕所窗口飘下脏内衣裤，那是那些跑生意的人每逢星期四或星期五换下来不要的。它们在黄昏黑色背景的衬托下，张开两只袖子，像钉在十字架上的白衬衫、白裤衩，然后径直朝着磨坊大轮子往下掉。外婆用钩子将它钩进来，洗净修补好，卖给建筑工地的工人。在这个百万富翁拘留所里，我们得到消息说，我们将是最后一个星期待在这里了。然后，将给我们分配工作，那些年纪最大的将回家歇着去。于是，我们开始准备最后一次告别宴会，我们得想法去尽量多找些钱。我被批准和假牙厂厂长一块儿到他的乡间小舍去，他在那里藏着钱……这也是我一次不可置信的经历。我们夜里才抵达他的乡间小舍。我们架上梯子，打开天花板上的门，借着手电光亮看到好几只箱子，可那厂长已记不清他那十万块钱放在哪只箱子里了。于是，我便开始打开那几只一模一样的箱子。我打开最后一只大箱子，用手电筒一照，不禁吓一大跳。尽管我可以估计到在假牙厂厂长这儿会看到类似的东西，可还是看得我毛骨悚然。在这只箱子里全是假牙和牙床，粉红色的硬腭配上白牙齿，好几百颗假牙哩！我站在梯子上惊恐地看着，这些咬得紧紧的假牙活像食肉植物。有的牙床半张开着，有的全张着，仿佛在打呵欠，整个牙床都露到嘴巴外面来了。我吓得仰面摔了一跤，先是觉得自己摔散了架，随后觉得在我手上脸上都有这些牙齿冰冷的吻。我这一跤摔得够狠，还有一盏带玻璃罩的灯掉到我身上。我倒在地板上，那些牙齿一直在往我身上掉。我的胸脯堆满了一口口假牙。我吓得想叫都叫不出声来。我总算翻个身，后来我快得像只什么动物，像只蜘蛛一样从这些牙齿中爬出来……那十万块钱就搁在这只箱子底部。假牙厂厂长又细心地将这些牙齿收集起来，扫到铲子里，再放进箱子，然后用根绳子把箱子捆起来，仍旧把它放回原处。我们重又将顶楼锁上，不声不响地回到火车站。我们那次最后的晚餐几乎跟在巴黎饭店举办的婚宴差不多。我到我在布拉格的那间小房里取出那套新燕尾服，主要取出了从阿比西尼亚皇帝那儿得来的那枚勋章和斜挎在胸前的绶带。我们还买了些花和几束文竹枝子来装饰一块黑板。整个一下午，饭店经理什罗贝克先生和布朗德斯先生都在布置牧师餐厅的饭桌。布朗德斯先生为他再也得不到那些金刀叉而感到遗憾。我们还邀请了所有民兵和我们拘留营的队长。这是一位善良的老爸爸。昨天晚上他在村庄附近遇上了我们，当他问我们去哪儿时，布朗德斯先生说：“队长，跟我们一块儿走吧！我们跳跳舞去。”可他没去，只摇了摇头，像扛着一根钓鱼竿似的扛着枪走了。他很讨厌带枪什么的，他不习惯，甚至幻想着回去当他的矿工，只等这个拘留营一撤销他就打算走。晚宴上，我又成了一名餐厅服务员，重又穿上燕尾服，不过跟我以前穿的那种不一样，有点儿像一般套装，大概我又换了地方。我不仅在身侧别了那颗红星，还在胸前挎上了蓝色的绶带，不过我没使劲伸长脖子，也没抬着头去使自己高上那么几厘米。我已经不在乎这些，我甚至不想去跟那些旅馆饭店经理比高低了，总而言之，我有点蔫儿了。我已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场宴会，我兴致索然地上着菜，即使什罗贝克和布朗德斯两位饭店经理都穿着燕尾服跟我在一块儿也无济于事。当我想起我的断裂旅馆，我也不因为得到通知说它已不再是我的而感到遗憾。这其实是一顿悲伤的晚餐，大家都像《最后的晚餐》那张名画上的人物一样忧伤和严肃，也像我在许多画作中看到的那样。在我们这修道院的餐室里，就有一张一面墙那么大的图。我们头一道菜上的是蘑菇肉丁，喝的是摩拉维亚的白葡萄酒。慢慢地，开始只有我，后来，其他人也都抬起眼睛看着那张《最后的晚餐》，觉得我们越来越像那些圣徒。我们在烧烤的时候，就已开始变得忧郁寡欢起来。我们这次告别宴会有点儿像在迦拿的婚筵。百万富翁们喝得越多，仿佛变得越冷静，喝咖啡和白兰地时都沉默不语。那些民兵们单独开了一桌，在神学教员和教师们那一桌附近，连他们也开始忧伤起来，因为他们明白，到半夜我们彼此就再也见不着了，他们觉得这段时光真的很美好，有的甚至希望我们这样相处到永远……突然，在原来有三十个修道士，如今只剩下一个瘸腿杂役僧的修道院里，半夜的钟声撞响了。这个瘸腿是留下来照顾天主教百万富翁的，一共只有几个人，他们已将自己的箱子和背囊收拾好，可这个瘸腿杂役僧刚用酒杯祝福过信徒们之后，突然放下酒杯，他一抬手，管风琴声响起，他便开始高唱“圣瓦茨拉夫啊，捷克国土的大公”，他的歌声和管风琴声响彻整个修道院餐室。我们大家都望着《最后的晚餐》那张画上的主，不分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大家都被我们的忧伤情绪感染着。我们一个挨一个地站起来，全都站起身……我们跑着穿过院子和敞开的大门，跑进一座灯光暗黄的小教堂里，不是从容跪下，而是嗵的一声跪倒在地，不是自己跪倒了，而是碰到了一个比我们百万富翁更强有力的什么东西。