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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克洛艾的相伴左右已成为我生命的意义之所在，但她一边盯着方糖慢慢融化在黄春菊花茶里，一边说“我们不能搬到一起住，问题出在我，我非得单独住，否则就会失去自我。这不只是一个关上门的问题，而是我内在的、心理上的问题。我不是不想要你，相反我担心只想要你而完全失去自我，所以我为自己开脱说，是由于我这个人总是邀通。我想我得继续做拎包女人。
2.我是在希斯罗机场第一次看到克洛艾的包：粉红的圆柱形箱体，鲜绿色的手柄。她到我那儿去的第一个晚上就拿着这个包，而且一再遣歉说色彩太刺眼了，说里面装着牙刷和第二天要换的衣服。我以为是她还不习惯把牙刷和衣服放在我的房间，所以才要用包带来带去，这包不过是个临时的用具而已。但克洛艾却一如既往，每天早上都要把一切重新装进包，好像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好像落下甚至是一对耳环就意味着个性消融这一让人无法承受的风险。
3.她经常谈起个性消融，融入早上地铁里拥挤的人群，融入她的家庭和办公室同事，所以也暗指与心上人融于一体。她的话语解释了那只包的重要惫义，它是自由、独立的象征，是保存完整的自我、找回消融于他人之中的那部分个性的愿望。
4.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论克洛艾每次是多么准确无误地把一切带来带去，她还是开始落下东西了，不是牙刷，不是鞋子，而是她自己，一点点，一片片。首先是语言，我学会她惯说：“不曾”，而不说“从不”，惯把“从前”的“从”字发的很重，惯于在挂电话前说“保重”。她也使用我常说的“太好了”、“如果你真的这么想”。接着是习惯开始彼此渗透，像克洛艾一样，我在卧室里不开灯了，克洛艾也照我的样折报纸。思考问题时，我开始习惯围着沙发踱步，而她则像我一样喜欢躺在地毯上。
5.彼此的潜移默化让我们亲密起来，我们不再界限分明，从此布朗运动的微粒获得了自由的空间。彼此的身体不再感受到对方目光的停留。克洛艾会躺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把手指伸进鼻孔，掏出点什么，在指间捏成又干又硬的小团。身体的熟悉也跨越了性的吸引。闷热的夏夜，我们一丝不挂地躺在一起，却没有意识到两人的赤身露体。我们偶尔也会沉默不语，不再喋喋不休，不再害怕冷场会让人生疑（’在沉默不语中，她/他在如何想我？”）。我们都对心上人眼中的自己有了信心，不再一昧地彼此取悦。
6.伴随着亲密接踵而来的不再是对生活的哲学思考，而是大量小说一般具体的内容：克洛艾洗完澡后皮肤的气息、她在隔壁房间打电话的声音、她饥肠辘辘时胃里的响声、她打喷嚏前的表情、她醒来时的眼睛、她抖动湿伞时的姿势、梳子梳过她头发的声音。
7.在了解彼此的性格特征之后，我们需要给对方一个新的称呼。初生爱意时，心上人的姓名是源自父母的馈赠，护照和公民登记使它正式化。考虑到心上人的卓尔不群，那么借助一个不曾有人使用过的称呼（无论怎样语义模糊）来表达这独一无二，不是很自然吗？克洛艾在办公室叫克洛艾，然而和我独处时，她则成为“蒂吉”（我们都不明白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而我，有一次为了逗她开心，曾跟她讲起德国知识分子遭受的苦难，于是，我就被称为（也许没有那么神秘）“维尔什麦兹”「Weltschmerz，德语，即 悲观、厌世」。这些别号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我们选择了别具一格的称呼——我们完全可以称对方“普维特”或“蒂克”——而在于我们给对方另一个称呼这个事实本身。“蒂吉”表明克洛艾独有的某些东西是不为银行职员所具有的（她洗完澡后皮肤的气息，梳子梳讨她头发的声音）。“克洛艾”属于她的公民身份，“蒂吉”则超越了任何政治色彩，只属于更灵动更惟一的爱情天地。它战胜了过去，标志着爱带来的新生、新的洗礼。相遇时，你有自已的名字，心上人说，但我将给你一个新的称呼，以表明我眼中的你有别于他人眼中的你。办公室（在带有政治色彩的场所）里，别人称你为X，但在我的床上，你水远都是“我的胡萝卜”……
