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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敌，是一个经典的战时主题，但就我们所知，在研究那个时期的波兰史学中，这个主题是一个空白。毕竟，1941年6月，希特勒运用闪电战对抗苏联军队时，德军是被前波兰领地上（该地区于1939年被并入苏联）的当地居民当作“解放军”接待的！地下波兰家乡军的指挥官，格洛特 - 洛维奇将军（Grot-Rowecki）在1941年7月8日派遣了一个支队前往伦敦，将整个波兰东部边境地区（Kresy Wschodnie）的民众友好招待德军一事告知流亡中的波兰政府。“德国人攻打苏军时，”比亚韦斯托克省的一个农民写道，“这些地区的波兰民众热烈欢迎着德军的到来，却没有意识到后者其实是波兰最大的敌人。在很多小镇上，人们甚至手捧鲜花欢迎德军……有一个居民的妹妹那时刚从比亚韦斯托克回来，她告诉我们，德国人在那个城市得到了波兰居民的热情接待。”比亚韦斯托克地区另一个居民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人们开始谈论苏德之间即将打响的战争，他们都极其渴望这场战争，希望德国人能将苏联人赶走，如此我们就能留在原来居住的地方，苏联人就没办法再驱逐我们了……最终，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几天之后苏联人就投降了。一直以来都在躲避苏方追查的人们欣喜若狂，因为他们再也不用害怕会被放逐去苏联了。遇到许久未见的亲朋好友时，人们的第一句话都是：他们再也不能驱逐我们了。苏军撤退的那天，恰好相邻教区的一位神父路过我们村子，他对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说：他们再也不能驱逐我们了。将大批波兰人放逐至苏联，恐怕是苏联人犯的一个错误；正是苏军此举，导致波兰的地方民众对他们的恨意日渐加深。”
的确，及至1941年6月和7月，超过一半的战前波兰领土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解放了，当地民众——当然，除了犹太人——都热烈地迎接了德国国防军，这表示他们已经承认了被解放的事实。当地居民迅速建立了与德军合作的行政机关，并参与到了以“犹太人和共产党人”为直接目标的灭绝战争（Vernichtungskrieg）中。毕竟，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共犯之所以受审，就是因为“他们为德国谋利”云云。
我们在这里触碰到了一个对于社会心理学家而言很有吸引力的议题：这一时期发生的两个片段在集体记忆中的重叠。这片领土两次被占领，1939年被苏联红军，1941年被德国国防军；在现有的叙述记载中，这两段被占领的记忆互相交缠。简言之，犹太人对入侵的苏联红军的热烈回应根本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纵观1939—1941年间犹太人与苏军之间的协作，我们并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这是独属于犹太群体的行为。另一方面，显而易见，当地的非犹太民众却在1941年热烈地欢迎了入侵波兰的德国国防军，并普遍与德军合作，其中甚至有屠杀犹太人的行动。
因此，当地的非犹太民众在他们的叙述中，似乎将自己在1941年对德军的态度（这一点始终是个禁忌，在波兰史学中从未被研究过）投射在了1939年的犹太人身上，认为后者当时也是这样公然欢迎苏军的。芬克什塔因的证词中提到了拉兹沃夫的波兰民众接待德军的场景，这段叙述读起来像极了广为流传的关于加利西亚犹太人在1939年接待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故事。
米索雷夫上校称，苏联军队曾从波兰地下活动者中招募与他们合作的秘密警察，这一点也在劳丹斯基的传记（自传）中被证实了，这段历史又怎么解释呢？有没有可能，这是这个时代一个普遍现象的缩影？做出妥协而与一个专制政权合作的人，是否也会成为下一个接管这片地区的专制政权的合作者？这样的人很有可能从一开始，就对新统治者及其政策表现出热情友好的态度，以此提前博取当权者的信任，以防他们为前任政府服务的事情暴露。除此以外，他们同意协作还有可能是因为，一旦他们过往的个人记录被新政府查到，他们就成了对方威胁勒索的最佳目标。让我们重申一下，纳粹党，根据德国政治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说法，是一个不断挖掘人类邪恶本能的组织——不仅因为它将“乌合之众”（rabble）拔升到掌权的位置，还因为“简单的人，只要社会还是一个有序的整体，就仍然是正直、文明的人，但一旦哪里出现骚动和混乱，社会组织溃散，他们就会暴走，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更准确地说，“二战”导致的苏联与德国对波兰的侵占，第一次将波兰的乡镇暴露在极权主义政权的统治之下。一个饱受苦难的社会在面对挑战时变得脆弱、动摇，对于两次侵占的集体经验导致了极端的道德沦丧（demoralization），这都是意料之中的。想要理解这些事情的本质，我们甚至不需要参考那些阅历深广的知识分子对此事做出的精密分析，比如文学学者卡齐米日·维卡（Kazimierz Wyka）关于战争对波兰社会之影响的精彩研究。当时的任何资料都能证明战时盗窃和酗酒现象之普遍，光是回忆一下这些现象，就足够了。为了进一步说明，让我们再来看看1948年波兰齐特尼克出版社（Czytelnik）举办的一个公开“竞赛”收集而来的材料，许多农民向这个竞赛投稿，他们的战时经历因此被编成选集。克雷斯蒂娜·克斯滕（Krystyna Kersten）与托马什·沙罗塔（Tomasz Szarota）编辑出版了《波兰农村，1939—1948》（Polish Countryside,1939-1948）一书，该书共四大卷，收录了约1.5万人的投稿。
对我来说，那段时期中道德崩解的最令人震惊的例子，是华达维斯（Wadowice）附近某个村庄的一个农妇讲述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不谋杀无辜之人的文化禁忌已彻底瓦解了。这个故事是一首爱与无私牺牲的赞美诗，在其中，没有人被杀害。卡洛奇娅·萨佩托娃（Karolcia Sapetowa），一个“前女仆”，在犹太历史委员会留下了下面这份证词，它目前藏于华沙犹太历史研究院：
我们家由三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组成。最小的孩子萨米·霍赫瑟（Sammy Hochheiser）是个小女孩，昵称叫萨莉（Sally），最大的孩子叫伊兹（Izzy）。战争第一年，孩子们的父亲就被杀害了。所有犹太人都被集中隔离进犹太居民区之后，我与他们分开了。每天我都要带着我能带的所有东西去犹太居民区，因为我实在非常想念那些孩子，我视他们如己出。犹太居民区的情况最糟糕的时候，我把孩子们接到我的住处与我同住，直到骚乱平息。他们在我家感到舒服自在。1943年3月，犹太居民区遭到肃清。最小的男孩儿那天刚巧在我家。我来到犹太区的大门前，那里站满了德国党卫军和乌克兰人[即德军的辅警，由以前的苏联公民组成，波兰人有时会将他们统称为“乌克兰人”]。人们发疯似的到处乱跑。带着孩子的母亲无助地聚集在大门附近。突然，我看到萨莉、伊兹和他们的母亲。后者也看到了我，她悄悄地在小女孩的耳边说“快去卡洛奇娅身边”。萨莉想也没想就像一只小老鼠一样在乌克兰人的高筒靴中穿梭着挤了出来，奇迹是，那些人都没有注意到她。她无助地张开双手，奔向我。我浑身因恐惧而僵硬了。我与萨莉和一个阿姨一起回到了我的村子，华达维斯附近的维塔诺维采村（Witanowice）。伊兹和他母亲被重新安置了，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生活艰难不堪，我们必须相信，只有奇迹救得了这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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