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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个题目是永远也谈不完的：星期二的大餐。“她一门心思地在忙乎自己的事。”米歇尔-夏尔以他那无可指责的挖苦口吻记述道。其实，忙的并不只是同厨娘的私下商讨，并不只是要付多少钱给花店店主、鱼行老板、菜馆经营者、为一件巴黎时装稍加修改的裁缝或重新熨烫一些上浆的桌布的人，最大的事是宾客的名单——千万不能把那些大菱鲆和菠萝让一个没达到某种社会水准的人吃了。有些人物是非请不可的，如省长，城防司令，刚来里尔时的北部谱系的重要亲戚们，来了解当地工业情况的巴黎银行家们，几个归顺当局的或者正派观念已不强了的有身份人家的代表，一直在做善事的那位主教，以及当他在当地时的那位教廷大使。阿马布尔·迪弗雷纳时不时地还坚请一些路过的同僚，譬如那个矮小的比纳尔老头，他是帝国的检察官，曾以有伤风化的罪名查禁了波德莱尔先生的《恶之花》，而且还差一点儿也把《包法利夫人》判为禁书；这位公共道德的捍卫者收集了古代的色情短诗，迪弗雷纳也是这方面的业余爱好者，他同他一起攻击一些所谓博学的引言。米歇尔-夏尔很得体地没参与其中。
其余时间，相互间说的下流玩笑话都是在巴黎人或军队中流传的。所邀请的夫人们并不是一些风流女人，但是她们全都习惯于饭后，当每人面前的那五只高脚杯空空如也，脑子里飘飘忽忽时，听一些风流韵事。（“我们在家里疯狂极了！”几年前，一位年已八旬的表兄肯定地对我说道，他其实不可能参加过这类第二帝国时的盛宴，而他所记得的大概是在巴约勒的星期日家庭宴会，当时，曾有一位面部患有癌症的老年宾客任由香槟酒从他的癌肿上流过。）在里尔每星期二的欢乐气氛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风趣，而且大家全都尽情欢笑，一醉方休。巴黎，米歇尔-夏尔和诺埃米每年至少要去两次，它从来没有里尔那么欢快和灿烂。地租在增加，股息明显地在攀升，刚在鲁贝建起的工人住宅获利百分之二十五。确实，这些住宅没门没窗，米歇尔-夏尔本应干预此事的，他私下里承认应视这些房屋不符合卫生条件而且十分危险，但他暗自寻思，不管怎么说，必须想法安置纺织厂的工人，而且出资人只有获得实际利益才肯出血的。
每星期二的常客帕里卡奥伯爵讲述了几件他经历的中国之战的轶事：法国大炮在战斗中大显神威，拿着长矛和弓箭的黄皮肤的骑兵尽管喊杀声震天，却不堪一击，这些人不让文明国家建立本可以有利处理事情的租界。而阿拉伯人也对进步采取闭关自守的态度。在阿尔及利亚，布佐的士兵们无疑是做得有点过分了：头天晚上被夺取的那些反叛者的小村庄，往往第二天早晨便是一堆灰烬了，而村民们也守在屋里，与自己的茅屋同时化为乌有。在吸烟室里，用不着担心刺激夫人们的敏感神经，于是这位英雄承认，曾经发生过几桩用刺刀挑死儿童的事。有什么办法呢？战争就是战争！
一位显然是参加过这些盛宴的秘密报告的编写者对诺埃米温柔而善良的性格赞不绝口，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秘密报告都是些什么货色了。“尽管她极其谦虚，但在上流社会中并不是默默无闻的。不过，她在上流社会并无大的影响，她也从不想施加影响。”很可能诺埃米在雄心上如同在爱情上一样，非常地迟钝。同样可能的是，她的漠然是出于外省人的一种可敬可佩和坚定不移的傲岸，安于现状，别无他求。我很感激她没有在省府沙龙中抬高自己。
对北方的人和事似乎存有偏见的秘密报告的编写者违心地记述道，“属于当地显赫人家的米歇尔-夏尔穿得衣冠楚楚”，而且“他的行为举止透着某种高雅”。但是，“他仍受到弗朗德勒血统的影响”。“他的思想不是太活跃；然而，在他那好好先生的外表下，不免透着某种精明。他对答如流，令人佩服。”“他在政治方面缺乏才智。”这位人类木偶的“解剖学家”补充说道，就这一点而言，他说得很有道理，不管我们可能给予“政治”和“才智”这两个词的意思是好还是坏。但是，“他处事有方，而且他的行动无可挑剔。他的立场以及他的取向使他成为有用之人。”另外，对于这个省参议会副主席的职位来说，他“受的教育是足以胜任的”，而这份半真半假的报告不久就让他荣任此职了。官方的这位间谍说的是事实，米歇尔-夏尔是足够地因此也是不足够地受过教育。在这一方面与在其他方面一样，不必太“跟上时代”，而且，不落入时髦观点的圈套甚至还大有好处。然而，在一方面是达尔文时代，另一方面是勒南和丹纳的时代，这个因为其在斯坦尼斯拉斯的老师让他读孔狄亚克的书籍而在重读后者的书的文人，不时地重新翻开塔西陀的史书，以免荒废了自己的拉丁文，并把从亚当到路易十四的世界史分成六个阶段教给自己的女儿；但严格地说起来，他算不上是个“受过教育的人”。然而，我很担心这位巴黎的编写报告者根据他对《妓女爱丽莎》和奥芬巴赫最后的那段歌一无所知去判断他。
