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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俯视一下诺埃米这个平庸的“深渊”。把自己的丈夫不是当成奴仆就是当作利害相关的人的这种妻子任何时代都有，特别是在十九世纪；这种态度甚至并不排除夫妻的情感：维多利亚就是情意深切地让艾伯特待在从属的地位。米歇尔-夏尔总是从尽可能让人放心的角度来说明事情，他在留给自己孩子们的回忆录中特别强调了诺埃米很聪明（按她的方式，她确实如此），很漂亮（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一点的），很高雅（而我却很担心“高雅”一词会让人想起虚伪的、身份地位所限的礼貌、财富和世俗的评价，上流社会的夫人们常以这种高雅相互周旋或攻讦），是个完美无缺的家庭主妇（他在这一点上并未夸大其词）。米歇尔-夏尔并不是不知道他妻子粗俗狭隘的本质，而且坦诚地跟他儿子谈到了这一点。为了一方面用间接肯定法，另一方面看到诺埃米恼怒和怨愤的一面，我们必须首先认清她的真实面目，哪怕是再给她披上神秘的面纱也可以。
我见到她时，她已八十岁高龄，身材臃肿笨重，在黑山城堡的走廊里踱来踱去，如同瓦尔特·德拉·梅尔一部小说中的那个在空荡荡的家中徜徉的令人难忘的锡东阿姨，在看着她的孩子们的眼里成了死神或恶魔的化身。但诺埃米的样子并不吓人。她同儿子不和，对她所害怕的女婿冷漠，对她的孙子既心存褊狭又讽刺挖苦，对我虽常呵斥，但并未让我感到害怕，因为她并未能制服我那孩童的犟劲和逆反心理。一日三餐之后，这位老太太便去客厅的一角坐着，她从那儿可以监视各个房间而不被人看见，而且可以借助像扩音器似的供热气管口听见地下室里有谁在说自己的坏话。如同大家所猜想到的，仆人们早有所知，凡是要谈到她时都离那个角落远远的，或者说话时恰如其分。一旦从那个供热气管口传来一个不怀好意的玩笑，老太太总会找个由头发一通火的。她的女仆弗图内服侍她很不称心，但她已习惯她了，所以她总在心里盘算着如何打发她滚蛋，或者让她得不到好处。在她临终前看护她的那几个修女也同样遭到她的监视。这个老妇人一辈子都害怕死，最终因心脏停跳而孤独地死在黑山城堡。“心脏？”一个诙谐的农村邻里叫嚷道，“可她不常用心的啊！”
我拥有的诺埃米的第一张画像表现的是十四岁左右的她，穿着短裙和罩衫。大约在一八四二年，阿马布尔·迪弗雷纳决定请当地的一位画家画两幅半肖像半油画式的吊挂的画：一幅是表现审判官坐在马雷街自家的漂亮书房里，他修长，干瘪，冷漠，脸刮得很干净，一副基佐时代当地人模仿的假英国佬的神态。画像周围的墙壁都像精装书籍似的包起来了；博叙埃的一幅半身像表明他对其激情满怀的雄辩的景仰；透过一扇开启的窗户窥见的圣卡特琳娜教堂轮廓的顶部飘扬着一面公民国王的三色旗；矮小的诺埃米走进来似乎是送一封信而不是前来借一本书，这使画面带有一种当时已成高雅时尚的家庭的温馨。在第二幅画上，亚历山大琳娜-约瑟芬·迪弗雷纳戴着她的管状女帽，身子僵直，正襟危坐在壁炉旁的一把扶手椅上，壁炉上的一件“装饰品”至今仍在。戴细布绉领的一个年轻小伙子站在她的身旁，一件女红放在她身边的一张桌子上，羽管键琴在奏着一首抒情曲。那挡火装置装饰得像是带浮雕感的灰色单色画的一个古代场景，一座林中仙子的雕像使得透过玻璃门窗洞隐约看到的花园平添了几分姿色，而一张巨大的萨伏纳里地毯以其鲜艳的色调使其余部分全都黯然失色。
那个戴细布绉领的男孩名叫阿纳托利，或许叫古斯塔夫，抑或两个名字合二为一。（我不知道这对夫妇是有一个儿子还是有两个儿子，年纪轻轻的就死了。）古斯塔夫离开人世时还是单身，是法学博士，享年二十九岁，他的名字列入了迪弗雷纳夫妇十年后所参与的一个慈善机构的文件中。假定阿纳托利是另一个人的话，那他在任何地方都未提到过。我祖父的回忆录没有提及这个或这两个死者，因为他或他们的去世，诺埃米才成为完全的继承人；相反，可敬的亚历山大琳娜-约瑟芬在我祖父的回忆录中被说成是“女人中最好的女人”。我父亲也从未提起过那个或那两个舅父，因为他或他们死得太早，他没能见到他（们）；他也没有提到过那个“女人中最好的女人”，尽管她似乎活到将近二十世纪了。用不着跑到东方大公墓游荡也能学会遗忘的。
