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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职业是在山中杰钦那个地方的一家旅馆里当餐厅服务员，后来当领班。当我刚到这家旅馆时，几乎吓了一跳。这不是我原先想象的一家什么小旅馆，而整个是一所坐落在森林和林中温泉之间的小而又小的城市，或者说一个大村庄。这里的空气非常新鲜，简直可以把它装进酒杯里来喝。你只需转过脸来对着清新的微风，像鱼儿扇动着鳃一样慢慢地吞咽着，你就会相当清楚地感到混合着负离子的氧气如何流过你的呼吸器官，你的肺和内脏如何慢慢地吸着气。你仿佛在来到这儿之前，还在下面的时候，你的轮胎被扎了个洞，早已漏气，直到来了这里，你才在这行车更安全也更舒服的环境里自然而然地补足了气。丽莎用军车将我送到这里，她在这里自如得就像在家里一样。当她带我驶过组成主要庭院的林荫道时，她一直在微笑。院落里有些德国式的粗犷雕塑，国王和皇帝的雕像，一切都是用新开的大理石或白色的方解石砌成，像晶体糖一样闪光。其他楼房也用这些材料建造。这些楼房由一条主要柱廊分开，犹如洋槐叶子。那里到处还有其他一些柱廊，你在进到每座楼房之前，都可以或者说都必须经过带有粗犷雕塑的柱廊。所有墙壁都以表现光辉的德国历史为题材的浮雕作装饰，画面上的人物都还拿着斧子和穿着兽皮，有点儿像伊拉塞克的《捷克古老传说》中的情景。不过，服装是日耳曼民族的。丽莎向我解说着一切，我简直惊讶得反应不过来。我突然想起了宁静旅馆中的大个子杂役来，他经常爱说一些不可置信的事情。这里的一切也让人不可置信。丽莎骄傲地向我讲述着，说这里有中欧地区最有利于健康的空气。在布拉格附近奥霍里契基和波特莫夏尼也有这么个地方，说这里是欧洲第一个优质人种培育站。她还说纳粹党在这里建立了德国姑娘和纯血种党卫军军人的第一个优质血液基地。说这一切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说这里不仅每天都在以老日耳曼人的突击式性交完成着国家社会主义性交，更主要的是未来产妇的子宫在这里孕育出新的欧洲人。孩子们先在这里待上一年，然后再分散到蒂罗尔、巴伐利亚和切尔尼莱斯，或者海边去，以便在那里的幼儿园和小学继续接受新人教育。当然，他们已不再留在妈妈身边，而是在新学校的照看监督下成长。丽莎还将外形像农舍的一座座漂亮小房子指给我看。在房子的窗口、平台和木廊上都是花。我看到那些未来的母亲，那些体壮如农家金发姑娘的母亲，仿佛不是这个世纪的人，而是我们的胡姆波列茨和哈纳地区这样偏僻小乡村的人。那里的人还穿着条纹衬裙和从前妇女们穿的低圆领泡泡袖衬衫，或者像鲍日娜画像中的那种衣服。鲍日娜出来洗衣服的时候，奥德希赫骑马经过，对她一见钟情。这里的姑娘胸脯都很美，一切都很美。她们老爱出来散步，散步时总是穿过这些柱子，仿佛这是她们的一项任务。她们边走边看着那些英猛勇士的雕塑，或在那些英俊的国王和皇帝塑像面前久久停留，也许她们正将这些面孔和形象，以及这些名人在过去年月里的光辉历史，深深印到脑海里。后来，我从一个培训班的窗口听到和得知了这一切。在这培训班的课堂上讲授着这些传奇人物的故事，并对这些未来的母亲进行考试，看看她们是否记住了这些历史，能不能背出来，因为这些妇女必须知道这些。丽莎这么告诉我说，这些姑娘脑海里的这些画面，渐渐渗透到她们整个身体，最初只是渗透到她们的黏液里，然后到蝌蚪一样的东西里，然后就类似雨蛙或癞蛤蟆体内，最后就到小人胎里。这小人儿一个月一个月地长大，当他完全长成人的时候，所有这些知识和图像就会毫无疑问、天经地义地表现在这新生命里。丽莎跟我一道走遍这个地方，甚至还拉着我的手。我还注意到当她用眼睛瞟一下我的浅色头发时，步子立即变得更加轻盈。她向她单位的领导介绍我时，称呼我为蒂迪尔，就是我爷爷墓碑上那个姓。我也看出来，丽莎也希望在这儿住上九个月或更长时间，也想给帝国献上一个纯血种的后代。我一面想象着他们如何为了要个未来的孩子，就用类似母牛和公牛、母羊和公羊的配种方式来完成任务，一面看着柱子、雕塑连绵不断的林荫道。到最后，我发现我什么也看不见，而所见到的只是一块包围着我的充满着莫大恐惧的乌云，让我担惊害怕。可我一想到我曾经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尽管我和个子高的人一样玩双杠和吊环，可雄鹰协会的队组却不接受我。想起我在巴黎饭店那次丢失金匙时的遭遇，想起我只因与一位日耳曼族的体育教员谈恋爱而遭众人啐唾沫，而现在，高贵的国家社会主义营地的指挥官亲自跟我握手，我看到他在打量我那干草般的头发，仿佛看到一位美丽的姑娘，喝了最合他口味的美酒一样和蔼地对我微笑，我就感到心理平衡了。尽管我现在并没戴上与燕尾服配套的硬领子，我也头一次觉得：一个人用不着个子高，而要自己感觉到高大。于是，我开始平静地环顾四周，我不仅不再是小跑堂的，而且也不再是什么店小二，命定要渺小到死、任人呼来唤去、挨骂的小堂倌。现在我是赫尔·蒂迪尔，对于德国人来说，小堂倌已从这个名字里消失了。他们准是拿这名字与别的什么完全另样的东西联系起来。其实他们在德文里没法将这名字与任何东西联系起来。因此我在这里开始成为一个受尊敬的人，原因是我的名字叫蒂迪尔。就像丽莎对我说的，连普鲁士和波莫尚尼贵族都会羡慕我有这样的名字。在他们的名字里，总有着斯拉夫根的痕迹。我，赫尔·蒂迪尔，餐厅五区服务员，那里有五张餐桌的午餐晚餐由我负责招待。总共五名怀了孕的德国姑娘。她们只要一按铃，我会立即给她们送去牛奶，一杯山泉水，蒂罗尔甜圆饼或一碟酱肉，总而言之这里菜谱上的一切。
我在宁静旅馆或巴黎饭店积累的好经验，在这里全都得以开花结果。于是，我便成了这些怀孕的德国女人的大众情人。巴黎饭店酒吧间的小姐也是这样对待我的，尤其当每个星期四那些富商带着她们分别进到单间的时候。不过这些德国女郎都跟丽莎一样，总爱用爱慕的眼光看着我的头发，我的燕尾服。后来，丽莎逼着我在星期天过节的时候，挂上那条蓝色绶带和那枚中间嵌着刻有维利布斯、乌尼迪斯字样的红宝石，金光四射的勋章。我到这里才得知，在阿比西尼亚也有玛利亚·特莱齐亚钱币基地……在我工作的这座小城里，各个兵种的士兵每晚都到这里享用美餐，喝莱茵葡萄酒和摩泽尔葡萄酒，而姑娘们只喝牛奶，好让男人们在科学的监督下能一夜又一夜地纵情寻欢，以满足性欲，直至最后一刹那。我这个曾经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皇帝的餐厅服务员，在这里就跟曾经侍候过英国国王的斯克希万涅克领班先生一样，手下也有一个年轻的服务员。我也像斯克希万涅克先生训练我一样地训练他，让他知道这个或那个士兵大概是哪里人，可能点些什么菜。我们也拿十马克打赌，也搁在折叠小茶几上，而我几乎总是赢他，可说是十拿九稳。这种胜利的感觉影响着你的一生。你即使有时灰心失望，它也会使你不至于打不起精神来，特别是当自己在自己的祖国被人当小人物看待，当永远的小堂倌看待的环境里。眼下，我却受到德国人的尊重和赞扬。每天下午，如果是晴天，我就将一杯牛奶或者冰淇淋，有时根据点菜单改为热奶或者茶，送到蓝色游泳池去。那些怀孕的德国女人披散着头发、赤身裸体地在游泳。我被当成仿佛其中的一位医生。我也乐得这样，因此可以大大方方地看着她们怎样一伸一缩，披散着头发做着各种漂亮的游泳动作。