8.取别号的游戏也会延伸到语言的其他领域。普通的语言交流要求直观明了（因此意图明确），亲密的语言却摆脱了这个法则的束缚，不需要明显而恒定的语义指向。它可能毫无逻辑，只是在嬉戏；可能全是惫识流的表达，而没有苏格拉底对四旬斋富有逻辑的叙述，可能只是一种声音，而不是交流。爱解释了位于可言说与不可言说、可表达与不可表达（爱情就是理解另一个人未成型思想的意愿）之间的试探。它是乱涂乱画与建筑图之间的差异。乱涂者无须知道铅笔在划向哪里，乱涂如同风筝随风飞舞一般随心所欲，是心中毫无目标羁绊的自由。我们天马行空地聊着，从洗碟机到沃霍尔「安迪·沃霍尔（1927-1987），美国艺术家，电影制片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流行艺术运动发起人和主要倡导者。」到淀粉到国籍到投影到放映机到爆米花到阴茎到流产到残杀婴儿到杀虫剂到吃奶到飞行到接吻。不管语言是否正确规范，我们不会有弗洛伊德的维也纳口误。我们没有站着，而是躺在床上仅凭意识滔滔不绝。任何事物都可能进入我们的话题，任何想法都可以随意发表。我们交替模仿政治家、流行明星、北方人或南方人的口音。与严格的语法学家不同，我们的句子开了头，却没有尾，而由对方补上缺少的动词，由对方接着话头，又连接到下一个句子。
9.亲密并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诋毁，它只是将其移到了二人世界之外。他者现在被放到了门外，证实了人们对爱情的疑虑：爱情从来都近于合谋。个人的评价成为了双人的裁判，外部的威胁由一张床上的两个人共同分担。简而言之，我们在背后对别人说长道短，但这并不总是恶毒的攻击，更多的是对平常人际交往中虚伪的规范感到难受，因此需要将积累的谎言发泄掉。因为我不能跟你谈对你性格这方面或那方面的看法〔因为你不会理解，或你会大受伤害），所以我就背着你，与其他能够理解的人私下议论或谈论。在这个世界，克洛艾成了我的评判的最后一个知己。我不能对朋友或同事述说我对他们的看法，甚至我不愿意对他们产生什么看法，如今这些都可以对克洛艾畅所欲言。爱情因为找到了共同厌恶的东西而迅速升温。我们都讨厌X所表达的内涵即是我们互相喜欢。情人因此成为罪犯，我们互相的忠实也就成为交流对他人不忠实的途径。
10.爱惰也许是合谋的，但至少是真实的。我俩私下里嘲笑正式场合中需要的虚假礼节。从正式的晚宴上回来，我们会嘲笑整个过程的死板，模仿我们刚刚与之礼貌道别的那些人的口音与观点。我们躺在床上，颠覆了正常生活的自重，学起晚宴上一连串彬彬有礼的对话。一个留胡须的记者吃饭时曾问过她一个问题，而现在我也学着他提出同一个问题，克洛艾会同样礼貌地回答。一边这样游戏着，她的手一边在床单下抚弄着我的阴茎，我则用腿在她两腿间轻柔地来回摩擦。然后突然之间，我会惊讶于她手的动作，会用最傲慢的口吻问她：“小姐，冒昧地问一下，您在对我高贵的阴茎干什么？”她会回敬道:“我好心的先生，阴茎高贵的行为不关您的事。”或者会从床上跳起来，说：“先生，请您立即从我的床上离开，您打错了主意，我们互相还不认识呢。”在我们的亲密创造出来的空间里，生活的正规礼仪在滑稽的氛围中被重新演示。就如在一出悲剧的台后，演员们正开着玩笑，演出结束后，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在化装室里抓住扮演乔特鲁德的演员喊叫着：“操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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