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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以前的基辛格
欧洲式外交是一种经验性的小步舞，依靠所有参与者的习惯性协调才能维持。这种协调运动本质上属于艺术，不应该成为科学的适当对象；因为它不可复制。即使在初始条件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本身完全相同的反应只要节奏稍快或稍慢；就会在一两代内产生戏剧性的差异。有目的有计划的外交总是失败的，外交成功的意义其实是：通过外交对本国国民（政治阶层）进行政治训练，使其长期保持“竞技状态良好”的运动姿势。从历史进程看，与其说欧洲各邦建立了欧洲外交网络，不如说欧洲外交网络塑造了欧洲各邦——包括其宪制和民情。
如果一个邦国在其宪制形成的关键时期未曾经受外交舞会的熏陶，她就永远无法弥补“青春期笨手笨脚”的痕迹。她像成年以后才学外语的人，格外依赖语法分析；并不是因为语法比语感重要，而是她的能力只能掌握语法。英国的外交传统最蔑视理论，而她最近的亲戚美国最喜欢引进欧洲外交理论（尤其是德国外交理论）；原因就在这里。欧洲式外交在美国始终不脱“客卿”性质，经常受到国内地方性政治的约束；原因也在这里。
基辛格在美国的地位就是“客卿”的写照。他的《白宫岁月》浸透了一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气氛：假如美国政治习惯具有更多的智慧和成熟；他本来可以大显身手，不至于屡次功亏一篑。然而理解同时代美国宪制的读者也不可能看不出：基辛格的欧洲式权力外交必须依赖尼克松的宫廷式内政支持。二者虽然还没有直接违背宪法条文；但已经弥散出浓厚的“非美”气味，足以刺激美国政治阶层的嗅觉。元首通过（宪法地位低微、甚至不存在的）“内廷”系统推行马基雅维利式个人外交，架空（宪法地位甚高的）正式官署。这种做法是东方各帝国的政治常规（和官制演变的主要动力），在波拿巴-戴高乐式拉丁元首身上也颇为常见；但日耳曼系各邦极少容忍这种僭越。尼克松政府的凄惨下场跟美国政治阶层的长期猜疑颇有关系，基辛格的外交风格对培育国民的信任感至少是没有什么帮助。
以基辛格的聪明绝顶，他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但他享有旧大陆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权：可以通过理论升华，象征性解决（现实中似乎不大可能解决的）的分裂。《大外交》的以下图解大概不至于违背作者的内心倾向：美国外交摆动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前者以威尔逊-里根为代表，有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对美国的道德优越性非常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将自己的好运当成了自己的美德。后者以西奥多·罗斯福为代表，能清醒地认识多色调的世界，有分寸地维护多元国际体系（而非山巅之城的十字军）。
不难看出：基辛格对哪一种传统更为赞赏。他的赞赏跟马基雅维利对恺撒·博吉亚的赞赏非常相似：钦佩公爵的智慧和精明，但并不意味着赞赏他的政治目的。这种价值中立的技术外交观本身就是成熟智慧的体现。吊诡的是：美国却在威尔逊传统之下取得了最大的外交成就。基辛格没有对此作出解释，但历史背景早已说明了原因：威尔逊主义和现实主义不是平起平坐的两种外交学派。前者正是清教徒民情与合众国宪制的自然体现，像安泰一样吸取了西方世界最年轻民族的原始力量；这种力量足以弥补数不尽数的技术性失误。后者只是一系列断断续续的插曲。基辛格权力外交也好，他钦佩的俾斯麦权力外交也好；都需要极其老练的手段，将本国宪制的空隙利用到难以为继的极致。二者平庸的继承者都承受不起智者才能胜任的重担，迅速退回更简单僵硬的路线。本国政治阶层的排异反应也迫使他们只能这样做。
在《大外交》中，中国只是陪衬。在西方外交史叙事中，外交技术背后的文明价值只是陪衬。在《论中国》当中，二者都将走向舞台中心。
《论中国》的历史叙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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