可我并不怎么在意她们的身体，我从呆若木鸡的惊叹中清醒过来，深深地喜欢上她们漂在水面的秀美长发，仿佛是漂浮在她们身后一道淡淡的烟雾。每当她们手脚猛力一划，那秀发便伸得直直的，片刻间仿佛停住没动，发尖儿微微起些波浪，宛如一道帷帘。上面是灿烂的阳光，下面是蓝绿小瓷砖的池底，手脚每划动一下，便将金灿灿的阳光和彩色瓷砖交相辉映的波浪划成碎片。池壁上美丽的靓影，水中游动着的女人身姿，汇合成一幅优美动人的图画。等她们游完泳，就收回双脚，站起来，露着乳房和肚子，滴答着水，活像一位水仙女。这时，我立即将杯子递给她们。她们慢悠悠地喝着吃着，养精蓄锐以便再次下水。她们像做祈祷似的合上双手，然后快速拨开水面。她们不是为自己，而是又在为那些未来的孩子游泳了。几个月下来，我在这里，在室内游泳池里看到：不仅母亲们在游泳，连那些小不点婴儿，三个月大的娃娃，也跟着那些年轻母亲们在游泳，像母熊带着小熊或者当天刚刚出生的小海豹或水鸭子一样。只是现在我已明白：这些在这儿怀上孩子，挺个大肚子并在这里游泳的女人，都把我当做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放牛娃看待，即使我穿的是燕尾服，她们也只是把我当做一个小乡巴佬，甚至仿佛我这个人根本不存在，只是她们的一个什么衣帽架而已，因为她们在我面前毫无羞色。我只不过是一个侍童，类似王后身边的小丑或小侏儒而已，而她们爬出水面时，只注意别让栏杆外面的什么人看见。有一次，闯进来一个喝醉的党卫军人，她们吓得尖叫，用毛巾盖着肚子，胳膊遮住乳房，慌忙逃到更衣室里，可每当我端着装了一杯杯饮料的托盘走进来时，她们若无其事地赤身裸体站在那里聊天，一只手扶着立柱，另一只手慢吞吞地擦拭着长满金黄细茸毛的肚子。她们的动作那么悠闲自在和仔细，擦了好半天的胯下，然后再擦半边屁股。我站在她们旁边，她们接过杯子，喝上一口，仿佛我就是那个推食品的折叠小茶几。我想看她们哪个部位就可以看哪个部位，一点也打扰不了，一点也破坏不了她们的宁静。她们继续用毛巾认真仔细擦拭着胯下，然后伸着手臂，仔细擦拭着乳房的各个部位，仿佛我根本就没站在那里……赶上一次突然有飞机打游泳池上空低低飞过，她们便连笑带叫地躲进了更衣室，过后又继续保持着原来的姿势擦来擦去。这时，我却一直端着渐渐冷却的饮料站在那里……当我有点儿空闲的时候，就给丽莎写上一封长信。这时她的地址改成了他们占领了的华沙，后来又改到巴黎。再后来，也许是因为节节胜利，这里的规章变得宽松了些，在小城郊外建造了一些蜡像馆、靶场，有旋转木马和秋千的游乐场，跟布拉格的集市一样，有很多精彩项目。所不同的是，在我们的小木板房上通常画的是女妖、半兽半人、各式各样寓意的女人和动物，而这里的打靶场射击牌、旋转木马和秋千上画的全是戴着古代钢盔的日耳曼军人。我从这些图画中学习德国人的文史地理知识。整整一年，我从第一张画走到另一张画学习。空闲的时候我就向文化专员请教。他很乐意给我解释，称呼我为“我亲爱的赫尔·蒂迪尔”，他的蒂迪尔叫得那么亲热，使得我一次又一次地请他通过这些画面来给我讲解德国历史，好让我也能生出一个日耳曼血统的小孩来，就像丽莎与我商定的那样。她带着已经战胜法国的心情来到这里对我说，她将向我求婚，但她得向她的父亲——赫普镇上的阿姆斯特丹城饭店的老板去请求应允。于是，又发生了一件不可置信的事情：我在赫普必须接受当地最高法院的法官和党卫军医生对我进行的体检。在我的书面申请书上，我将自己的亲属关系一直交代到我那位埋在茨维科夫坟地的爷爷约翰·蒂迪尔为止。在这份申请报告里，我引证了我爷爷高贵的日耳曼人身份，并表示恭敬地请求能与丽莎·伊丽莎白·巴巴涅克结婚，按照帝国法律，我请求做一次体检，以查明我作为其他民族的人，按照纽伦堡法规是否能够交媾，并能够使配偶孕育出高贵的日耳曼血统的孩子。就这样，正当在布拉格、布尔诺以及其他地方所有有权处决的法庭在处死我们的同胞时，我却赤身裸体站在医生面前，任凭他用棍子抬起我的生殖器。我还得转过身去，让他借助棍子察看肛门，然后又掂掂我的睾丸的分量，对记录员大声口述着他看到了什么，判断出什么和摸到了什么。然后，让我手淫，以便给他送来一些精子做科学检验用。因为他说的是一口带有地方方言的德国话，我无法听懂，可我非常清楚地感觉出来，他暴跳如雷地说了些什么。他说一个他妈的臭捷克佬还想讨个德国老婆，至少他的精子得比赫普镇最后一个旅馆里最后一名杂役工的精子要珍贵两倍才行。他还补充说，这种德国女人朝我啐出来的痰对她来说都是一种羞辱，对我来说却是一种荣耀……我突然在这遥远的地方看到了报上的新闻，就在德国人枪杀捷克人的同一天，我却在让人摆弄我的生殖器，好让自己够格与一个德国女人结婚。我突然感到莫大恐惧，那边在杀人，我却抓着自己的生殖器站在医生面前，阴茎始终无法勃起和流出几滴精液来。后来，有扇门开了，里面站着这位大夫，手里拿着我的那份文件。他现在才清楚地读到我的名字，知道我是什么人，因此他对我说话也变和气了，说：“赫尔·蒂迪尔，你怎么啦？”并拍拍我的肩膀，给我一些照片。灯亮了，我望着这些色情照片。这些照片我过去见过。每次，在我观看这些照片之前，我便全身发僵。我越看这些色情照片，就越是仿佛看到报上的大标题和消息：这些人和另外四名被判处死刑者被执行枪决。每天都有新的一批无辜的人被……而我却站在这里一手握着生殖器，一手将色情照片放到桌子上去，可总也达不到让我和丽莎、我的德国妻子怀上小孩的那种要求。到最后，不得不走来一位年轻的护士，由她来动几下。这时，我不能也不必去想任何事情，年轻护士的手是如此熟练，乃至不到几分钟就得到了我的两滴精液珠儿。经过两个钟头的化验，之后被认为是优质精液，完全可以进入到高贵的阴道而使之怀孕。捍卫日耳曼荣誉和血统机关，对我娶一个高贵的日耳曼血统女子为妻已提不出任何反对意见，重重的几颗印章使我得到了结婚许可证，而此时此刻，捷克的爱国者们在盖上同样印章的情况下，被判处了死刑。婚礼是在赫普举行的，在市政府的红色大厅里，到处都是带有弯钩十字徽号的红旗，连公务员的褐色制服上也斜披着一条红色肩带，带子上印着那弯钩十字徽号。我穿的是燕尾服，胸前仍旧斜挎着那条阿比西尼亚皇帝赐予的蓝绶带。新娘子丽莎穿的是猎人装和饰以橡树枝的短外套，翻领上有红底的弯钩十字徽号。这压根儿就不像婚礼，而像一项类似国家军队里的活动。讲话中净是什么血统、荣誉和义务之类的词，最后，也是由那穿制服、高筒靴以及褐色衬衣的市长，让我们这对新人走到一张桌子跟前。那儿挂了一面带有弯钩十字徽号的旗子，桌子上摆着一座从底下亮着灯光的、皱着眉头的希特勒半身塑像，照得黑影四射。市长先生将我和新娘的手放到这面旗子上，然后与我们握握手，表情很庄严。现在，结婚仪式开始了。市长对我们说，从这一瞬间起我们彼此结合了，我们的任务是：仅仅只想着国家社会主义党和养育一个同样在该党精神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孩子。随后，市长几乎含着眼泪隆重地对我们说，让我们俩不要因为自己不能在为建立新欧洲的斗争中牺牲而感到难过，因为有他们，士兵们和党在这一斗争中坚持到最后胜利……随后，留声机演奏德国纳粹党党歌，大家都跟着留声机一起唱，连丽莎也不例外。我突然想起，我以前唱的是“在斯特拉霍夫城堡”和“我的故乡在哪里”，可我还是跟着他们轻声地唱着。丽莎的胳膊肘轻轻碰我一下，眼里闪烁着光亮，于是我继续同他们一道唱着纳粹党党歌，而且还唱得相当起劲，到后来，仿佛我已是个德国人。当我注意观察谁是我婚礼的见证人时，发现那些上校们，赫普的最高党政领导人都来了。