在我们心中也有一种比金钱更有力的东西，一种渐渐升高、等了好几千年的东西……别让我们和未来灭绝吧！……我们唱着、跪着，有的还磕头。我跪着，看到那一张张脸，这完全是别样的人了，我都认不出来他们了。在任何一张脸上，都看不出百万富翁的特征，而所有这些面孔都在一种什么更高更美，甚至人所拥有最美的东西的光芒照耀之下……这个瘸腿的人仿佛也不瘸了，其实他还是瘸的，仿佛拖着一双沉重的翅膀，他穿着那件白长袍，活像一位在铅翅的重压下瘸着走路的天使……当我们正在跪着磕头，那个修道院的杂役僧举起酒杯祝福我们，之后，端着金杯子从跪着的人群中走过。经过院子，他的衣袍在黑暗中发着光，仿佛断裂旅馆的那个杂技演员的磷光运动衫在闪亮。想当初，那杂技演员曾经踩着钢轮从悬崖溜到水塘中被水吞没，就像这位杂役僧在为我们祝福之后吞掉圣饼一样……后来，钟声响了十二下。我们开始道别，走过敞开的大门时，民兵们和他们的大队长与我们一一握手，久久地抖动着，这都是些从克拉德诺矿井来的矿工。很快，我们就消失在黑夜中，直朝火车站奔去。因为拘留营已解散，我们被通知各自回家去，根本不分谁该待十年或只待两年，谁有一千万谁只有两百万……一路上，我只想着那两百对鸽子，到下午两点钟时它们又会等着我，可我却不会再回去了。我就这样满脑子装着鸽子回了家，不是回布拉格，而是去断裂旅馆。我踏上小路，在林子后面，我本该看得见亮了灯的旅馆，可那里却一片黑暗……当我见到那些“雕塑”和磨石坊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断裂旅馆已停业，用新木板拼成的大门上挂了一把大锁。我绕着栅栏，翻过开满帚石南花的小土坡，进到断裂旅馆中心。到处都是乱七八糟，椅子上满是油污，翻倒在地……我一扭锻造房的门把手，门就开了。连一点儿餐厅的影子都见不着，大概所有的东西都被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只是锻铁炉里的余火还在冒烟。厨房用具一扫而光，只有几只咖啡杯……我边走边幸灾乐祸地想：这座美丽的断裂旅馆，斯坦贝克曾想开五万、六万、八万美元的支票买下它，可我没有同意，我做对了。眼下既然我当不了旅馆老板，那就让这个旅馆也跟我一道靠边站吧！现在有人大概把它变成了一个游泳场，因为那里没有厨房用的抹布而只有毛巾，从房子的这个角拉到那个角的绳子上搭了好多游泳衣。唯一一件原来没有而我现在发现的东西是：呈水平位置吊在天花板上的一具不知从哪个服装店弄来的赤裸女体模型……我走过走廊，地毯已经没有了，每扇玻璃门的水晶玻璃吊灯也没有了。我打开房门，打开灯，里面空空如也。我愣了，我原以为我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样现在还将是什么样哩！这倒好，实际上整个断裂旅馆同我一道消失了。任何人也无力将它恢复成我当时建造的那样。所有见过这里曾经样子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回忆起这里曾经有过的情景。根据自己的梦想，来安排自己的断裂旅馆。根据自己的幻想，来设想在我的旅馆里与他最美丽的姑娘相会。或者，我过去的每一位房客，还可以幻想像杂技演员那样踩着钢轮从七十米高的地方滑到中间水塘的上方，停顿一下，然后钻进水里。或者还允许作这样的设想：从上面一溜下来，吊在水塘上空，像拍打着翅膀的鸟儿一样环顾四方，学小云雀的本领，在微风中吊在半空，然后再倒回去，像倒放的电影似的，退到悬崖边上。
就这样，我心满意足地离开这里。当我回到布拉格时，有个消息等着我，有两条路由我挑：或者去服刑，到庞克拉采监狱去。或者根据我的考虑和兴趣，到森林里去劳动，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去边境。下午，我便立即去到办事处接受了他们给我提供的第二份活儿，而且感到很幸运。当我发现我的鞋跟儿掉了，磨破的鞋子里面那块皮子底下藏着的最后两张邮票还在时，我甚至觉得幸福了，因为这就是我最后剩下的一笔大钱啊！这是我老婆丽莎留给我的，她这些邮票是从利沃夫趁烧毁犹太区，毁灭犹太人的时候弄来的。我走在布拉格街上时，连领带也没打，我不想再增加什么身高，也不再关心我曾经想要买下的在瓦茨拉夫广场和金融街上的旅馆饭店。我甚至幸灾乐祸地对自己眼下的处境感到高兴，因为我今后的道路只是我自己的道路，我用不着再去对人点头哈腰，向人请早安、日安、午安、晚安。我也用不着去注意雇员的活儿干得怎么样。当我自己被雇佣时，我得当心别让老板看见我在坐着、抽了根烟或者偷吃了一小块熟肉。