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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与法德两国关系现状备忘录
刘仲敬/译
(8882. *)机密
外交部，1907年1月1日
1904年4月8日，英法达成协约（《英法协约》，Anglo-French Entente），两国各阶级、各党派无不慷慨推诚，以示忠信、热忱之意。两国真诚努力，消弭众多分歧，由此，这份协议才能最终诞生。若非协约告成，这些分歧可能会造成两国永久的摩擦。英格兰普遍希望改善英法关系，英国政府顺水推舟、乐见其成。和衷共济的愿景其来久矣，但协约只是在最近才初有成绩。英国政府希望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接近各邦亲善的理想状况。在这种理想状况下，英国和所有邻邦保持体面的和平。
实现理想状况，必须满足两种先决条件。首先，法兰西政府应该意识到，礼尚往来的政策有利可图。从它的观点看，这种政策或许要作出某些眼前的牺牲，但结果会消除来自强邻的一切争执。其次，法兰西政治家如果执行这种政策，必然会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而没有公共舆论的支持，他们就不会有执行政策的力量。近年来，激烈的政争和仇恨毒化了法兰西的心灵，它怀疑英格兰的计划和意图。这种状况理应改变，它应该信任英国政府的坦率和忠诚，英国政府不仅会履行目前的约定，还会秉着和解和睦邻的精神，处理一切未来的纠纷。自然，两国的信任不会一步到位，但可能经过缓慢演进的过程，渐渐增强。变化之快出乎意料，切中要害。无疑，这应该归功于国王持之以恒的主动和机智。对此，英吉利海峡两岸都报以热情的认可和欢呼。法兰西国民觉得，国王对他们的国家怀有个人的爱慕，他们认为：陛下的措辞和举动意在调和两国的政治分歧，为真挚而长久的友谊铺路，建立利益和期望的共同体。
两国确信摩擦的原因已经消除。这种信念对和平有直接的贡献，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除此之外，两国还因此获得了整理一般外交关系的更大自由。英法两国谈判人员几乎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在国民权利或要求的问题上，其他国家的反对可能造成外部的困难。两国政府总会担心第三方对争议问题的可能看法。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期：其他列强可能会积极参与冲突，即使它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确实，根据经验，其他列强对冲突的态度主要不取决于冲突本身的性质，而是取决于各方现存关系的一般发展趋势。如果这些强国的地位使它们能够对另一方的势力均衡施加极大影响，那么它们这种牢固可靠、范围广阔的友好关系的建立，其重要性怎样高估都不会过分。如果某国得天独厚，它的外交关系正好适于保卫其正当利益，而且它总能指望最强大邻邦的同情，该国就永远（至少在本国武备维持适当水准时）无须恐惧或担心下面这种司空见惯的情况：国家由于国际间流行的猜忌和敌意，经常不得不放弃正当权益，仅仅为了防止更严重的邪恶和危险——可疑、不友好的邻邦乘机发动侵略、敌对行动或侮辱性干预。英格兰和法兰西都敏锐地意识到，它们都可能卷入其他列强的偶发冲突。英法谅解至少可以排除这种形势固有的危险。仅仅考虑到这一点，爱国的利己主义就有正当理由支持任何解决两国悬案的尝试，前提是，只要它们能够解决悬案而不危及自身的根本利益。