我知道，我要是在我家里举行婚礼，肯定会像什么事也没有那样无声无息。可在赫普，这简直成了一桩历史事件。因为丽莎在这里是有名望的。后来，婚礼结束，当我伸手去与前来祝贺的客人握手时，不禁开始冒汗，因为不管是普通德军还是党卫军的军官，都没有向我伸出手来。对于他们来说，我仍然是那个小堂倌，那个捷克矮子。所有的人都拥向丽莎，只对她表示祝贺，而让我一个人站在那里，谁也不来跟我握手，这使我很受刺激。那位市长拍拍我的肩膀，我立即将手伸过去，可他也不跟我握手，于是我就这样尴尬地站了一会儿，我因为握手一事而全身发僵了。市长扶着我的肩膀，将我领到办公室，让我签字和支付举办这次活动的出租汽车费用。我又试了一次，多付了一百马克到桌子上。一个职员对我说，这里不收小费，这里既不是酒楼，也不是餐厅、小酒家、小饭铺，而是新欧洲建造者机关。还说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血统和荣誉，绝不像在布拉格有的只是恐怖手段、贿赂和其他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行为。婚宴是在阿姆斯特丹城饭店举办的。我又看到，大家虽然也为我干杯，可实际上都在围着丽莎转。我虽然已经接受被用于培养纯种的艰辛任务，可我始终是个捷克佬，尽管我有一头漂亮的金黄头发，胸前披挂着绶带，旁边别着金光闪闪的勋章，也完全无济于事。可我脸上没有表现出来什么，仿佛我什么也没看见。我面带微笑，甚至还感觉良好。不是吗？我居然成了这位有名望的女人的丈夫。所有军官，倘若他们还没结婚的话，肯定也会向她求婚或者可能向她求婚，可如今谁也没有得到她，只有我把她迷住了。那些大兵大概也就会穿着高筒靴往女人床上扑，为的只是保住他们的血统和荣耀，根本不去想床上还有爱情、游戏和乐趣，像我早知道的那样，像我在天堂艳楼想到要用菊花、仙客来花枝在一位姑娘肚子上围成一个花环那样。两年前，我甚至还在这位有觉悟的德国女人、军队护士指挥官这一高职位女党员的肚子上摆了个花环。她如今在这里接受着他们的祝贺，可他们谁也想象不到我所见到的，那次她赤身裸体仰面躺着，我将绿松枝在她肚皮上围成一圈儿时，她也感到同样的荣幸，甚至比这一次市长将我俩的手放到那面红旗上面，并为我俩不能为新欧洲、为这一国家社会主义新人的斗争中牺牲而惋惜感到更加荣幸。当丽莎看到我在微笑，并接受了这个机关迫使我就范的这种游戏时，不禁端起酒杯望着我，大家都被这一场面惊愕了。我立即站起身来，好让自己再高一点儿。我俩端着酒杯面对面地站着，这些军官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以便能看得更清楚。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猜测着，仿佛我们在被审讯中。丽莎笑了，就像我俩在床上我对她用法语献殷勤时那样笑了。我们彼此凝视着，仿佛她和我都赤裸着身子，她的眼睛又像那次一样蒙上了一层薄雾，迷迷茫茫的。当女人们的眼睛这样似醉茫然的时候，这并非晕眩，而是甩掉了最后的障碍，心甘情愿地走向在她面前敞开的别样世界，一个爱恋与万般柔情嬉戏的世界。她当着所有的人将我久久地久久地一顿狂吻。我闭着眼睛，俩人手里仍然端着香槟酒杯。在我们接吻之时，酒杯倾斜，香槟酒徐徐流到桌布上，全场的人都哑然无声了。从这个时候起，所有的人都惊愕不已，他们已经开始带着一种恭敬的眼神看我，甚至一个劲儿地细细观察我。通过这种仔细观察，他们确定，日耳曼血液对斯拉夫血液的享用，远远多于斯拉夫血液对日耳曼血液的享用。我在几个小时之后，成了一个外国人，一个大家都带着轻微的妒忌与仇视、表示尊重的外国人。那些娘儿们甚至这样看我，琢磨我要是跟她们上床大概能折腾出什么花样。她们接受了我，肯定觉得我能玩点什么特别的游戏而且很粗野。她们甜蜜蜜地叹息着，对我频送秋波，开始与我攀谈，我虽然连德语的性数格都变不好，她们得用慢得令人难受的德语跟我交谈，像在幼儿园一样地一个字一个字拼给我听，还得对我的回答表示赞赏，将我在德语会话中的缺点当做一种魅力来欣赏。这种迷人之处引得她们发笑，这魅力中透着斯拉夫平原、白桦和大草原的诱惑……但是不管党卫军还是别的德国军队的士兵，都对我表示冷漠，几乎生气，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所倾心的漂亮的浅发姑娘丽莎，不是为了荣耀和血统，而是为了肉欲和美丽的爱情……尽管他们身上佩着出征波兰、法国的勋章，可他们却无权像我……
喏，当我们结婚旅行回到我当餐厅服务员的杰钦小镇时，丽莎想要生个孩子，这可不合我的脾气。我作为一个典型的斯拉夫人，什么都喜欢随意，我干什么都凭一时的心血来潮，可当她对我说什么要我作好准备，我的感觉就跟那次那位帝国的医生，按照纽伦堡法规要求我给他往白纸上挤点儿精子一样。丽莎对我说，让我作好准备，说这一晚她可能怀上这个新人，这个新欧洲的未来建造者，因为她已播放了一个星期瓦格纳的《洛亨格林和西格弗里德》唱片。她说她已经选好了名字，如果生个男孩，便取名叫西格弗里德·蒂迪尔。她整整一个礼拜都漫步走去看长廊里的那些雕像。黄昏中，当那些德国国王、皇帝、英雄和半人半神耸立于蓝天之中，她便站在那里久久地凝视他们。而我却在想着怎样在她肚皮上摆一圈花瓣儿，想着我俩首先要像孩子一样地嬉戏，尤其当我们成了蒂迪尔家族成员之后。丽莎这天晚上穿了件长袍，眼睛里没有情爱，只充满着义务，对他们的血统和荣誉的义务。她向我伸出手来，用德语嘟哝了句什么，两眼望天，仿佛从这天花板和穿过这天花板，日耳曼苍天上的所有人，所有尼贝龙根人，甚至丽莎所祈求的瓦格纳本人都会看着我们。丽莎祈求他们帮助她按其愿望怀上孕，按照日耳曼的新荣誉，让她的肚子孕育出一条新人的新生命。他将按新血统、新观点、新荣誉的新规范来生活。我一听到这些话，不禁感到男人所拥有的男性的一切都开始离我而去。我只是这么呆呆地躺着，望着天花板，向往着失去的天堂，向往着结婚前曾经有过的美好的一切，向往着我曾经像一条杂种狗一样与所有女人相处的情景。而现在，我却被安置在如同一条高贵的公狗和一条高贵的母狗所要完成的任务面前。这种情况我知道，也曾经见过那些养狗人，如何左等右等，等着那个难得的一刹那的受罪劲儿。记得有一次，一个养狗人从共和国的另一端带着一条母狗来到我们这儿，可不得已又要返回去，因为那条高贵的狐狗偏偏看不上这条母狗。后来，他们又第二次回到这里，把母狗搁在牲口棚的小筐篓里。女主人得戴上手套抓着公狗的生殖器强制它们交配，还在它们头顶上举着短鞭子逼着它们交配以怀胎。在这种处境下，血统高贵的母狗自然只好听天由命许身于任何一条杂种狗。还有，司令部的一个军官养了一条圣伯纳狗，整个下午都找不到一条从舒玛瓦山区来的母狗跟它交配。因为母狗比这条公狗高大。最后，工程师马辛把它们带到一座花园的小坡上，在那里挖了这么一个台阶，花了整整一个小时为这条圣伯纳狗修整婚床，一直忙活到傍晚，累得筋疲力尽。等到培完最后一铲土，便开始进入正题。让大个子母狗站在凹下去的一级台阶上，使两条狗的高度正好相当，这样才完成了交配。可这种结合是强制的，不像公狼狗与马达克斯母狗，或者爱尔兰的母塞特狗与一条公哈巴狗自然结合那样兴致盎然。我现在就好比……于是，不可置信的事实终于发生了：一个月之后，我去让人给我扎针，强身针，总在我屁股上扎上一组粗如钉子的针，好让我的心理状况得到加强。在我这样扎了十次之后，终于，丽莎按规定怀了孕……接着，她也得开始去扎这种强身针，因为大夫们担心这新人会流产。