我只盼望着，明天去到老远老远的地方，远离人群。虽然那里也会有人，但那里也会有我一直相信的东西，像所有总在电灯光下面工作的人一样，相信有朝一日能够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有朝一日，等我退了休，便要去看看森林是个什么样子，看看那整天、整个一生都照着我的脸，让我不得不用帽子盖着脸或躲到阴影底下去的太阳是个什么样子。我当餐厅服务员时，喜欢所有的门房、房屋看守、烧暖气的。他们每天至少一次跑到楼房前面去兜一圈儿，站在布拉格街道旁看看蓝天，看看乌云，看看不是由钟表而是由大自然测量出来的时辰。那些常常成为事实的不可置信之事没有把我抛弃，我相信这些不可置信之事，相信意外的惊喜，这就是我的星星，它引导着我走过我一生的道路，也许只是因为想向它自己证明，什么地方总有什么惊喜的事情在等着它。而我，越来越相信这颗星星，之所以越来越相信它，是因为它将我一直举到百万富翁的位置。而今天，当我重新从空中跌到地面，我发现我的这颗星星比别的时候更加明亮。直到现在，我才能看到它的正中心，它的心脏。我的眼睛不得不因我所经历的一切而衰弱，弱到使我能更多地体验和承受生活。大概是我想要更多地见识和认识，就必须熬得身心俱衰。事实就是如此！因为当我来到这里，在森林中步行了十公里，到了离克拉斯利采很远的地方，当我已经开始感到绝望的时候，前面出现了一座破旧的猎舍。我见到它，简直高兴得要发疯了，它让我多么的激动啊！这是德国人留下的，就像一个生长在城市，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所想象的那种林中小屋。我在一簇野葡萄藤下的条椅上坐下来，靠着木椅背，还真听到小木房里有滴答滴答的钟摆声。这种钟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我听到它的木质机械和轮子的运转声、链条的哗啦声和钟摆晃动的声音。我透过两个小山坡之间的空隙瞭望这地区的景色，已经不见种过庄稼的田地。我步行时猜测过这里曾经种过土豆、燕麦和大麦，可如今已经杂草丛生，荒芜了。村庄也是这样，就像我步行时路过的一个名叫西天庄的村子，就在一个十字路口旁边。到处都是倒塌的建筑和篱笆，偶然伸出几根大树干和长满熟透了的醋果的枝子。我鼓起勇气想走进这些破旧房屋去看看，可终究没有进去。我心惊胆战地站在那里，没法跨进里面什么都打得稀巴烂的那房间门槛，那里面家具桌椅全都翻倒在地，仿佛有人曾在这里砸过一通，将椅子按得双肩着地……有人用斧子砍了横梁，另一只斧子砍了锁着的木箱……另一个村子里有一群母牛在吃草。正值中午时分，大概牛群都在朝家走。我跟在它们后面，走上一条老菩提树林荫道。菩提林中露出一座巴洛克宫堡的塔尖……树木闪开到两边，一座漂亮的宫堡，上面有用钉子在生水泥里画出的一块块方形，我想大概是文艺复兴风格的。牛群撞开大门进了宫堡，我跟在这些母牛后面，暗自想道，它们大概是迷路还是怎么的。可是，没想到它们的牛棚就在这里，在一间宽阔的骑士厅中。有一条宽大的台阶通到这个大厅。牛群便待在二楼这座大厅的水晶玻璃吊灯和反映牧人生活的美丽天顶图画下面。可这些画上的景致仿佛是在希腊。那些男男女女的穿着打扮与这里的景致一点儿也不相吻合，倒像是在欧洲南部或更远一点什么地方的某块福地，因为画面上基督和人的衣着都像是欧洲南部人。大厅的各个窗子之间嵌着镜子，这些母牛颇有兴致地久久望着它们自己。我踮着脚尖走出牛棚下了台阶，同时也发现，这大概是又一桩成为事实的不可置信的事情。我对自己也感到很得意。我看到，如果不是我，换了别人，恐怕什么也看不见，可我还就是喜欢看到点什么，甚至我还为能看到使我毛骨悚然的这种荒芜而感到高兴。这就像每个人都害怕罪行，避免发生不幸，可一旦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儿，则每一个人，只要做得到，又都要去看一看，仔细盯一盯砍在头上的斧子，轧在电车底下的老太太，只不过我现在是以正常的步子走着，而不像其他人那样跑着离开出事的地方而已。我很高兴能是这个样子。我甚至还发现，这种不幸、苦难和丑恶之事，对我来说并不算多，本来对我、对这个世界还可涌来更多的不幸与丑恶的……我坐在那林间小木舍的前面，随后走来了两个人。我看出他们是住在这里的。我将和他们在这里一块儿住上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向他们介绍我是何许人也，是怎么来到这里的。那个灰白胡子的男人用一只眼睛瞟着我喃喃地说：他是一位法国文学教授。还介绍我认识了一下旁边那个长相还不错的姑娘。