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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10日，罗兹（Łódź）的许多工厂都召开了会议，为的是谴责凯尔采屠杀案的罪犯。人们很不情愿地在公开谴责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尽管如此，这些谴责声明还是在第二天被登载在了各大报纸上。这导致了多起抗议罢工。首先发起罢工的是罗兹线厂的工人们，紧随其后的是舍布勒（Scheibler）和格罗曼（Grohman）工厂的工人，之后布勒（Buhle）、齐麦曼（Zimmerman）、瓦日塔（Warta）、坦波 -拉斯科（Tempo Rasik）、霍弗里赫特（Hofrichter）、甘佩（Gampe）、阿尔布雷赫特（Albrecht）、古特曼（Gutman）、迪泽尔（Dietzel）、拉德兹耶夫斯基（Radziejewski）、维雅赫（Wejrach）、金德曼（Kinderman）、沃岑卡（Wólczanka）工 厂，以及两家切割工作坊的工人也加入了他们。一开始，罢工的工人们要求报纸更正其登载的错误信息[关于工厂工人联名签署谴责声明这件事]；随后，他们又要求释放那些被谴责的罪犯[根据庭审记录所示，14人在这起案件中被判死刑]。抗议者们骚动不断；若是有人提出复工，则会被施以暴力……对这个国家的民众而言，工人们会做出这种反应并不反常。许多工厂的员工都拒绝对谴责屠杀案罪犯一事进行投票表决。在卢布林（Lublin），为此事召开了的一次有1500名铁路工人参加的大型集会，会上许多人都叫嚷着“打倒犹太人”“真可耻，他们竟然维护犹太人”“贝鲁特[时任波兰总统]绝不敢判他们死刑”“维尔诺（Wilno）和罗夫（Lwów）必须是我们的土地”。
在那些年里，有许多抗议共产党管制波兰的声音。但是，这显然不是凯尔采大屠杀之后波兰人掀起罢工潮的根本原因。这些罢工事件如果是为了抗议某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犹太教公社”（Judeo-commune），那是说不通的，但如果把它们看作波兰人对自身挫败感的一种表达，就很好理解了：波兰人再也不能义正词严地从犹太人的“魔爪”下保护无辜的天主教儿童了。这类抱怨是一名在1945年8月克拉科夫屠杀案中受伤的犹太妇女无意中听见的，当时她正在被送往医院急救室的路上：
在救护车里，我听到了护卫队士兵和护士正在谈论我们，他们称我们为“犹太渣滓”，他们不得不救，但他们不应该救我们，因为我们谋杀儿童，我们所有人都该被枪毙。我们被送往科佩尼卡街（Kopernika Street）上的圣拉撒路医院。我是第一个被推进手术室的。手术之后，一个士兵来了，他说，手术结束后，他会把所有人都关进牢里。他殴打了一个正在候诊的受伤犹太人。他握着一支竖起的枪，看守着我们，一口水也不许我们喝。过了一会儿，两个铁路工人来了，其中一个说：“一个波兰人要是连揍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的胆子都没有，绝对会遭人耻笑”，说着他就打了一个受伤的犹太人。一个医院的病人用拐杖打了我。女人们，包括护士，都站在门后，威胁我们说，她们都在等着手术结束之后把我们五马分尸。
换言之，战后的反犹主义情绪蔓延广泛，且先于共产主义势力在波兰的崛起，因为反犹主义早已因为波兰人对中世纪时犹太教祭祀谋杀的偏见而根深蒂固了。这种情绪也嵌入了他们的战争经验。
为什么维日考夫斯基一家当初非逃离自家的农场不可？“赫谢尔，你还活着？”—当赫谢尔·皮卡兹（Hershel Piekarz）从他在树林中的藏身之处现身时，他听到有人用怀疑和轻蔑的语气这样问他。同样，人们有这类反应并非因为他们相信有什么传说中的“犹太教公社”，也不是因为得到苏联援助的共产党管制波兰（这得到了犹太人的支持）让他们愤怒。赫谢尔·皮卡兹以及其他和他一样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维日考夫斯基一家以及其他和他们一样曾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犹太人藏匿的英勇波兰人，在战后都不得不继续对他们的邻居掩饰这些事情——他们遭人痛恨、惧怕，并不是因为人们将他们看作秘密共产党人，而是因为他们是波兰人对犹太人所犯下罪行的目击证人，这点才最令人难堪。他们的存在意味着，许许多多的人仍在继续享受这些罪行为他们带来的非法物质利益。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谴责，尖刻地质问着人们的良知，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