于是，我们全部的情爱，这一国家社会主义的交媾中，剩下的只是长袍下的一种什么行为。丽莎甚至都没碰过我的生殖器，我只能按照新欧洲人的规定和制度，被准许与她接触，这使我感到很别扭。反正与这孩子有关的一切都离不开科学和化学，主要是打针。丽莎的屁股被这些粗如钉子的针扎得面目全非了，弄得我一心只想去治疗她的伤口而不再考虑别的。可是我扎针后的伤口总在流水儿，为的是让我能有一个漂亮的新生儿。这时期，我还遇上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我已经好几次注意到，在讲授古代日耳曼人光辉历史的教室里，现在开始了俄语课。连这里的士兵，在完成他们的生育任务，让那些美丽的姑娘们怀上孩子之后，还要到这里来学俄语，学一些基本的句子。有一次，长官见我在窗底下驻足细听，便问我对学俄语这件事怎么看。我说看情况是要跟俄国人打仗了。他开始喊叫，说我在造谣惑众。我说这里只有他和我，谈不上惑众。他嚷嚷说我们和俄国有联盟公约，说我这是在散布谣言。直到现在，我才注意到这位长官曾经在婚礼上给丽莎当过证婚人，这正是那个不但不跟我握手，而且也没向我表示祝贺的人，可是他在我之前向丽莎求过婚，我却赢了他，现在是他拿我出气的时候了。我站在这座培植新欧洲人的小镇指挥官面前，他一个劲儿地训斥我，说我在胡说八道，说我得上军事法庭，说我是捷克沙文主义者。兵营里响起警报，这位指挥官一拿起电话，脸刷的一下白了，原来将要发生我预见的战争！指挥官在走廊上只问了我一句：“您是怎么猜到的？”我谦虚地说：我曾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皇帝。一天之后，我生了个儿子，丽莎送他去洗礼，取名叫西格弗里德。根据拱形长廊里的雕像和从瓦格纳乐曲中得来的灵感取的，而我却接到了辞退通知。让我休假后转到捷克天堂的小筐旅馆去上班。这个旅馆位于捷克天堂石壁悬崖的谷底，确实像个小筐。整个旅馆都浸没在早晨的浓雾和中午洁净透明的空气里。这个小旅馆是专为恋人们和小两口开设的。他们双双对对游览过山岩峭壁，观赏过美丽风光之后，便手拉手或胳膊挎胳膊地回到这里吃午饭和用晚餐。我们客人的一切举动都很放松很安静。但这个旅馆也用来接待德国士兵、党卫军人和他们的军官。他们在开往东方战线之前，在这里与他们的妻子、情人作最后告别。这里的情况与那培育新人种的小镇完全相反。在那里，士兵们好像育种的公马或良种公猪去上一个晚上或两天，好让日耳曼种的女人科学地怀上一个小崽……然而，在小筐旅馆里情况完全不同，更合我的口味。不过这里没有欢乐，只有忧郁和悲伤，还有一种我在军人身上从来没见到过的梦幻情调。几乎我们所有的客人都有点儿像还没有开始写诗的诗人。这倒不是说他们真的是诗人，他们当然跟其他德国人一样野蛮、粗暴和傲慢。尽管德国军队的一个师在这次高卢之役中已经倒下了三分之一，可他们还一个劲儿地为打败了法国而干杯。摆在这些军官面前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另外一种任务，另外一种战斗，因为上俄国前线完全是另外一件事。这条战线于十一月份曾以楔形一直插到莫斯科跟前，可再也没有往前了。队伍节节溃退，一直退到沃罗涅日，继而退到高加索。而这一遥远的距离，从前线传来的消息，特别是从前线那一边传来的消息，说是游击队在通往前线的道路上给他们找麻烦，结果前线变成了他们的后方。就像丽莎所说的，她从前线回来，跟这些俄国人作战没有半点轻松的。她还给我提来一口小箱子。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它的价值有多大，可这只小箱子装满了邮票。我以为她是随随便便找到的，可丽莎说她在波兰甚至在法国专门搜查犹太人的房间，在华沙搜查被驱逐的犹太人时就缴获了这些邮票。她说等到战后，这些邮票的价值会大得足够我们在任何地方买上任何一座饭店。可跟我待在一起的我那个儿子是个奇怪的小孩，他一丁点儿都不像我，也不像丽莎，甚至也不像古代日耳曼先烈厅这种环境所许诺的那个样子。在这孩子身上，根本看不出瓦格纳音乐的痕迹，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刚刚三个月就得了惊厥的胆怯的小孩。我招待着来自德国各地的客人，后来我竟能绝对准确地估计和猜出：这个德国兵是来自波莫尚，还是巴伐利亚，还是来自波利尼。我也能准确地分辨出这个士兵是在海边还是在内陆长大的，是工人还是农民……这已成了我的一大乐趣。我从早到晚甚至到深夜马不停蹄地招待着客人，一点儿空闲也没有，因为我除了估计谁大概会点什么菜、是哪里人等等之外，已经不会别的娱乐。客人中有男有女，女顾客也是带着秘密任务来到这里的。但这任务是痛苦、恐惧和一种庄严的忧伤。我一生中从来没见过夫妻和恋人们彼此之间是如此地温柔体贴，他们的眼睛里有如此多的忧郁与柔情，就像我们故乡的姑娘们在唱“黑眼睛啊你们为何哭泣……”或“群山在哀诉……”时那样。在小筐旅馆四周，无论什么天气总有一对对男女在散步，总是一个穿着制服的军官和一个年轻的女人，他们默默无声互相紧紧地依偎着。我这个曾经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皇帝的人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也没猜测出来他们为什么这样。直到现在我才恍然大悟。可能这一对伉俪从今以后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哩！这种可能性将这些人变成了高尚的人，这就是那种新人，而不是那个因胜利而得意扬扬、大喊大叫和骄横傲慢的人，恰恰相反，是一个温顺和忧郁的人，而且有着一双类似受惊的小动物那种美丽的眼睛……我也有了一双这些恋人们的眼睛，因为这里，连在前线视角控制之下的夫妻们都成了真正的恋人，我也学会用他们的眼睛看风景，看桌上的花，看正在玩耍的孩子，看时间，觉得每一小时都是一道圣餐礼，因为上前线前的一个白天和夜晚，恋人们都不睡觉，不是说在床上缠绵，在这里有着比床更重要的东西，有眼睛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我当餐厅服务员的整个一生中，都没见到过像我在这里所看到和体验到的人与人关系中如此巨大的力量。我在这里，不管是当餐厅服务员或有时当领班，实际上像是坐在一个大剧院或电影院观看爱情悲剧或电影……我在这里还看到，人对人最富人情味的关系是默默无言，如此静寂的一小时，然后是一刻钟，再后是最终的几分钟。这时，带篷马车，有时是军用敞篷马车或者汽车开来了。两个默不做声的人站起来，久久地互相凝视着，叹息着，最后的一吻。那位坐在带篷马车上的军官站起来，一会儿便又坐下。车子朝着小山坡方向渐渐离去。最后的一回头，头巾在挥动。随后，车子像太阳落山一样慢慢消失在山后，整个无影无踪了。只有小筐旅馆门前还站着一个女人，德国女人，一个泣不成声的泪人。她还一直在那里招手，指头一松，手帕飘落出去……她转身回屋，忍不住大声痛哭地沿着楼梯跑进她的小房间，犹如一名渴望在修道院见到男人的孤独而忧伤的修女，啪的一下扑在被褥上，捂着脸久久地失声痛哭……第二天，这些红肿着眼睛的妻子、情人便搭车离去。又一批妻子、情人从天南地北各个角落，从所有城市与乡村，坐着同样车子来到这里与即将开赴前线的男人作最后告别。从前线传来的消息坏得使丽莎对那“闪电战”越来越忧心忡忡，说她在这里已经待不住，说要把儿子西格弗里德送到赫普镇阿姆斯特丹城饭店去，说她也要上前线，说她在那里也许还安心一些……