我一眼就看出她准是从劳教所放出来的，或者是站在金融街普拉什纳门附近招引男人的那种女孩，并且常去我们那种高级饭店。从她的动作里，我可以想象出她脱光衣服时会是个什么样子，她胳肢窝底下的毛又会是啥样的。这个金黄头发的姑娘甚至勾起了我已经丧失多年的一种欲望。我渴望着即使不能真正地，但也至少用我的目光慢悠悠地脱去她的衣服。连我自己都对自己的这种欲望感到吃惊，我把它当做是一个好兆头。她告诉我说，她是因为晚上喜欢出去跳舞而被罚到这里来的。她名叫玛采拉，是马什内利巧克力糖厂出了师的技工。她穿着一条男裤，上面沾满松树脂和针叶，头发里甚至全身都沾满了针叶。而那位教授，也跟她一样，穿着一双胶筒靴，从里面露出了包脚布，也是全身沾满了松树脂和针叶。他们两人身上都散发着一股松明和木材的气味。我跟在他们后面，走进了林中小屋，里面乱七八糟的，还不如被德国人糟蹋过的房子哩，这些德国人总是用斧子来寻找财宝或者撬开大门，好去翻箱倒柜。小屋的桌上堆满了烟头和火柴棍儿，地面也是这样，仿佛有人只用肘子一扫，把桌面的垃圾扫到地上。教授对我说我将睡在楼上，并马上将我领到那里。他开门的方法也特别，用穿着胶筒靴的脚往门上一踢就是。我于是进到了一个很美的房间。全是木制的，有两个小窗户，窗子四周还爬着野葡萄藤枝干和卷须。我打开又一扇门，就来到一条外廊上，也是木头做的。我可以绕着小屋走一圈儿，四面八方都能看见，还可不时地碰着那些野葡萄藤。我在一只被撬开的木箱上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高兴得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喊一声和做点什么。我打开箱子，为表示我对看到的一切和等待着我的这一切的喜悦心情，我披上了蓝色绶带并别上了那颗金星，走下楼去。教授的脚跷在桌上正抽着烟。那女孩在梳头，听教授给她讲述什么。他称呼她小姐，几乎每说一句话都要重复一下小姐这个词，喊得都有些发抖，我以为他在跟她约定什么……于是，我走进去，因为一切，一切有价值之物在我看来都无所谓。我装腔作势地走来走去，还举起双手，仿佛在做时装表演，从各个角度展示一番。然后，我坐下来问道，下午要不要跟他们一块儿去干活儿。教授笑了，他的眼睛很漂亮，对我说：“你这个坏小子，二百五！有罪的家伙！”仿佛根本没注意到我身上佩戴的绶带勋章，说我们一个小时之后就得去干活。说罢，接着跟那小姐对话。我并不奇怪他对她说着法文：桌子、椅子、房子……她跟着学，可总是把重音说反了。他便极其和蔼地对她说：“你这个笨丫头！我要把腰带解下来，不是用这根皮带，而是用皮带上的扣儿抽你一嘴巴！”然后，又温柔地重复那些法文，非常耐心，仿佛他的眼睛和声音都在抚摸她。这个来自澳利约卡城马什内利巧克力厂的丫头，大概把这几个字读得很糟糕。我觉得这个玛采拉有点儿成心不好好读。她不想学，但认得这些字，只是故意这么读，好让教授温和地骂她一声“你这个坏丫头！笨蛋，有罪的家伙”。我顺手关上门时，教授在我身后说了声：“谢谢！”我将头伸到门扇中间说：“我曾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的皇帝。”并用手抚摸了一下蓝色绶带。他不得不把一双备用胶筒靴借给我，因为这地方很潮湿，早上的露水多得像串珠儿窗帘一样，每一片草叶上都是满满的一串露珠儿。你随便碰一下哪一片叶子，就能掉下一大串水珠儿，像扯断的珍珠项链一样。我第一天的工作就已显得很了不起。我们来到一棵半截被埋在砍落的碎枝下的漂亮云杉前，继续将一些枝杈砍下。枝杈堆越码越高，直到伐木工人带着锯子来到。教授对我说，这不是一般的云杉，而是一棵有共振功能的云杉。为证明这一点，他从皮包里掏出一个调音器，这调音器的声音很好听，能发出一种充满密集音色环的清亮声音来。然后，他让我将耳朵贴在树干上，细听这十分美妙的声音……于是，我们站在那儿，抱着那棵云杉。那姑娘则坐在树墩上抽烟，她并没有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可看得出来这一切都使她感到厌倦和生气。她转过脸去，眼睛望着天空，仿佛在那里抱怨。在这世界上，她究竟厌恶谁呢？我蹲下来，半跪着抱住树干，只听得里面的声音响得比无线电报机里的还要厉害。后来，等到伐木工们蹲下要开锯的时候，我就爬到那一堆码得有半棵云杉树高的树杈上聆听锯子如何锯树，云杉的怨诉声如何越来越高，而又多么和谐，这和谐之声又如何被锯声所打乱。我听到树干在为它的躯体遭受锯杀而哭诉……后来，教授朝我吼了一声，让我下来。我连忙溜下，霎时间，云杉弯下身，摇晃一下，就这么倾斜着停顿了一下，然后便哀号着迅速倒掉，仿佛敞开双臂在摆放齐整的枝杈搀扶下倒在了地上。