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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同伙的庭审档案中，除了我们找到的证人和被告人的问询记录，还有很多其他资料在庭审的不同阶段被呈给法庭。比如，我先前就引用了卡罗尔·巴登在其豁免请愿书中的文字。我通过最初的评估所得出的结论—“这是一群普通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每份问询记录第一页的摘要。但除了这群被告人的年龄、子女数量和职业以外，我们还可以提供关于他们的更多信息。
1949年1月第一批人被逮捕之后，他们的妻子开始往沃姆扎安全部寄请愿书，讲述了一些特殊情况，她们希望这能淡化他们的丈夫在反犹迫害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从这些文本中梳理出一些关于被告人的有趣的个人信息。亚历山大的妻子伊雷娜·雅诺夫斯卡（Irena Janowska）在1月28日写道：“在事发当天，德国宪兵队与镇长和[镇议会]书记瓦西莱夫斯基一起四处走动，将男人派去看守广场上的犹太人群。他们也到我们家来了，找到了我丈夫，厉声命令他到广场上去，还举枪威胁他。我丈夫很害怕，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干什么，甚至十分担忧自己的安危，因为他曾在一家苏联治下的牛奶合作社当监管员。”三天后，雅尼娜·日卢克（Janina Żyluk）代表她被捕的丈夫（他被许多证人指认为主犯之一）写了一封请愿书：“1941年苏德战争打响之前，我丈夫一直在苏联政府的税收机关做主管。因此，1941年德国人入侵之后，他不得不躲起来，因为每个为苏联人工作过的人都会遭到追捕和迫害。”
我们知道，波兰的国家官僚组织架构在苏联治下大幅扩张了，许多人为了生计而去为占领者工作。被斯大林主义安全警察逮捕者的妻子会认为，如果警察知道自己的丈夫曾为苏联政府工作，可能会改善他的处境，这也是合理的。因此，如果不是因为在材料中有了关于这类文本的新发现，我最多只会把这两个传记性的片段当作奇闻逸事。事实证明，这些文本变得越来越有趣了。以卡罗尔·巴登——在拉莫托夫斯基案中唯一获判死刑的人—的自白书为例：
在苏联红军入驻比亚韦斯托克省、1939年10月苏联政府成立之后，到1940年4月20日之前，我偶尔会做修理钟表的工作，也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其他苏联政府部门做各种我专业领域内的活儿。其中包括开钥匙遗失的保险箱、换锁、配新钥匙、修理打字机，等等。1940年4月20日，我成了主任机械师，也担任机械拖拉机站[Mechanical Tractor Station，简称“MTS”]的修理店的店长。我修理拖拉机的轮子及履带、农用机器，还有各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马车。在这个机械中心，我是第一班组的领导，也是技术总监。同时，我还是沃姆扎郡耶德瓦布内镇的苏维埃代表（gorsoviet）。
巴登无疑是一个很出色的机械师。但仅凭专业技能本身是无法让他获得苏联机关中的这些职位的。显然，他深受苏方信任。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出“重头戏”——事发当日最恶劣的犯人之一，劳丹斯基家的哥哥齐格蒙特的自传所揭露的真相。下面的文字是他于1949年7月4日在奥斯特维兹（Ostrowiec）监狱中写给“华沙安全警察署司法部”（Do Ministerstwa Sprawiedliwości U.B.P.w Warszawie）的请愿书：
我们的领土被并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BSSR）之后，我为了躲避苏联当局而躲藏了约六个月……在我为了不被驱逐出境而逃亡的过程中，我没有加入那段时间在我们领土组建起来的逃犯团体，但我给斯大林大元帅寄去了一封请求信，由莫斯科检察院（普什金斯卡街[Puszkinska Street]15号）转寄给耶德瓦布内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前者随信附了一道审阅令。在问询和调查之后，他们证明了对我的判决是不公正的。为了弥补我的损失，我被允许不用再四处躲藏，并不会再面临被驱逐的威胁。对我进行考察之后，耶德瓦布内的内务人民委员会让我参与清算反苏势力的工作。[看起来，劳丹斯基可能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上校米索雷夫的线人之一。]当时，我与耶德瓦布内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保持着书信往来（我在信中没有使用化名）。在此期间，为了让我更有效地工作，我的上司命令我（为了避免被反动势力侦查到）假装是反苏分子，因为当局已经认识我了。1941年，苏德战争[原文中，“苏”为大写，“德”为小写]突然打响之后，内务人民委员会没能摧毁所有的档案，我很害怕，不敢出门，仅仅去偷偷确认了[通过立即派自己的弟弟进入德国宪兵队工作！]，最重要的档案已经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院子里被焚毁了……我觉得我在整个审判中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因为对我的怀疑都是诬告，因为在我与内务人民委员会保持联络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直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如今[即战后]，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集团，而是在社区里的农民自助社中工作，还持续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加入波兰工人党之后，我感到我的生活因民主精神而得到了升华；我坚信，在像我一样的人民的帮助下，我们的工人制度会更加稳定[作者标记此句为重点]。我在此声明，我其实是含冤入狱的，因为如果我亲苏的立场为人所知，那么就算德国人不动手，反动集团也会将我和我的家人灭口。
初读这份陈述时，我们被陈述人那固执的盲从震惊了。显然，他曾试图预测这个世代相继掌权的吃人政体最渴望从其治下的国民那里获得什么，因而陷入了极端的狂热之中，试图顺应、讨好政府——最初是通过成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秘密协作者，接着又为纳粹党干着杀犹太人的脏活儿，最后加入了波兰共产党（PPR）。法语里有一个短语，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种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的生存模式：fuite en avant，意思是一场与命运的角逐。
上文提及的这四个人都被证实曾协助苏联政府，之后又转投德方（其中的两个被告——耶日·劳丹斯基和卡罗尔·巴登——除了在迫害行动中屠杀犹太人，事后还加入了德国宪兵队）。我认为，关于此四人的这些传记片段，不仅是一些恶人的个人行为、心理轨迹，还反映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在这起极富戏剧性的事件中，最显著的问题不只是人的品格，还有在20世纪的极权主义政体下，人们可能遭遇的“诱因的逻辑”（logic of incentives）。我会在本书的最后章节中对这个问题做出评论，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看到了对战争时期和战后波兰历史的不同解释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尚未被充分探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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