于是，又发生了一件不可置信的事情：我已经不在小筐旅馆了。我是在一年前离开那里的。我也如此同她告别，我也如此挥过手，当开往前线的车子翻过山坡消失之前，我也如此大声号哭过。后来，便坐火车到了一个新的工作单位。我将那些珍贵的邮票同干粮一起放在一口很普通的箱子里，是我从人家丢掉不要的东西中捡来的一口化纤制品箱子。我翻了一下集邮书，发现有些邮票价值连城。我立即知道自己再也用不着攒钱——用一百克朗的钞票摆满我的房间了。我即使用百元大钞来糊墙壁当壁纸用，将百元大钞贴满整个天花板，贴满前厅、厕所甚至厨房，将整个一套房子都贴满那绿色的百元大钞，也比不上我有朝一日将这些邮票拿到市场上去卖掉的钱数。根据那集邮价目书上说的，我只卖掉那里面的某四张邮票，就可成为一位百万富翁。于是，我暗自盘算着，有朝一日我再回到家乡去会是个什么样子。德国人已经吃了败仗，因为每一个高级军官不管从什么地方来，一进旅馆门，我就能从他脸上读到整个局势，我的战地新闻和消息就是从这些脸上读来的。即使他们戴上一副单片眼镜，我也能看得出来，即使他们戴的是黑眼镜，我也能了如指掌，即使他们脸上戴着像黑色面具一样的面罩，我也能从这位将军的步伐举止猜出战场的形势……我正在月台上漫步，突然想起要照照镜子。我一瞅自己，突然发现自己像一个陌生人，像我平常猜测出来的那些来自各个地区，带着各种职业烙印，各种疾病和爱好的所有德国人一样，因为我曾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皇帝，因为我归根结底还受过那位曾经侍候过英国国王的领班斯克希万涅克先生的培训。我端详着镜子里的我，通过这一敏锐目光，我看到的自己百分之百地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自己：如此的一个雄鹰协会分子，正当捷克的爱国人士被纷纷处死之时，他却让纳粹主义的大夫检查身体，看看是不是能够与一个德国体育教员发生性关系。正当德国人在向俄国宣战，我却在举行婚礼，高唱纳粹党歌。正当人们在受苦受难，我在德国饭店旅馆却过得很好，为德国军队、党卫军的官兵当餐厅服务员。等到战争一结束，我恐怕任何时候也回不了布拉格啦。我看到，我将不是被绞死在某个地方，而是自己吊死在第一盏路灯杆上，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再给自己十年或多一点的时间……我就这样站着，在晨曦中空荡荡的火车站上望着自己，就像望着一位朝我迎面走来然后又远去的客人。可是，曾经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皇帝的我，不得不正视事实，我曾经好奇地观赏过别人的苦难，现在也以同样的方法来观察自己。用这样的目光来看自己时，使我实在不好受，特别是当我曾经有过要当百万富翁的梦，我曾想向布拉格这些饭店老板显示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而且不只是随随便便的一员，说不定还在他们之上。现在对于我来说，关键只在于我怎么让自己回家去买下那个最大的旅馆，不仅跟什罗贝克先生，而且跟布朗德斯先生，跟那些曾经蔑视我的雄鹰协会的铁杆儿较量较量。对他们只能靠力量来说话，靠我那口箱子的实力来说话。只需用上那口箱子里的四张邮票，丽莎从华沙或伦贝格弄来的战利品，就可买座旅馆……就叫它蒂迪尔旅馆吧！或者到奥地利或瑞士去买座旅馆。我正和镜子里的我这样商量着，在我身后悄悄开来了一列快车，是从前线开来的野战医院……火车停下后，我从镜子里看到一排拉下的卷帘窗，这时，其中的一扇帘子已经卷上，是一只握着绳子的手将它拉上去的。只见一个穿着睡衣的女人躺在床上打个大呵欠，连下巴颏儿都快打掉了。她揉揉眼睛，又轻轻擦了一下，睡意十足地瞅瞅外面，想知道火车停在什么地方。我正往她那儿瞧，她也正往我这儿看。这是丽莎，我老婆啊！我见她跳下床，蹿出包厢，下车朝我飞奔过来。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她就已经搂住了我的脖子，像结婚前那样热烈地吻我。曾经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皇帝的我发现她变了，像所有从前线回来在小筐旅馆与妻子或情人度过柔情一周的军官一样地变了。丽莎肯定也跟他们一样看到和经历过很多不可置信而又成了事实的事情……仍然是这位体育教员，由她护送着一批伤员去到我正要去的地方——霍莫托夫，湖边的一座野战医院。我只带了那口箱子上车。火车开动了，我进了丽莎的包厢。拉下窗帘关上包厢门之后，我便脱下了她的衬衣，她像婚前那样颤抖着，因为大概是这场战争又使她变得像位温顺的未婚姑娘。随即，她帮我脱下了衣服。我们赤身地躺在一起，她任凭我亲吻她的腹部，甚至一切，随着火车的行驶节拍，徐徐颠簸。
担架、板车以及许多大轿车，那种六轮流动医院都已在霍莫托夫车站上等候。我没有听丽莎的，而是站在腾空的月台尽头。他们允许我待在那里，因为我是跟着我这位向车站指挥官报到的丽莎一块儿下车的。她随后向我介绍说，这一车运来的是一批刚刚受伤还经得起长途运送的残疾军人。他们没法走路，都是被截断了一条腿或两条腿的人。所有这一类伤残员都装在这些大汽车或专运列车上。满月台的残疾人，我看着他们，一个也不认得，可我知道，所有这些人都仿佛在杰钦小镇待过，所有这些人都仿佛在小筐旅馆和亲人道别过，而这是他们的笑剧、电影的最后画面。我随第一辆运输车来到我被指定工作的地方，即军医院餐厅。小箱子搁在我膝上，我把那口皮制的箱子扔到小花园中一个屋顶上，跟那些破烂的军用背囊堆在一起。这一天，我只是到郊外和营地里转了转。这个营地设在一个小山脚下，一个樱桃果园里。果园一直延伸到矾水湖。这湖当时还真有点儿像加利利海或恒河，因为护理员们将这些截肢后带着溃烂伤口的残疾人送到湖里，这个没有一只昆虫、一条小鱼的湖里，它们都在水里死掉了，在这一直从矾石断面冒出来的湖水里是不会存活什么生物的。伤残员便躺在这矾水湖里，他们的伤口在这里慢慢地愈合。他们缓慢地游着，有的断了一条腿，有的在膝盖以下截断了双腿，有的在臀部以下截了肢，根本没有腿，只能像青蛙一样靠两只手在水里划一划。他们头露在蓝色的湖面上，看上去像是在杰钦的游泳池里一样，仍然是些帅小伙子，可等到他们一游完泳，按照医生的安排在湖里泡了相当久之后，就由别人将他们拽上来，像乌龟一样爬到岸上，躺在那里等着。护理员将他们安放到浴衣和暖和的毯子里，然后又挨个将这好几百号人送到沐浴在阳光中的大汽车上，一直运到餐厅前的一大块空地，那儿有个女子乐队在演出，就在那里吃饭。最让我感动的是，脊髓残疾部的伤病员，他们拖着整个下半截身子，无论在陆地还是水里，都像一条美人鱼，然后是那些只有一个短小躯体而没有腿的人，他们还特别爱打乒乓球。他们有一种残疾人专用的折叠车，坐着它行动快得可以踢足球，只不过不是用脚而是用手罢了，实际上是打手球。他们只要稍微一复原，无论是缺一条腿的，还是缺手的，乃至头部烫伤的，都非常热爱生活，踢足球，打乒乓球，扔手球，一直要玩到天黑。我给他们吹小号，以此来通知他们吃晚饭。