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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才读到的小说，最初是一个篇幅只有五十页左右的故事，题为“仿丢勒”。它跟另外两篇同样以历史为背景的中篇合成一个集子，以“死神驾辕”为题，1934年在格拉塞出版社出版。这三篇小说的标题（“仿丢勒”、“仿格里科”、“仿伦勃朗”）是事后才想出来的，让它们之间既统一，同时又形成反差，这些作品其实是一部长篇小说的三个独立的片段。这部长篇小说是在1921年至1925年间，即我的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之间构思的，我还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部分。设想中的这部作品是一部广阔的小说长卷，时间跨度几个世纪，涵盖好几组人物，他们之间或者由于血缘关系，或者由于精神上的一致而联系在一起。最初只是简单地命名为“泽农”的四十来页内容，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第一章。这部设想过于宏大的小说，在一段时间里与另一部作品最早的草稿齐头并进，那就是后来的《哈德良回忆录》。1926年前后，我暂时放下了这两部作品，上面提到的三个片段组成《死神驾辕》，几乎未加改动于1934年发表，只有关于泽农的那个故事增添了新写的十页左右内容，也就是今天的《苦炼》中亨利-马克西米利安与泽农在因斯布鲁克见面情况的一个缩影。
当年评论界给予《死神驾辕》很多好评；今天重读其中一些文章，仍然激起我的感激之情。但是一本书的作者自有理由比它的法官们更加严厉：他将缺点看得更清楚；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自己原来想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1955年，《哈德良回忆录》完成几年后，我重新拾起这三篇作品，打算稍加修改交付重印。又一次，这个身兼医生、哲学家和炼金术士几重身份的人物吸引了我。1956年写成的“在因斯布鲁克晤谈”一章，是重新回到这部作品的第一步成果；作品的其余部分在1962年至1965年间才最终完成。从前的五十来页中至多只剩下十二页左右，并且还经过修改，散落在今天这部长篇小说里，但是从泽农在布鲁日非法出生，到最终他在这个城市的一个监狱里死去，这一情节线索大致上保持原样。《苦炼》的第一部（《漫游岁月》）与1921年至1934年间写成的《泽农-仿丢勒》的构思相去不远；第二部和第三部（《静止不动的生活》和《牢狱》），则完全是从四十多年前那部作品的最后六页演绎出来的。
我并非不知道，作者仍然在世的时候，由他本人来说明上述情况可能会令人不快。然而，我还是决定将这些情况向那些对一本书的成书过程感兴趣的读者说出来。在此我尤其要强调的是，《苦炼》跟《哈德良回忆录》都属于这一类作品：作者早年就开始构思，后来随着世事变迁时拾时辍，但是他的整整一生都会与它们相伴度过。这两部作品之间唯一的区别，何况也纯属偶然，那就是后来的《苦炼》这本书的草稿，早于最后定稿三十一年就发表了，而《哈德良回忆录》最早的版本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或者说这样的噩运。至于其余的情况，这两部小说都以同样的方式经历了在很多年里不断夯实地基的过程，直到最后，两本书的写作都是一气呵成。我在别的地方谈到过，至少就我的情况而言，作者与人物之间保持长期关系令人受益良多，作者从少年时代起就选择或者想象的人物，随着我们自己的成熟才向我们展现出他的全部秘密。不过话说回来，这种方法很少得到遵循，不足以说明有必要交待上述细节，哪怕只是为了避免某些目录学上的混淆。
与自由塑造一个在历史上留下踪迹的真实人物相比，比如哈德良皇帝，创造一个像泽农这样的虚构的“历史”人物，似乎更可以不必借助史料。事实上，这两种创作手法在很多点上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就第一种情形而言，小说家为了试图按照原貌展示人物的全部丰富内涵，需要研究历史上留下的关于主人公的资料，这样的研究无论多么满怀热情，多么细致入微都不为过；在第二种情形下，为了赋予虚构人物以特定的、由时代和地域所规定的现实感，小说家只能利用过去的生活——即历史——留下的事件和日期，否则“历史小说”只不过是一场成功或者不成功的化妆舞会。
