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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德瓦布内的犹太大屠杀让我这个研究现代波兰的历史学家迷惑不解，试图追问解释。在学术文献中，从未有过此类事件的记载。在我不顾一切想要厘清这些事件的过程中，许多来自遥远过去的图景涌入记忆，用似曾相识的感觉制造了一种假象：我们已经理解了我们获悉的事情。也许拉兹沃夫和耶德瓦布内发生的大规模屠杀是不合时宜的，应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人们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想法：那些邪恶的、不可思议的农民暴徒仿佛是亨利克·显克维奇的17世纪战争“三部曲”中的人物，他们从书页中走了出来，在1941年的夏天踏上了比亚韦斯托克省的土地。自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农民战争发生时起（在犹太人遥远的记忆中，这场战争等同于一个可怕的词汇“Khurban”，意为灾难，是“二战”犹太大屠杀的前兆），犹太人就一直遭受着敌对一切“异类”的恶意势力的折磨，后者埋伏在乡间，时不时就突然出现，爆发一般地对犹太人施暴。显然，屠杀者和掠夺者（rzeź i rabacja）一直保留着在这种事件中集体行动的“传统”，在19世纪到20世纪这段时间里，不断上演着同样的把戏。
这种爆炸性的潜力从何而来？我们必须知道，反犹太暴力的大背景中，总是包含了对活人祭祀的怀疑：天主教徒相信犹太人会用无辜的天主教孩子的鲜血来制作犹太逾越节薄饼。这种成见在许多波兰天主教徒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而且不限于偏远地区的居民。即便是在“二战”结束以后，关于犹太人参与这种祭祀仪式的谣言也能随时将大批愤怒的民众召集到波兰城市的大街上。正是这种机制导致了两起最臭名昭著的战后集体迫害，分别发生于1945年的克拉科夫（Cracow）和1946年的凯尔采（Kielce）。但不论是犹太委员会的活跃分子还是战后的犹太幸存者都无所畏惧，哪怕是一位忧心忡忡的天主教父母不止一次到他们的社区去寻找自己失踪的孩子！
在学术文献中，犹太大屠杀被描绘为一种植根于现代性的现象。我们非常清楚，想要杀死几百万人，必须有一个极富效率的官僚系统，以及一套（相对）高级的技术。但对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残杀揭示了整个计划中更深、更古老的层面。我指的不仅仅是杀人者的动机—毕竟，即便耶德瓦布内的居民和沃姆扎郡的农民杀人都是出于自愿，且为作案做了充足准备，也不可能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纳粹的反犹太宣传的洗脑——还是指原始的、古老的杀人方法和作案凶器：石块、木棍、铁棒、火、水，以及杀人组织的存在形式。显然，发生在耶德瓦布内的事情促使我们必须将一般意义上的犹太大屠杀视为一个复杂的、异质的现象。一方面，我们必须将其解释为一个体系，它根据一个早有预谋的（尽管不断演变的）计划运作。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视其为一个个分离事件的相互镶嵌，由地方决策人即兴发挥，在自然行为中运行，以天知道是什么的动机为基础，且当时所有在案发现场的人都参与其中。这种理解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这起大屠杀的追责，以及计算犹太人存活概率的结果。
注释
1.亨利克·显克维奇（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波兰19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小说作品人物性格鲜明，情节引人入胜，语言优美流畅，深受群众欢迎，素有“波兰语言大师”之称。其描述17世纪战争的历史小说三部曲为《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
2.赫梅利尼茨基（Khmielnicki，1595—1657），乌克兰哥萨克首领，1648—1654年反抗波兰统治的乌克兰民族起义领袖。显克维奇在他的小说《火与剑》中，把赫梅利尼茨基塑造成了一个奸诈不羁、倔强狂妄、野心勃勃、仇内媚外的混世魔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