当他们坐着这些轮椅或拄着拐杖到我这儿来的时候，一个个容光焕发，因为在我供应饮食的这个部门，已经是所谓功能部，而在其他三个部门里，医生们还在给那些从前线下来的伤员做手术，还要加上电疗和电离子渗入疗法。有时我看着这些残疾人，不禁产生出一种相反的幻觉：仿佛我老是看见那些失去了的四肢。结果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那些不在了的四肢我看见了，而那些存在着的四肢却在我面前消失不见。我吓了一跳：我究竟看见了什么呀？然后，我总是将手指放在额头上，对自己说：你为什么看成这个样子？因为你曾经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皇帝，因为你受过曾经侍候过英国国王的斯克希万涅克领班的训练。我和丽莎每个星期到赫普的阿姆斯特丹城饭店去看望一次儿子……丽莎现在又游上泳啦。这是她的爱好，总在湖里扑腾。游泳使她变得又结实又漂亮，活像一尊青铜雕塑，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和她在一起。到时候，丽莎将光着身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们把窗帘一拉，而丽莎的的确确变了。她从一个叫弗列或者弗克的帝国运动员那里买了一本书，那是一本崇尚裸体的书。因为丽莎的体形很美，于是她开始拥护裸体主义者，虽然她与他们从来没有任何接触。早上给我送咖啡的时候，她只穿了条裙子，有时就这么光着身子。每当她一看我时，我便心满意足地点点头，微微一笑，好让她在我的眼睛里看出我喜欢她，她是多么的美……可是跟我们的儿子，这个西格弗里德可真叫受罪。任何东西一拿到他手里便扔掉，直到有一次，当他在阿姆斯特丹城饭店地板上爬来爬去时，抓到一个榔头，外公开玩笑地给了他一个钉子。这小男孩将钉子竖在地板上，一榔头就将它打进地板里。就这样，当别的孩子都在玩哗啷棒儿和小熊，当别的孩子已经满地跑了时，而西格弗里德却在地板上爬，一个劲儿地哭喊着，直至得到榔头钉子，把钉子打进地板为止。当别的孩子已经开始牙牙学语，我们的儿子不仅不会走路，连妈妈都不会叫一声，只会一个劲儿地捶榔头。榔头一举，阿姆斯特丹城旅馆便一震，满地板都是砸进去的钉子。为此，他的右手也大受锻炼，老远就能看见他的粗胳膊。每次回去看他，我都有点儿忍受不了，反正这位相公既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他妈，别的不要只要榔头钉子，那也只好给他。钉子要凭证供应，或者到黑市去买，后来，我还得到处去给他找钉子。他左一榔头右一榔头不断地往地板上捶，每捶一下我都要抱着脑袋吓一跳。后来我才想到，我才看出来：我这儿子是一个，或者将会是一个弱智。当别的跟他那么大小的孩子已经要去上学的时候，西格弗里德恐怕才开始走路。等到别的孩子学习结业走出学校门时，西格弗里德恐怕才勉勉强强学会认字。等到别人已经要结婚了，西格弗里德恐怕才学认钟点，帮家里拿拿报纸，然后就得在家里待着了。因为他没什么用，顶多能钉一下钉子……我就这么看着自己的儿子。每次来探望都发现地板上又添了一些钉子。我正确地推算着，地板上的钉子还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不把这个男孩当我儿子，而把他当我的顾客来看。这个像中了魔，整天往地板上钉钉子的男孩的问题还不仅是玩钉子，而含有别的意义。当他钉钉子时榔头捶声一响，其他孩子就吓得立刻躲藏起来，西格弗里德却因此而感到开心，扬扬得意。别的小孩吓得尿了裤子，西格弗里德高兴地直拍巴掌，哈哈大笑，活蹦乱跳的，一下子变得那么美，仿佛他的惊风病和脑子里的迷糊劲儿都没有了。就这样，榔头捶打钉子的声音总是伴随着他欢快的尖叫声……而曾经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皇帝的我也为这而感到高兴，觉得我的儿子虽然傻，但还没有傻到能够预示所有德国城市的未来。我却心里明白，这些城市的下场准会跟这旅馆各个房间的地板一样。于是，我买了三公斤钉子。西格弗里德上午将钉子钉到厨房的地板上。下午，当他到各个房间去钉钉子时，我就费劲地将厨房的钉子拔出来。我一想起特德元帅的飞毯曾经根据计划准确地将炸弹砸进地里，心里就暗自高兴，因为我儿子能照直将钉子打进地板，角度完全正确……斯拉夫血液又赢得了胜利。我还为这个男孩而感到骄傲哩！因为他虽然还不会说话，但他已经开始了走路，而且还跟那比沃伊一样，手里总牢牢抓着一把榔头。
现在，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些我早已忘记的画面来。这些画面突然又清晰又准确地浮现到我面前：我端着一个装着好几杯矿泉水的托盘闪电似的飞快行走，只花几秒钟就到了矾水湖边。我还回想起了兹登涅克的模样儿。兹登涅克就是宁静旅馆的那位领班，他好玩耍，只要有空儿，就把身上的钱都花得一干二净，一花就是好几千块呀！我脑子里浮现的画面，是他叔叔的肖像。他叔叔是一位军乐队的指挥，后来已经退休。这位乐队指挥在自己的一块林中空地上劈柴，旁边还有一所周围长满了鲜花和松树的小房子。他这位叔叔，正因为曾经是奥匈帝国的一名乐队指挥，所以即使劈柴也总穿着那套制服。他曾经写过两支加洛普舞曲和几支华尔兹舞曲，一直被乐队演奏着，可是，已经无人知道谁曾经是这乐队的指挥，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死了。正当我们坐着辆马车出去度那一天假日时，兹登涅克偶然听到一曲吹奏的军乐。兹登涅克在马车上站起身来，让马车立即停住，然后朝那音乐的方向走去，原来那里演奏的正是他叔叔写的华尔兹舞曲。那里已经停了好几辆大汽车，整个军乐队的人一会儿就要坐上车子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参加军乐比赛。兹登涅克把军乐队指挥劝说通了，将随身带着的四千克朗都交给他，说是让参加的士兵喝啤酒用，恳请他们按照他的安排办一件事。于是，我们俩下了马车，坐到第一辆大轿车上。行驶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便在森林里下车。一百二十名穿制服的器乐演奏家，带着各自闪亮的乐器慢慢走在林中小路上，然后拐到另一条种满嫁接灌木丛的小路，小路上方是高高的松树枝。兹登涅克打个手势让他们停步，他跨过一节倒掉的木栅栏，消失在灌木丛中的空地里，然后又走回来，向大家说出自己的计划。他一暗示，所有士兵一个挨一个地钻进灌木丛。兹登涅克像前线指挥官一样命令大家将坐落在灌木丛中那传出阵阵劈柴声的小屋包围起来，于是，整个乐队都悄悄地围在那个木墩子和身着军乐队指挥穿的奥匈帝国旧制服的老人周围。兹登涅克一打手势，大声下令，全乐队的人便从灌木丛中站起来，拿起闪亮的乐器，奏出了兹登涅克叔叔创作的加洛普舞曲。他们正准备用它去参加比赛。老指挥像那块劈成两半的木头一样，愣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乐队又往前走几步，可仍旧半截身子隐没在松树和橡树丛中，只有乐队指挥拿着金灿灿的指挥棒站在没到膝盖的灌木丛里。他挥动着指挥棒，乐队演奏着加洛普舞曲，乐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兹登涅克的叔叔，那位老指挥动作缓慢地环视一下四周，脸上出现了一种绝妙的表情，仿佛已经离开人世升上了天堂。