我们假设泽农出生在1510年，他九岁那年，年迈的达·芬奇在流放地昂布瓦兹去世；他三十一岁时，帕拉塞尔苏斯去世，我让泽农成为他的追随者，有时也是对手；他三十三岁时，哥白尼去世，后者直到临终之际才发表他的重要著作，但是他的理论长期以来以手稿形式在某些开风气之先的领域内流传，因此我在书中让年轻读书人在学校里了解到这些知识。我让多莱（Dolet）成为泽农的第一位出版商，他被处死那一年，泽农三十六岁；塞尔维（Servet）被处死的时候，他四十三岁，塞尔维跟他一样是医生，也跟他一样研究过血液循环。跟泽农差不多同时代的，有解剖学家维萨里（Vésale），外科医生昂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é），植物学家塞萨尔潘（Césalpin），数学家兼哲学家哲罗姆·卡尔丹（Jérôme Cardan）；他死的那年，伽利略五岁，康帕内拉刚刚一岁。他自杀的时候，乔达诺·布鲁诺差不多二十岁，三十一年后也将被烧死。我无意机械地拼凑一个综合性人物，任何一位懂行的小说家都不会那样做，然而很多缝合点将这位虚构的哲学家与先后生活在同一个世纪的这些真实人物联系在一起。跟他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在同样的地方生活过，有过类似的经历，或者试图达到同样的目标。我在此指出的某些关联，有时是故意去寻找的，它们帮助我在创作过程中发挥想象，有时则相反，是事后才注意到它们可以充当佐证。
同样，泽农出生时的非法身份以及为了日后进入教会而接受的教育，不免容易让人想到伊拉斯谟，后者是教会人士与鹿特丹女市民的儿子，年轻时代曾经是奥古斯都会的修士。在乡下手工艺人的作坊里安装一台改良织机引起的纠纷，让人想起世纪中叶发生的这一类事情，先是1529年在但泽，一台类似机器的发明者据说被处死了，然后1533年，布鲁日的行政官员们禁止用一种新方法染羊毛，稍后在里昂，印刷技术的进步引发过事端。泽农年轻时性格中某些暴烈的方面可能会让人想到多莱，比如杀死贝洛丹的凶手，就会让人遥遥联想到杀死康柏因（Compaing）的人。年轻读书人的修士见习期，先是在根特跟随圣巴汶修道院的主教院长，我们在书中设想此人热衷于炼金术，泽农后来到了被迫改宗的犹太人堂·布拉斯·德·维拉身边，这些经历一方面与帕拉塞尔苏斯相似，后者曾经跟随塞特加赫的主教和斯潘海姆的修道院院长学习，另一方面与康帕内拉相似，后者在犹太人亚伯拉罕的指导下学习过犹太教神秘派教义。泽农的游历，他身兼炼金术士、医生和哲学家的三重身份，甚至他在巴塞尔遇到的麻烦，与我们所了解或听说的帕拉塞尔苏斯非常接近，还有他在东方的经历，这是秘术哲学家们的经历中几乎不可或缺的内容，也同样从这位瑞士德语区的著名炼金术士真实或传说的游历中得到启发。在阿尔及尔赎买女俘的故事，取自那个时代西班牙小说中司空见惯的情节；希格·乌勒夫斯达特，即弗罗索夫人的故事，是考虑到那个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女人们享有擅长治病和“草药师”的声誉。泽农在瑞典宫廷的生活，一部分取材于泰乔-布拉赫（Tycho-Brahé）在丹麦宫廷的经历，其余则来自人们讲述的一位泰奥菲卢斯·荷莫代（Théophilus Homodci）博士的事迹，他是瑞典约翰三世的医生，比泽农晚了一代。泽农对汉施行的外科手术，模仿的是昂布鲁瓦兹·帕雷在《回忆录》中讲述的一个同类型手术。在一个更为隐秘的领域里，也许值得指出的是关于鸡奸行为的怀疑（有时也是事实，通常尽量加以掩饰，必要时则予以否认），列奥纳多·达芬奇、多莱、帕拉塞尔苏斯和康帕内拉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如同我虚构的泽农的生活那样。同样，哲学家兼炼金术士出于审慎而寻求保护人，有时是在新教徒中间，有时就在教会内部，那时多多少少受到迫害的无神论者或者自然神论者都会这样做。尽管如此，在教会与改革派的论辩中，泽农跟那个世纪很多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一样，比如布鲁诺（尽管他死于罗马教廷圣职部的判决）和康帕内拉（尽管他被宗教裁判所关押了三十一年），更倾向于站在天主教一边。