这些枝杈延缓了树干往下倒的速度，防止了它被摔碎乃至失去这云杉美妙的音乐，因为像这样的云杉为数不多，这时便要求我们将它认真地做一番修剪，锯成长段，然后再将它小心地放在软被子上运进厂里。厂里将长段云杉锯成大木板、小木板，用来做提琴和大提琴等弦乐器……但特别要认真挑选那些始终保持着那音乐的小薄板……我在这里已经一个月，然后两个月，我们专为云杉木材准备运走时用的铺垫物，好让这些有音乐共振性能的木材不被震坏，就像妈妈将孩子放进被褥里去那样细心。每天晚上，我都听着教授怎样骂我们，不仅用那些最粗鲁的语言骂那姑娘，而且也骂我，说我们都是白痴、傻瓜、斑鬣狗、尖声喊叫的臭鼬，为的是让我们好好学习法语单词。我在厨房里的山村瓷砖灶上做晚饭，点燃煤油灯的时候，只听得那几个漂亮的法文字总是被那姑娘错读出来。她从巧克力糖厂被送到这里来劳动是因为她爱玩，爱换着个儿跟男孩睡觉，这是她自己对我们说的。她的自白跟我从街上那些野姑娘嘴里听到的没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这个姑娘心甘情愿这么干而且不要报酬，仅仅出自爱，出自因有人在片刻间或者在一整夜里喜欢过她而获得的片刻欢乐。这对她来说就完全够了，就已经感到幸福了。而在这里，她必须劳动，晚上还让她学法语单词。并不是她想学法语，只是因为无聊，不知怎样打发这漫长的夜晚。要让她孤身一人，不能跟一个什么人在一起，那简直要她的命……到了第二个月，教授开始给我们讲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如今这变化可大啦，我和她都很高兴。玛采拉开始表现出兴趣，教授整晚给她介绍超现实主义者，讲德斯诺斯、雅里、里贝蒙特-德萨格内斯，讲巴黎的美女俊男……有一天，他拿来一本原作，名叫《大众玫瑰》……每天晚上都给我们朗读和翻译一首诗。干活的时候，我们就细细分析这首诗，一幅画面接着一幅画面，一切都是那样的模糊不清。然而我们就这么一句一句地分析着，到最后总能把它的内容吃透。我用心地听着，现在连我也开始读起书来，还读一些我从来不喜欢的难懂的诗。我现在读着它，也弄得比较明白了，还要常常解释几句，连教授都不禁问道：“你这阉牛，你这白痴，你怎么会知道的？”我像一只被人在脖子下面搔了搔痒的猫，受宠若惊。教授这样骂你，就是赞许你呀！大概他开始喜欢我了，因为他现在已像骂玛采拉一样地骂我。现在他跟她干活时只用法语交谈……有一回，我带着这些可做乐器的木材去到工厂，交完木材之后就拿到了报酬。我买些吃的，还买了一瓶白兰地和一束石竹花。可刚到工厂拐弯处就遇上了倾盆大雨，于是我只得在一棵树下躲雨，然后又跑到一个破旧厕所里去避雨，因为雨实在太大了。雨点儿打在盖着这座厕所屋顶的小木板上。可这并不是厕所，该是个什么军事哨所。我还注意到，这所小房子两侧的洞眼也是用这些小木板来遮盖着的，免得灌风……我坐在这间小屋里，四下打量一番，敲了敲这些盖着屋顶和两侧的小木板。等到雨停之后，我又回到这家乐器厂。他们两次把我撵出来，可到最后我还是想法子见着了厂长。他把我带到工厂后面的一个堆着乱七八糟的仓库里，又在那里见到了十块这种珍贵的小板子。已经有好几十年的时间了，有人在许多年前就用它们来遮挡这小房子的过堂风。“您怎么会发现这是些有音乐共振性能的木材？”厂长惊讶地问道。“我曾经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的皇帝呀！”我回答说。厂长哈哈大笑了，并在我背上啪地拍一下，他笑得都咳嗽起来了，然后说：“这事儿您干对了！”我也在微笑，因为，或许我大概变化很大，乃至谁也没认出我真的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皇帝。
可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已经学会自己寻开心了，每当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时就能做到这一点，有很多人在场反倒使我感觉不自在。我感到后来我不得不只跟自己对话，觉得这将是我最亲切最合心意的伙伴，是我的另一个我、我的探索者，是我越来越乐意与之倾心交谈的我心底里的培育者。也许是因为我从教授那里所听到的一切对我产生的影响。他的话语总跟咒骂连在一起，任何一个马车夫也不会像这位法国文学和美学教授这样骂马和骂人。与此同时，他却向我们讲解了一切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每天晚上都给我们讲授。在我开门回自己房间去之前，在他入睡和我们大家都入睡之前，直到最后一刹那，他都在讲解，什么是美学，什么是伦理学。