乐队演奏完这支加洛普舞曲之后，接着奏出华尔兹协奏曲……老指挥激动得快要支持不住了。他把斧子放在膝盖上，放声大哭起来。拿着金色指挥棒的乐队指挥走到老人跟前，碰了碰他的肩膀。老人一抬头，指挥将那指挥棒交给他。这位兹登涅克的叔叔站起来。像他后来对我们说的，他以为他已经死了，来到一个天国的乐队中，他以为，在天国演奏军乐，上帝是这乐队的指挥，并将指挥棒交到了他手里……后来，老人指挥了他自己谱写的这个曲子。演奏完毕，兹登涅克从灌木林中走出来，跟叔叔握握手，祝他身体健康……半个小时之后，乐队成员们又坐上大轿车。轿车开动时，大家为兹登涅克奏起欢乐曲，响起了喜庆的铜号声。兹登涅克站在那里，心情激动，直向他们鞠躬表示感谢，随即，一辆辆大轿车和乐声渐渐消失在山毛榉枝叶和灌木扑打的林中小路上……总而言之，兹登涅克就是这么一位天使，我们在一起度过的空闲时间，他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他成天琢磨着怎么来花掉那几千克朗。正当我关起门来满地摊着百元钞票，光着脚板像踩在瓷砖地板上，在这些纸币上走来走去，或者像躺在绿草坪上一样躺在这些纸币上时，兹登涅克有一次却在给一个什么石匠的女儿举办婚礼。另一次，我们一同到服装店去买些白色海军衫，给孤儿院的每个小朋友穿上。还有一次，他跑到庙会给所有旋转木马和秋千付了租用一整天的钱，让所有来玩的人都能免费享用。有一个假日，我们将布拉格最美丽的鲜花和好多瓶甜酒买下来，挨个走访公共厕所，给打扫厕所的老太太们祝贺命名日和生日，尽管那一天既不是她们的生日也不是她们的命名日。赶上哪位老太太真在这一天过生日或命名日，兹登涅克就感到非常幸福……有一回，我暗自说，我得到布拉格看看去，特别是要辆出租车到宁静旅馆去打听一下兹登涅克还在不在那里，如果不在那里，大概会在哪里。我还要到我跟外祖母曾经住过的地方去一下，看看那里的那所小房子还在不在。记得那小房间的窗外常常有衬衫内裤飘过，那是住在查理温泉旅馆的客人从厕所窗口扔下来的。外婆将那些脏内衣裤洗净修补好之后，卖给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与泥瓦匠……就这样，我便站在了布拉格的火车站上。当我找到去达博尔的火车时，我扒开袖子想看看几点钟了。我一抬眼睛，发现兹登涅克站在报亭旁边。我都惊愕了，真是想什么有什么，不可置信的事情又成了现实，我挽着袖子站在那儿发呆。我看到兹登涅克正在那里东张西望，仿佛已在那里等了许久，然后抬起了手，肯定是在等一个什么人，因为他也想看表。可突然有三个穿皮大衣的人走到我跟前，抓住我的手。我的手还一直放在表上。我看见了兹登涅克，他瞅我的样子像在梦幻中。他的脸刷的一下白了，手足无措站在那里看着我，看着德国人把我塞进车里带走了。我奇怪他们不知要将我带去哪里，为什么要带走我。他们将我带到了庞克拉采。大门一开，他们便把我当做罪犯扔进了单号子牢房……我突然因为刚刚发生的这件事而有些异想天开，我甚至几乎有些高兴得发愣了。我真不希望他们随随便便放掉我，因为战争反正快要结束了，我希望自己被关起来，待在集中营里。我曾希望自己恰恰被德国人关起来。德国人，我这幸运之星为我闪烁着光芒。牢房门一打开，我被带去提审。当我说了所有的日期，来布拉格的原因之后，审讯者变得更加严肃起来，然后问我在等谁。我说没有等谁。随即，门一开，进来两个穿便衣的，他们向我扑来，打伤了我的鼻子，打掉我两颗牙齿。我倒在地上，他们弯下身来一次又一次地问我在火车站等谁，谁给我送情报。我说我只是到布拉格来旅游玩玩而已。他们中间的一个弯下身子，一把抓住我头发，揪着我的脑袋往地板上撞，审讯者大声吼叫，说什么我看表说明我跟谁已事先约好见面，说我与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有联系……然后，将我带走，把我同其他犯人关在一起。囚犯们帮我拔掉了那些打碎的牙，擦干净血迹，撕掉断了的眉毛，我却一个劲儿地笑啊笑的，什么感觉也没有。鞭抽，捶打，甚至受伤，我都没感觉。其他人望着我，仿佛我是太阳，是一位英雄。那些党卫军把我扔进牢房时，恶狠狠地骂我：“你这头布尔什维克猪！”他们的骂声在我耳朵里犹如悦耳的音乐，犹如亲切的称呼，因为我知道，这将是我再回到布拉格的入门券。既然我讨了个德国女人做老婆，站在赫普的纳粹大夫面前让他检查我的生殖器是否够格与日耳曼高贵人种通婚，这个污点只能用解铃须靠系铃人的办法来抹掉……我因为看了一下手表而被打伤的脸，这就是我有朝一日重被信任，作为一名反纳粹的战士再度进入布拉格的证件。最主要的是，我要让所有的什罗贝克们，布朗德斯们，总而言之，所有大饭店大旅馆的经理们都看到：我是属于他们中间的一员。因为只要我能活着，那我一定要买一座大旅馆，比方说如果不能在布拉格，那也一定要在别处买一座。因为，用那一箱子邮票，就像丽莎所想要的那样，我可以买两座旅馆，可以在奥地利或者瑞士也买一座。不过在奥地利或者瑞士旅馆经理们的眼里我啥也算不上，我也犯不上去跟他们比个高低。因为我跟他们没什么旧账要算，我不需要到他们面前去炫耀。可是在布拉格开个旅馆，参加饭店旅馆经理协会，再爬到全布拉格饭店旅馆经理协会秘书长的位子，那他们就得对我刮目相看了。他们即使不喜欢我，也得尊重我。我对未来别无其他打算……我在庞克拉采监狱总共待了两个礼拜。从后来几次提审中看出，他们是抓错人了。他们的确在等一个看手表的人，他们已经抓到一个联络员，从他那里已经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情况，后来也弄清楚了要抓的人不是我而是另外的人。我想那一天，兹登涅克也要看表，兹登涅克是我的朋友，他也看到我实际上是代替他而被抓了。我想他一定是个重要人物，即使牢里有什么人想栽在我身上，兹登涅克也一定会为我辩护的。我受审回来，还没等到他们用拳头推我，我的鼻子又出血了。我又乐了，笑了。我高兴鼻子又在帮我的忙，又在出血……他们放了我。审判官对我表示歉意说（当然也只是轻描淡写一下），帝国的利益要求错杀九十九个无辜的人也不能漏掉一个有罪的人。于是，我在傍晚时分便又站到庞克拉采监狱大门外了。在我后面还有一个人也被放出来……那个刚放出来的人，身体虚弱得在人行道上坐下来。电车在紫色的黄昏中行驶，行人东来西往，年轻人手拉手地漫步，孩子们在暮色中嬉戏，仿佛没有发生过战争，仿佛这世界只有鲜花、拥抱和爱恋的目光。姑娘们在这温暖的薄暮中穿着小衬衫和裙子，显得那样妩媚，连我也兴致勃勃地观赏起这情景来。这纯粹是为男人的眼睛而准备的景色，一切都那么富有性感……“真美啊”！跟在我后面的那个被放出来的人像突然清醒过来似的感叹一句。我想帮他站起来。我问他：“坐了多久的牢？”他说：“十年了。”他想站起来，可没有气力，我只得搀起他。他问我是不是要忙着赶路，我说不。当他问我为什么被关进来时，我说因为地下活动之故。我们一道朝电车走去。我还得帮他上电车。电车里外到处都很拥挤，仿佛大家刚从一个什么舞会上回来或者正要去参加舞会。我第一次注意到，实际上布拉格女郎要比德国女人漂亮，她们也比较会打扮。而那些德国女人穿什么都像制服，她们那些衣服，墨绿上衣、猎装帽，总像什么军服似的……我就坐在那个灰白头发的小伙子旁边。他大概顶多不过三十岁。我对他说，尽管他有一头灰白头发，可年纪就是不大。当我突然问他“您杀死了谁”时，他犹豫片刻，然后，久久地凝视着一位姑娘的乳峰，她正站在我们面前，一手抓着扶手。