德尔卡塞先生（Théophile Delcassé）的睿智远见和公共精神值得信任，他决定握住英国政府伸出的手。究其原因，他这项决策的主要甚至唯一的考虑，在于加强法兰西对抗德意志的力量。俄罗斯在对日战争中摇摇欲坠，法兰西面临独自抵抗最大敌人的危险。有些人批评说：《英法协约》对德国抱有敌意。这种批评本身就不着边际，何况只要对照谈判时间，就可以发现其谬误。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战争真正开始以前，俄罗斯自己都不相信战争迫在眉睫。《英法协约》确实是在两个月以后签署的。然而，当时谁都没有预测到，俄罗斯居然在远东全线崩溃，战败居然在沙皇的欧洲领地引起了灾难性反应。法兰西政府肯定没有预见到这些后果。事实上，德尔卡塞先生的一般性外交政策在法兰西国内引起了两种主要批评。第一种批评是：早就有人预见到日俄终有一战，他却不相信这些人。第二种批评是：战争确实爆发后，几乎只有他一个人始终相信俄罗斯会赢得最终的胜利。而且，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是在1904年4月8日。而谈判之始，早在1903年夏初，那时，几乎没有人能预见俄罗斯会迅速败在日本手下。返本溯源，大概有助于肯定他坚持英法谈判的先见之明，却仍然不能当真断言他一开始启动英法谈判，就怀有另找支持者的目的。俄罗斯一时国力亏蚀，法兰西有丧失靠山之虞。何况，即使英法谅解主要的和公开的理由就是法俄联盟的削弱，指控英法两国蓄意挑衅和威胁德国，理由仍然并不充分。没有人曾经当真认为，法俄联盟具有好战的侵略性质。任何称职的当代史学生都不可能当真相信：热爱和平的英法俄三国联盟，或是仅仅以英法联盟取代法俄联盟，就会把公认的防御性组织变成直接针对德国的侵略性联盟。可是，德尔卡塞先生确实遭到了这种指控。1905年，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恰好也面临这种指控。然而，就在此时，法兰西的地位大大削弱，人们以为可以不受惩罚地侮辱它。奉天战役证明了法兰西盟国的最后失败。俄罗斯的内乱开始侵蚀它赖以称雄的大国地位。英法两国人民长期不和，《英法协约》尚未在民众想象中根深蒂固。这时，谁都没有听到惊惶的声音，甚至恶意批评德尔卡塞先生的声音也没有到处传播。1904年，英法刚刚签署协约，就立刻公布消息。当时，全世界多多少少都感到惊讶，但所有外国政府都接受协约，没有明显的不安，甚至流露出宽慰和满意的迹象。柏林的帝国大臣经过认真讨论，正式宣布：德国不反对《英法协约》体现的政策。鉴于协约规定了有关摩洛哥问题的专门条款，德国没有理由担心它的利益受到忽视。
随后的历史事件以阿尔赫西拉斯会议（Algeciras Conference）为高峰。这次会议向全世界显示：比洛亲王（Prince Bülow）的公开表白跟德国政府的真正动机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只需要扼要回顾这些事件，因为公众对此仍然记忆犹新。
俾斯麦（Bismarck）有一项政略大计：维持三强之间的紧张和敌意。他首先保障，进而维持德国协调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都有赖于此项政略。现在，任何人都不可能继续否认：他曾敦促英格兰入据埃及并长期占领，因为他正确地预计到，这样就会强化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对抗。类似的情况是，他一再向俄罗斯表示：俄国应该把扩张的野心从巴尔干各国转移到中亚。他希望，英格兰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双方都会不遗余力而无暇旁顾。彭迪事件[1] (The Penjdeh Incident)几乎引起了一场战争，就是他施加暗示的直接后果。当时他向俄罗斯暗示，此刻就是最有利的行动时机。俾斯麦亲王在任期间，还运用各种手段，成功地阻止了法兰西和俄罗斯结合，这些手段包括著名的德俄《再保险条约》。俾斯麦倒台后不久，法俄联盟缔结。对此，德国充满了关注和焦虑，它从未停止努力——建立最亲密的德俄关系，至少促使俄罗斯中立化。从这个角度出发，俄罗斯一般地位的削弱至少有两种好处：其一，这预示德国边境在一段时间内不复有东顾之忧；其二，法兰西迄今为止在政治竞技场上能够跟德国势均力敌，主要依靠俄罗斯的有力支持，而现在它丧失了这个强援。这两种因素增加了德国的相对力量，它自然感到满意。英法谅解的消息出乎德国的意料，多少有些粗暴地抵消了这种满意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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