他还谈哲学和哲学家。关于哲学家他是这样解释的：基督耶稣也不排除在外，这是强盗、流氓无赖和杀人犯中的一帮匪徒。说要是没有他们，人类会更好过些。可又说人类都是些坏小子、傻瓜白痴、犯罪者。也许是那位教授使我坚信有必要一个人独处，晚上看见的是星星，中午只能看见深井……于是，我决心离开这儿。有一天，我一起床就同大家握手，感谢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然后回布拉格去了。我在这里几乎多待了半年时间。教授先生和他那位姑娘彼此之间现在只用法语交谈，而且总有的可谈。这教授连睡着的时候都在跟她说话，不管走到哪里，他都在准备着怎样尽量多地去咒骂那越长越美的姑娘，以便用下次为她讲授的内容来给她以更多更多的惊喜。就像我所看到的，他已在这荒野里生死不渝地爱上了她。因为我曾经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皇帝啊！我已看出来，那姑娘将使他不幸。因为有朝一日，待到她知晓了一切，学会了她本不愿意学的一切，那些突然使她净化，让她变得美丽的一切，她将离他而去……她也会在完全另一种意义上重复教授先生给她读过的亚里士多德的一段什么语录。他们曾指责亚里士多德是从柏拉图那里剽窃来的……亚里士多德说过，当小马驹吸干了母马的奶，便会反过来踢它一脚。也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当我办完我最终一行职业的最后手续后（我想这将是最后一行职业，大概也真会是最后一次了，因为我了解自己，因为我曾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皇帝呀），有一次，我沿火车站走着，玛采拉迎面朝我走来。她沉思着，头发编成一条小辫子，小辫上扎了根紫色发带。她若有所思地走着。我看着她，可她却神不守舍地打我身边过去，其他行人也跟我一样回头张望她。她腋下夹着一本书，这个曾经在马什内利巧克力厂做过工的野丫头……我只需瞧一下这低着的脑袋，就知道她那本书的名字叫《超现实主义史》。她漫着步，我不禁笑笑，也兴致勃勃地跨着步，我曾经见过这个执拗的无教养的姑娘像她习惯了的那样跟教授谈话，这位善良的教授却教会了她与一个有教养的女士相称的一切……她现在打我旁边走过，犹如图书馆里那些尚未开化的大学生。我很准确地知道这姑娘将来不会幸福，可她的一生将是忧伤美丽的，跟她一起生活对一个男人来说，将既是一种折磨而又充满着……
这个玛采拉，这个来自马什内利巧克力厂的姑娘，她在我脑海里常常是我遇到她腋下夹着那本书的样子。我总想着那本书，想着从它的书页里大概灌输了些什么到这个沉思而执拗的脑袋里。我仿佛总看见这个长着一双美丽眼睛的脑袋，这双眼睛在一年之前还并不漂亮，可这一切都是那教授的功劳。那教授将这姑娘变成了一位看书的美女。我看着她的手指如何虔诚地怀着敬意翻阅着书页，像拿取圣饼一样地用她干净的手指一页一页地翻阅着它。我曾看到，她在拿起这本书之前，总要先去洗一洗手，而她拿书的那种方式，透着一种彬彬有礼和谦恭的庄严肃穆感，像那次她在沉思中行走的样子，又犹如那富有音乐共振性能的云杉。她整个的魅力就是一部从里到外，由一双眼睛传音给另一双眼睛的调音器。这另一双眼睛能够看到这个突然变化了的她，仿佛通过瓶颈将她的美好特性流到瓶子的另一端。我回忆起这位巧克力姑娘一幅幅活动着的半身像。要是有可能，实际上我真愿意用牡丹花瓣和花朵把她整个地装饰起来，给她的脑袋插上云杉枝和槲寄生藤。我这个对女人向来只看下半身并注意她的腿和肚子的人，对这位姑娘我却将目光和渴求移向上方，移到她美丽的脖颈上，她翻着书本的美丽的手上，她放射着美丽光芒的眼睛上。这美丽的光芒是因为她的变化而产生的，而这变化坦然地洋溢在她整个的少女的脸颊上，在每一道轻微的波纹上，在她眼睛的挤动上，在她丝丝的微笑上，在她用可爱的食指从左到右拨弄着鼻子的明显动作上。她的脸更加富有人情味儿，这都得归功于那些法语单词、法语句子乃至法语对话，归功于她对英俊的青年男士，那些发现人类奇迹的诗人们复杂而优美的诗句的深刻领会。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变成了现实的不可置信的事情。我用我臆造出来的圣母马利亚之花在这位来自马什内利工厂的巧克力姑娘的头像四周围了一个框儿，将她装饰起来……在火车上，我一路都想着这位姑娘，微笑着和她站在一起。我在所有车站上，在所有行驶着的火车或停在旁边铁轨的火车车厢上贴了她的海报，我甚至自己抓着自己的手，仿佛我在拉着她的手。