然后，他反问我一句：“您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曾经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皇帝……我们一直坐到11路电车的终点站，天已经完全黑了。那个杀人犯让我跟他一道去他妈妈那里，让我护送他，说要不然他会在路边摔倒的。于是，我们一块儿抽着烟等候公共汽车。汽车很快就来了。我们坐了三站，在马拉磨坊那一站下了车。那个杀人犯对我说，我们最好从后面走，经过罂粟村能早些到家。他主要是想能给妈妈一个惊喜，要请我谅解他。我说我只送他到村子口，到他家门口，然后我再回到主路上去，再在那儿拦辆车走。我做这一切不是出于同情或什么好心，我只想增加一些说明我无罪的证据，等到有一天战争结束，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结束……于是，我们走在月光下，沿着一条满是尘土的小路，经过一座完全没有灯光的村子，到了一片蓝得跟复写纸一样的地方。头顶上的一线弯月照射出橘黄色的光芒。我们的身影时而在前时而在后，时而落在旁边的排水沟里，细长得几乎看不见。后来，我们爬上一个小山坡，只能算在这儿歇脚的小土堆。他说现在从这里就该可以看见他出生的地方，他的小村庄了。可是，当我们爬到山坡顶上，却连一所房子都没见着。那杀人犯犹豫了，几乎吓了一跳。他嘟哝着说：“这不可能啊！难道是我走错了？大概在那另一座小山坡后面？”可当我们走了一百米左右，我和那杀人犯都感到有些恐惧。这时，那杀人犯比刚出庞克拉采大门时还要哆嗦得厉害。他坐下来擦擦额头，真可谓汗如雨下。“你怎么了？”我问他。“这里曾经有座小村庄，怎么全不见了呢？我都快疯了！是我已经疯了还是怎么的？”杀人犯嘟哝着。我问：“这个村庄叫什么名字？”他说：“利吉采。”我说：“这个村子已经没了。德国人将它销毁了，村里的人也被他们枪杀了，剩下的全被送进了集中营。”那杀人犯又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他们杀死了总督，凶手跑到这个村子里来了。”那杀人犯坐在地上，两只手耷拉在缩到一起的膝盖上，活像两个脚蹼。然后，他站起身来，像一名醉汉在这月光下的大地上跌跌撞撞地走着，随后在一排桩子前面停了步，倒下了。他抱住其中的一个桩子。其实这不是桩子，而是一棵树干，上面挂着唯一的一根被砍断的枝子，仿佛一个被处死者吊在这树上。杀人犯说：“这儿，这儿是我家的一棵核桃树，这儿是我们家的花园，而这里，”他慢慢地走着，“这儿某个地方……”他突然吓一跳，用双手摸出了被填平的住房和生产用房的地基，准是勾起了他强烈的回忆。当他跪在地上摸到他的故居时，他坐在一棵树干下大声吼道：“你们这些杀人犯！”他紧握着拳头站起来，脖子上露出的青筋在淡淡的月光下依稀可见。他大吼了这一声之后，坐到地上，身子朝后仰着，两手抱在膝盖下方，像坐在一把摇椅上那么摇晃着。他抬头望着划破弯月的树枝慢悠悠地说，仿佛在自白：“我有一位很英俊的爸爸，他比现在的我要漂亮，尽管我也够帅的，可跟他一比，我简直是个不合格产品。我爸爸喜欢女人，女人们更喜欢我爸爸。于是我爸爸跟女邻居好上了。我吃我爸的醋。妈妈很痛苦，我跟爸爸一样，都看见了，您知道吗？我爸爸抓住这根树枝，一摇晃，一松手，就到了篱笆的那一边。漂亮的女邻居在那边等着。有一次，我在等着我爸爸，等他飞过篱笆，我们便吵了起来。我用斧子砍死了我爸爸。我并不想杀死他，可是我爱妈妈，而妈妈在痛苦……如今，剩下的只是这核桃树干，而我妈妈，她大概也已经死了。”我说：“她也可能在集中营，很快就能回来。”杀人犯站起来说：“您跟我一块儿去吗？我们去打听打听看。”我说：“干吗不？我会德语。”于是，我们一道到克拉德诺去。快到半夜的时候，我们便到了克罗切哈拉维。我们向德国哨兵打听盖世太保大楼在哪里。哨兵告诉我们说，从这边过去便是。于是，我们就站到大楼门前了。二楼上好像特别热闹，有碰杯的声音和女人的笑声。哨兵在换岗，已是午夜一点。我问执勤部队的长官，我们是不是可以见到盖世太保的司令官。他对着我一声大吼：“什么？”让我们明天早上再来。可这时大门开了，一批穿着军装喝得醉醺醺的党卫军人从里面出来，准备离去。他们说着笑着互相告别，仿佛刚刚参加完一个什么庆典，晚会或庆祝命名日、生日的聚会，也让我联想起在巴黎饭店到了关门休息客人们心满意足离去的情景。最后一级阶梯上站着一个军官，手里端着一座插了好几根蜡烛的烛台。他喝得醉醺醺的，军服扣也解开了，头发耷拉在脑门子上，他正举着蜡烛跟大家告别。他一看见我们，就到大门口来，向正在对他敬礼的执勤官询问我们是什么人。执勤官说我们想跟他说话……杀人犯让我将他的话翻译给那个德国军官听：说他曾被关在牢里整十年，现在出狱回到家乡利吉采，可他既没找到房子也没找到妈妈，因此他想知道他妈妈出了什么事。那长官笑开了。滚烫的蜡油像泪水一样从倾斜的蜡烛上滴到地面……那司令官转身往上走，然后吼了一声：“站住！”卫兵将门打开，司令官又走下来问道：“为什么坐了十年牢？”杀人犯说因为他杀害了父亲。司令官拿着那一直在流泪的蜡烛，照着那个杀人犯的脸，仿佛有点儿酒醒，变得精神了些。这一天夜里，此时此地在这种情况下，命运将这个杀害了自己的父亲而来打听母亲下落的人送到了他面前，他自己却是那个或按指令或自作主张的大杀人犯，而我这个曾经侍候过皇帝的人，却常常成了那不可置信的事情变成事实的见证人。我看到了：一名帝国的国家级大杀人犯，胸前挂满了叮当响的勋章，他正一步步沿着台阶往上走。他后面跟着那个普通的杀人犯，一个杀死自己父亲的人。我正想离去，可执勤官抓着我的肩膀，猛地将我转过身来，指着楼梯，示意我上去，于是我就坐到了一桌残羹剩饭的宴席旁。一张很大的桌子上，就像刚刚举办过婚宴或一场盛大的毕业庆典，满桌是剩下的蛋糕，喝完和没喝完的酒瓶子。眼下桌子中间的一个座位正坐着这个喝醉的党卫军官。他重问一遍情况，我又将十年前在核桃树旁发生的事情给他翻译了一遍。这个军官最高兴的是庞克拉采监狱组织的严密性，乃至使囚犯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利吉采发生了什么、这个村子怎么样了。这个晚上还有一件不可置信的事情成了事实：我，这个竟然没被人认出来的，脸上有伤，鼻子被打破了的冒牌翻译却发现，这个盖世太保的司令官曾经是我婚礼的一位参加者，就是那个既不向我祝贺也不肯跟我握手的军官。而当时我还想要跟他碰杯。我端着杯子将手伸过去，想同他为我的幸福干一杯，可却没有得到回应。那次我深感蒙受了莫大的耻辱。我受不了这种耻辱，脸红得连头发根儿都变色了，就跟那次什罗贝克先生，甚至曾经侍候过英国国王的斯克希万涅克先生拒绝与我碰杯时的滋味一样……现在，命运又将那个不屑接受我碰杯善意的人送到我面前。此时他就坐在我面前，正为他能站起身来，去叫醒一个什么管档案的官儿而感到自鸣得意，然后给我们抽出一本档案，一页页翻阅着。就在这宴会桌旁，档案卷宗纸被桌上的菜汁酒水沾湿了，他终于找到那一页，那上面记载着的情况是：这杀人犯的妈妈在集中营，至今在她的名字下面尚未注上任何日期以及表示她死亡的十字架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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