并不是出于对诗情画意的钟爱我才让读者驻足于这两幅物甚于人的画面前的。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全都是建立在对物的占有之上的；大部分人在让人画像时总是要求别人把他们所喜爱的小玩意儿画在旁边，就像古时候要求别人把他们所喜爱的东西放进自己的坟墓中一样。在某种意义上，亚历山大琳娜-约瑟芬的画框和地毯就像古罗马喜剧演员所穿的短靴，而她的镜子则像阿诺芬尼夫妇的大床。但凡·艾克的模特儿们尚生活在物质本身尚属一种象征的时代，古罗马喜剧演员穿的短靴和那张大床象征着夫妻的亲密无间，那面几乎具有魔力的镜子被人们所看到的或有一天将看到的所有一切弄得水汽蒙蒙的。在这里，恰恰相反，这个室内氛围证明了“拥有”胜过“存在”的一种文明。诺埃米是在一种“仆人就是仆人”的环境中长大的，在这种环境里，人们不养狗，因为狗会弄脏地毯，也不在窗台上放面包屑喂鸟，因为鸟会弄脏挑檐；而且，在那个环境中，人们在圣诞节期间只站在家门口布施教区的穷人，害怕穷人们身上的虱子和癣传染给自己。没有任何一个“平民百姓”家的孩子在这个漂亮的花园里玩耍过，也没有任何一本被认为是要打破“好的理论”的书籍进入这间漂亮的书房。对于这些自认为是基督徒的法利赛人来说，爱他人如爱自己是神甫在布道台上宣讲时才说的格言之一，受冻挨饿、渴望公正的那些人是一些最终要进苦役监的骚乱者。人们没有贸然地对诺埃米说不与人分享的钱财是一种滥用形式，而任何没有用处的占有都是一种累赘。她几乎不知道自己是会死的，她只知道她的父母将死去，而她将继承他们的财产。她不知道遇见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停留在马雷街二十六号栅栏门前的清洁工，都该是一大喜事，如果不被看作是一种兄弟相逢的节日，起码也是一个可乐善好施的喜庆日。人们没有告诉她事物应因其自身而被爱，与占有它们的我们这样的一些人无关；人们没有教会她热爱上帝，她顶多认为上帝也就是一种天上的迪弗雷纳审判官；人们甚至都没教给她自己爱自己。成千上万的人的的确确也都像她一样，但是，在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有一种优点，一种天赋在从这块种不出东西的土地上自动地冒出来。可诺埃米没有这种好运气。
她是个贞洁的女人，但那是就当时在运用到女人身上时人们所给予这个词以极其卑劣的狭隘意义而言的，仿佛贞洁对于女人来说只关系到躯体上的一道裂缝而已。C先生将不是一个受骗的丈夫，那她是纯洁的吗？只有床单能给我们以回答。很可能这位健壮的妻子有过一些米歇尔-夏尔懂得满足的疯狂劲儿，或者相反（我倒是倾向于这后一种情况，因为没有一个被满足的女人不是爱争吵的人），因为某种气质的贫乏，一种好奇心或想象力的缺少，或者亚历山大琳娜-约瑟芬不得不向她提出的建议，使她避开了一些“不道德的”欢娱，甚至避开了一些被允许的欢乐。肉体的交媾可能使她如同她同时代的许多女人一样认为这种夫妻间的床笫之欢是不适宜的，可没有这种床笫之欢，一个“有性欲的人”就不能被称为是完整的人，并被认为是“交代了的人”。然而，诚心诚意地说，她是以自己的“漂亮的女儿身”而自豪的。这个漂亮的女儿身对她而言是非常珍贵的，她不是把它看作是一个为她的生存而效劳的不可取代的物件，更不是把它视为一种性欲的工具，而是当作自己所拥有的一件家具或一只中国大瓷瓶。她并不是因为爱俏而更多是因为她对自己“社会条件”的认同才给它穿上塔夫绸衣服或披上开司米羊毛披肩的，或者遇到机会，像时尚所要求的那样让它袒胸露背，她喜欢露出粉肩和一截玉臂，当然露得并不太过，如同杜伊勒利宫或贡比涅宫的贵夫人们那样，不过比外省的那些假惺惺的女子们所接受的要稍微过一点。
据说，有一天晚上，舞会结束出来时，米歇尔-夏尔正挽着妻子走下里尔一家豪华府第的台阶，突然听见讨厌的丝绸撕裂声。N先生（N是我杜撰的一个姓氏的首字母）是上流社会的老单身汉，是里尔高雅时尚的评判员，背有点驼，为人心术不正，由于被人群挤了一下，一不小心踩到在他下一级台阶上的美妇人的裙子后摆。诺埃米转过头来，恶狠狠地说道：
“该死的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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