我环视一下四周旅客们的脸，他们谁也不可能知道我斗胆在想些什么，谁也没从我脸上看出我心里的活动。当我在最后一站下了车，然后搭公共汽车经过一个酷似我曾经伐过共振云杉的地区，我曾为它们像铺鹅绒被似的垫上高高的一堆枝杈，这时，我更多地回想并细细思量这位来自马什内利工厂的姑娘的样子，我看到她的熟人在怎样地冲她喊叫，他们怎样千方百计用从前对待她的态度来对待她，他们在怎样地引诱她像从前那样，只用肚子、大腿和以她裤头松紧带为界的整个下身与他们对话。谁也不明白，她现在更看重她这松紧带以上的身体啊……我在狍庄一下车便去问路。我告诉人家说，我要到离这儿很远很远的地方，几乎在深山老林里，谁也不愿去的一段公路上当一年养路工。下午，我便领到一匹小马驹和一辆四轮车。他们还建议我买一只山羊，并送了我一只狼狗。于是我就坐着马车出发了。车上放着我的行李，车后面用绳子拴着羊和狼狗。狼狗和我成了朋友，我买香肠给它吃。我们的路慢慢地朝上延伸，一路上的云杉越来越大，松树越来越高，小幼林和草木丛交替着长在倒塌的板条篱笆间，篱笆桩子在逐渐腐烂，变成腐殖质，上面长出了覆盆子和黑莓丛。我让小马拉着一步一步往前走，这是一匹矿井里常用的那种小马。我想，这匹小马肯定曾经在地底下待过，因为它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就像我常见到的锅炉工和那些白天也在电灯或煤油灯下面工作的人那样。他们从矿井或锅炉房跑出来，为的是朝上看看天空有多美，因为对于这些眼睛来说，每块天空都是美丽的。当我们走进更加荒凉的地区时，一些已经离开这里的德国工人的林中小屋从我眼中一掠而过。每经过这么一所小房子，我都要停下车来，站在荨麻和野生覆盆子长得高到我胸口的门槛上，看看里面杂草丛生的厨房和睡房，几乎每间屋子都有电灯泡。我沿着电线一直走到小溪旁，那里还有用一个微型滑轮发动的小不点发电站，是在这里的伐木工人亲手做的。他们曾经生活在这里，又不得不离开这里……他们被迫离开这里，跟那些富翁、那些搞政治的人一样被驱逐。我对那些富翁和政客们非常了解，他们傲慢骄横，粗暴、自夸和残忍。对这些人这样做我能理解，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有一双劳动的手的工人也得搬走，现在没有任何人替他们来干这份活儿。可怜这些人，他们除了在山坡上的一小块田地和林中的辛劳之外，真是一无所有。这些工人也没有时间去骄横傲慢，他们一定很恭顺，因为我所观察到的，如今正朝它走去的这种生活教会了他们这一点。我突然有个主意：打开箱子，从里面掏出装着那颗金星勋章的盒子和蓝色绶带，将绶带斜挎在我胸前，金星别在侧翼，闪闪发光。我随着小马一步一点头的节拍朝前走着。小马一会儿一回头，看一眼我的那条蓝绶带，山羊咩咩叫一声，狼狗跟在后面快乐地汪汪着，它都快要碰着我的绶带了。我们又停下来，我解开拴着山羊的绳子，走去看看另一所遇到的小房屋。这是一个小饭店，是林子里那种有间大堂屋的饭店，出奇的是它还很干燥，且窗子很小。一切都摆放得大概跟原来一样，包括槅板架上的半公升装啤酒、原木板上带龙头的啤酒桶……我从屋里走出来的时候，感到有双眼睛在瞅我，原来是留在这里的一只猫。我叫它过来，它喵呜叫着，我回到车子那儿去拿了块香肠来给它。我半蹲着逗它玩，它想让我摸摸它，可是长期的孤独和对人的味道不习惯，又使它躲闪离去。我将香肠放在地上，它狼吞虎咽地吃着。我再将手伸过去，它却又跳开了，毛全竖了起来，而且恶狠狠地发出咝咝声……我走出这所房子，只见山羊在溪边饮水，我提着水壶打些水给小马喝，等它们喝够了水，我们又上路了。到了拐弯处，我回头望望，想从反方向看这地方风景如何，就像我往常回首欣赏美丽的姑娘那样。我看到小饭铺那只猫跟在我们后面走，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我一扬鞭，一吆喝，心中充满了欢乐，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不过唱的声不大，因为我这一生都几乎没唱过歌。我整个一生，整个这几十年都没想到过要唱歌……如今我却在唱，自己想出来的字句，配上这支曲子……狼狗开始尖叫，它蹲在那里，叫了好长时间。我给它一小块香肠，它在我腿上蹭了蹭。可我还是继续歌唱着，我的这种歌唱，并非歌，实际只是一种尖声叫嚷，只不过我以为是歌而已，跟那狗叫没什么两样。然而我却觉得借助这歌唱，把我装满在盒子或抽屉里的过期票证、无用的信件和明信片全倒了出来。我歌唱的嘴巴在吹走撕破了的、粘在一块儿的海报碎片，球赛的、音乐会的、展览会和管乐演奏的各类海报混杂在一起，内容变得荒唐之极。这些东西就像烟雾滞留在吸烟人的肺里一样，让人难受。