在思想领域，这个泽农身上既打下了经院哲学的印记，同时又反抗它，他处于炼金术士颠覆性的活力论与即将赢得未来的机械哲学之间，处于将一个隐蔽的上帝置于万物内部的神秘主义和几乎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无神论之间，处于医生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犹太教神秘派弟子近乎通灵的想象力之间；塑造这样一个人物，我同样参照了那个时代实有其人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泽农的科学研究大部分是根据达芬奇的《笔记》来想象的，比方说，他早于哈维（Harvey）进行了研究心脏肌肉功能的实验，就属于这种情况。他关于汁液上升和植物的“吸收能力”的实验，早于哈勒斯（Hales）的研究，是以达·芬奇的一条注释为基础，对泽农而言，他做这个实验也是为了试图验证同时代的塞萨尔潘提出的一种理论。关于地表变化的假设同样来自《笔记》，但要指出的是，这一类思考受到古代哲学家和诗人的启迪，在当时的诗歌中俯拾皆是。泽农关于化石的见解，不仅与达·芬奇，也与弗拉卡斯托罗（Fracastor）早在1517年以及大约四十年后贝尔纳·帕利西（Bernard Palissy）表达的看法甚为接近。泽农的水力计划，他的“机械乌托邦”，尤其是飞行器草图，以及发明可以在海战中使用的液体火药的配方，模仿的当然是达·芬奇和十六世纪另外一些研究者的类似发明；它们代表的是一类人感兴趣的东西和进行的研究，这种情况在那个时代并不少见，但是也可以说，这些发明以隐蔽的方式穿越了文艺复兴时期，它们既与中世纪，也与现代社会更为接近，并且已经预示了我们的胜利和我们的危险。对人类不要滥用技术发明的警示，今天看来仍不乏先见之明，这类警示在炼金术文献里比比皆是；我们在达·芬奇和卡尔丹的著作里也可以看到，只不过背景不尽相同。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直接借用了与人物同时代的一些历史人物对一种感情或思想的表述，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证实某些观点的确属于十六世纪。一段关于战争的疯狂的思考取自伊拉斯谟，另一段来自达·芬奇。《滑稽预言》里的文字，除了有两行出自诺查丹玛斯的一首四行诗，其余借用的是达·芬奇的《预言》。关于物质、光亮和闪电的同一性的句子，是对帕拉塞尔苏斯两段令人费解的文字所作的概括。关于魔法的讨论受到那个时代的作者的启发，比如阿格里帕·德·内特希姆（Agrippa de Nettesheim）和吉恩-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Gian-Battista della Porta），小说中也顺便提到了这两个人的名字。书中引用的拉丁文炼金术用语，几乎全部来自当代三部重要的炼金术研究著作：Marcelin Berthelot，
<i>La Chimie au Moyen Age</i>，1893；C.G.Jung，<i>Psychologie und Alchemie</i>，1944（1952年修订版）；以及J.Evola，<i>La Tradizione ermetica</i>，1948，这三本书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共同形成了一条有用的路径，通往仍然谜团重重的炼金术思想的领域。作为本书书名的“苦炼”这一术语，在炼金术著作中指的是将物质进行分离和分解的阶段，据说，这一阶段是“大功”当中最为艰巨的部分。今天人们还在讨论，这一表述究竟指的是对物质本身进行的大胆试验，还是可以象征性地理解为思想挣脱陈规和偏见的过程中经受的考验。想来它有时意味着两重意思的其中之一，有时则二者兼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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