在道德方面，官方对他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米歇尔-夏尔是个好父亲，对妻子和孩子们一片忠心。像通常那样，这一点被稍加节制地记录在案。但是，很遗憾，抄写员在抄写这一点时总是自作主张，坚持写上：“他是佛兰德人。”“尽管他的面容非常具有佛兰德人的特征，但是相貌显得外露和开朗。”“他的性格也是很佛兰德式的：他无疑为人正直，而且我也并不认为他会口是心非，但是，他并不是总把心里话说出来的。”编写者在这一点上倒是正好说对了。但是，表里不一在第二帝国的法兰西肯定不是受到鄙视的这类人的专利。米歇尔-夏尔的表里不一更多的是源自在一些教会学校所养成的习惯，在这些教会学校里，间接肯定法和思想上的保留自十七世纪以来一直在持续发展，而且，那种有话不直说的歪风仍在经常不断地损害着这些教会学校。
但是，对于官方间谍来说，重要的是这位有关人士拥有多少钱财。在他母亲及岳父去世之后，上面的这位人士的财富将高达年收入十万法郎。这笔可观的或被认为是可观的财富是一条牵狗链，“他太紧攥着他所拥有的东西了，以致不得不诚实地为皇帝的政府效劳。”“诚实地”这个词在这里听起来很好笑，让我们理解为米歇尔-夏尔将永远也不会去犯与自由派分子勾搭的错误吧，这些自由派分子“乔装改扮的社会主义”对于地主、房东们来说是一大威胁。帝国是站在左边的。
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家人的正统主义，也没有忘记他的奥尔良主义以及他岳父的奥尔良主义，他岳父的奥尔良主义在另一份官方报告中曾受到严厉的谴责。阿马布尔·迪弗雷纳“沾沾自喜于他的花形徽章和他里尔法庭庭长的重要职位，并对自己的终身制感到放心（他并不是唯一这样的人）”，他曾支持过一个奥尔良派议员P的候选人提名，此人是他女婿的妹夫。而且，阿马布尔·迪弗雷纳在谈到当朝政体时语多讽刺。虽然安然地处于“自己的位置上并善于择友”，他的女婿倒是并不那么坦然无虞，幸好他至少是在觊觎荣誉勋位勋章。报告编写者不顾阿兹布鲁克法庭最近的法令，坚持只把C.德·C先生写成克里纳韦克，他无疑是认为这个名字更适合他的佛兰德相貌；他指责他以旧政权的这个姓氏为标榜，想要“与当地的所谓贵族阶层打交道”。这个“所谓的贵族阶层”是鹅毛笔刮擦出来的，它流露出这个所谓的波拿巴效力者的那种在许多法国人心中都存在着的雅各宾派情结。我祖父徒劳无益地在其行政职责中表现出激情满怀，徒劳地作为杜埃的专区区长和里尔的省长完成中介职责，而且还徒劳地采取了“必须采取的那些措施”，“在杰昂西刺杀皇帝陛下的过程中”，不管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反正人们都把他看在了眼里。帝国是站在右边的。
戴着黑色天鹅绒褶皱翻领的诺埃米，头发上插着一朵红色天鹅绒做的玫瑰花，如同法兰西喜剧院的女演员索尔小姐一样，披着那条精美的又薄又软的印度平纹细布披肩在演戏，而没料到又取了一些荷兰调味汁拌的芦笋的一位宾客毫无热情地指出：“这家人家料理得很得体。”（人家在巴黎莫尔尼家没有吃饭不是为了跑来这里欣赏北方的奢华的。）此刻，正在替宾客们斟柑香酒和白兰地的米歇尔-夏尔，并不知道自己被褒贬参半地而且仅只是因为有钱而受到尊敬地列入一个警察政权的秘密报告之中，如果他知道的话，凭他的精明，他会说所有的政权均皆如此。一幅与诺埃米-索尔小姐相呼应的细密画把他画得有点拘束，眼睛望到其交谈者的背后去了；他的神情既不外露又不开朗，更不像是个好好先生。编写报告者把佛兰德热情好客的外表用来作为一种性格的基础。尽管别人给予他良好的评语（“身体健康。无任何残疾。”），但米歇尔-夏尔自结婚时起便受到胃溃疡的折磨。他儿子最遥远的回忆之一就是他同家里人一起吃饭时的情景（不是在每个星期二的盛宴上，他儿子当时还很小，不能参加这种盛宴，而在这些盛宴上，这位一家之主总是面不改色地假装在吃饭），在当时那拖得很长的丰盛的进食过程中，他因要保持仪态的端庄总是在搅和他那碗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奶油的燕麦粥，那是有时一连好几个月，医生允许他吃的唯一的食物。但他毕竟还是痊愈了。一位专家想必是拿不定主意，弄不清是什么因果关系，一直在那些迟迟不收口的溃疡面和胃癌之间犹豫不决；不过，他在六十四岁时，还是死于胃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