我这么歌唱着，犹如从堵塞的咽喉里往外吐往外咳，犹如饭铺老板在用开水蒸馏洗烫啤酒瓶。我就这样地越过旷野，谁也不能再听见我的声音。不管我往哪里瞧，到处只是一片茫茫旷野。从山坡上，我看到的只是森林。人和人的劳动所留下的痕迹，渐渐被森林一步步吞噬掉。原来的田地只剩下碎石块，野草和灌木丛长进了房屋，接骨木枝干掀开了水泥地板，并在上面铺满树叶和小树枝。它的力气比千斤顶、水压起重器或压榨机还要大。我沿着一堆堆碎石和石板路基走到一座大房子那儿。我绕过这座房子，看到我在这里，在这条路上干活大概还不错。虽说让我来铺石板路基和养路，可眼下不见任何人开车打这儿过，大概以后也不会有人打这儿过，因为只有出了什么事或者在夏天需要运送木材的时候，才需要养护它。后来，我听到有人在哀诉，还有小提琴演奏的音乐，哭泣般的歌唱。我朝着这凄凉的声音走去，甚至没注意到我那匹解了缰绳取了轭的小马和山羊与狼狗都跟在我后面。我终于找到待在一起的三个人。这是将由我来替换的茨冈人。我所看见的真有些像神奇的巧遇，成了现在不可置信的事情……那位茨冈老妇像所有游牧民一样蹲在小火堆旁，用根棍子在一口双耳架在两块石头上的锅里搅和着。她一只手在搅和，另一只手的肘部撑在膝盖上，手掌托着前额，黑发辫条耷拉在她手背上……茨冈老汉则伸直两腿坐在路上，用一个锤子在狠狠地敲打铺在路上的石板路基。他旁边站着一名穿着腿上系有铃铛的紧腰黑长裤的小伙子，他弯着腰，正用小提琴演奏一段激情的沉思曲，一首典型的茨冈曲子。它使老人情绪激动地唱起了声音很尖、音调拖得很长的忧伤歌曲，把烫得快要焦了的一把柴拽下来扔进火堆，接着捶他的路基。他的儿子或者是侄儿仍在演奏音乐，老妇人在煮着什么食物。我看到眼前这情景，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我将独自一人在这里，没有任何人给我烧饭，也不会有人给我拉小提琴，陪伴着我的只有小马、山羊、狼狗和始终对我们敬而远之、与我们保持一定距离的猫……我咳嗽了一声。老妇人回过头来，像看太阳一样地眯缝着眼睛瞅着我……老汉停下手上的活儿，那年轻人放下提琴，向我鞠躬致意。我对他们说，我将在这儿开始劳动……两位老人都站起身来，对我鞠躬，同我握手，并对我说他们什么都准备好了。直到这时，我才看到灌木丛里停着他们的车子，一辆后面有两个高轮子的轻便茨冈车。他们还对我说我是他们在这个月里见到的第一个人。我问他们：“真是这样？”可我不相信。年轻人从车上取出提琴盒，像把婴儿放到摇篮去一样，小心翼翼地将提琴放进盒子里一块绣了艺术字体词曲的丝绒布上。他又看看这把提琴，摸一下丝绒垫布，然后才关上了琴盒，跳上那辆搬家用的车子，抓起缰绳。老养路工也坐到车上，旁边坐着他的老伴儿，从这条破损而已经修好的公路出发了。车子走到他们房子前停下来，他们从里面抱出毯子、被褥、几个罐子和几口小锅。我使劲劝他们在这里住一夜再走，可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走，就像他们所说的，以便至少还能看到人。我问：“这里冬天怎么样？”“哎呀呀呀！”那位茨冈老人说：“很糟！我们把山羊吃了，然后又把狗和猫杀掉吃了。”他举起一只手，伸出三个指头发誓说：“三个月没见到过一个人。大雪……将我埋住了。”老婆婆哭着重复一句说：“大雪将我们埋住了。”然后就哭开了。年轻人掏出小提琴，又演奏了一支忧伤的歌曲。茨冈老人扯一下缰绳，连那匹小马也使劲往前一拽。年轻的茨冈人站着拉琴，一脸忧愁，演奏着茨冈浪漫曲。茨冈老奶奶和老爷爷轻声地哭泣着，脸上布满了苦难的皱纹，对我频频点头。他们用双手示意对我的怜悯，但也表示了对我的遗憾，用他们的双手将我并非从他们身边而是从生活中抛开。这一双双手仿佛将我埋葬起来……他们来到小山坡时，老汉在车上站起身，又拽掉一把头发，大概是他陷入绝望和对我同情的表现吧……我走进荒凉的客栈一个大房间里，想看看我将住在哪儿。我在客栈里转了一圈儿，又绕着牲口圈、柴火棚、干草房走了一趟。我甚至没有注意到，我四处转悠的时候，小马、山羊、狼狗甚至那只猫都跟在我的后面。当我走到水泵那儿去想洗一洗的时候，小马、山羊、狼狗和猫也都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我回头朝它们一看，它们也都在望着我。我看出来了，它们是担心我会将它们扔在这里哩！我对它们微微一笑，挨个地摸摸它们的头，猫儿本来也想让我摸摸的，可是，过分的胆怯又让它闪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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