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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孙文为革命占据的有利位置：就任临时大总统</h4> 武昌兵变了，没人知道孙文到底在哪里。九次起义失败，华侨们似乎再也不相信他了。为了筹款，孙文一直在美国各地马不停蹄地演说，10月11日这天，孙文正与随行人员奔赴美国丹佛市，第二天才在报纸上看到武昌兵变的消息（历史作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称孙文当时“正在美国洗盘子”，此说并无史料证实）。 和黄兴、宋教仁一样，武昌兵变的消息令孙文很是意外，经再三考虑后，他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赶回国内指挥战斗，仍然需要筹款，增加老牌革命党人的资本。可是从美国国务院到英国、法国外交部，孙文在欧美没有换来一个国家的支持，也没有筹到一分钱。没有办法，11月24日，孙文只得离开欧洲回国。这是自1895年广州起义以来，孙文第一次公开回到国内，除了自己的“同志”，大清国内大部分人对他都是陌生的。正如黎元洪所说，他根本不了解孙先生，也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主张。 在香港，曾经的得力助手胡汉民前来迎接，他如今已是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告诉孙文，如果您继续北上上海、南京，一定会被推举为总统，但是一个没有一兵一卒和一分一厘的总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袁世凯不可信任，不如留在广东练兵，将来对袁世凯和朝廷进行北伐，把全国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孙文没有同意，他知道胡汉民这个都督是怎么来的。广东新军起事后，他们原本是想拥戴原两广总督张鸣岐为都督（正如武昌新军“拥戴”黎元洪一样），不过，张大人不敢出任，竟然逃走了，大家这才推举了广东籍的老牌革命党人胡汉民。可见胡汉民这个都督也是“空头都督”，是替别人当的。孙文认为，既然在广东练兵也要从零开始，那还不如北上去“主持全国革命的大局”；袁世凯当然不可信，但可以利用他，如果能迫使他推翻满清王朝，强过用兵十万。 经孙文这么一说，胡汉民想想也对，他立即写了一封手书，就把都督之位转手“让”给他人，跟随孙文继续北去上海。 此时的黄兴、陈其美等孙派人物正在上海急切地等待孙文的到来。黄兴不仅已经向南京的准国会提出“让位”于孙文，还提出不要选大元帅，要选就直接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各位“议员”最开始并没有同意，他们仍然强调临时大总统“非袁不可”。不过，黄兴态度强硬，他甚至有要带兵对准国会“施加点影响”的意思。“议员”们很快又同意了，只是强调孙文这个临时大总统也是暂时的，只要将来袁世凯一“叛变”，孙文就必须“让位”，这就是“议员”们答应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的条件。 地方实力派的态度为何会迅速转变呢？他们并不是忌惮黄兴手里的“兵”——要知道这些兵说到底也是他们的，他们不过是请黄兴出面来指挥而已，黄兴并没有实际上的军权。但以都督为代表的独立各省实力派总算是明白过来了：与其把临时大总统之位一直给袁世凯预留着，那还不如先让革命党的旗帜孙文当上这个临时大总统，逼一逼袁世凯和他麾下的将领们。独立各省反正只需要一面暂时走到前台的“旗手”，黄兴可以，孙文也可以，但都督们自己就不可以，否则其他都督就会有意见。而都督们无论选孙文还是黄兴当临时大总统都是不用担心的，在他们看来，孙、黄就是过渡性的“傀儡”。孙、黄无军无钱，不可能利用临时大总统之名掀起什么风浪，如此才为独立各省迅速接受，连条件都不用谈。如果实力够，大家选举他们，那还要与他们谈条件。 当然，独立各省答应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也并不影响答应袁世凯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反正还是在谈判，先答应再说嘛。 对于黄兴的这个举动，宋教仁又深深地失望了。现在黄兴倒是意识到了要争取的是“政府”的职位，而不是有名无实的军方职位，但他偏偏又要把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孙文。一直以来，宋教仁都希望黄兴能够出头，担任临时大总统。在宋教仁看来，只有黄兴当临时大总统，才有可能让他一直以来坚持的共和立宪落地——实行内阁制。 根据宋教仁的设想，未来中华民国的各个政党都要公开竞选国会的议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的领袖，就是内阁总理，他可以在本党中挑选人员组成内阁。也就是说，内阁总理才是政府首脑，而总统就相当于英国的“虚君”，基本只是作为国家元首和国家的象征，执行礼仪上的活动。 宋教仁的这个设想一出，大家一片哗然：不就是你自己想当总理，掌握政府实权嘛。看上去确实如此，宋教仁虽然有着极强的政治天赋和才干，但他实在是太年轻了（29岁），这么大一个国家，选一个不到30岁、声望浅的人当总统这是闻所未闻，但如果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年长者当总统，宋教仁再出面组阁当总理，这是有可能的。 对于“想当总理的野心”，宋教仁比较坦然，后来他专门在报纸上写了两篇文章答辩。他说，世人污蔑我谋一己之私想当总理，由来已久，虽然没有这个事，但是我不想辩解，我反而是以此来激励我自己来当总理。国家政治既然是共和政治，那么国民人人都应该负责任，如果有人想当总理，这就不能再看作是君主专制时代的“谋反”，国家和人民都应该欢迎才对呀。共和不是学习美国吗？美国的小学生写作文，如果说他立志将来长大以后要为国服务，当总统，只会传为佳话，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另外，作为一个虔诚的宪政主义追求者，宋教仁也是比较坦然的，宪政只是要限制权力，不是不要权力，追求宪政本身并不意味着要消解权欲，却是要坚持“限制权力”才是最大的权力。 章太炎就很支持宋教仁。这个章太炎恃才傲物，能看得上的人没几个，对宋教仁评价却很高。他专门在报纸上写文章，认为宋教仁“有总理之才”，应该以宋教仁为总理来组织内阁。对于孙文，章太炎就很不客气，说孙文这个人善于议论，不能做事，否定了孙文的地位。另外，章太炎到处放风，什么等孙文当总统这是“儿童之见”，即使要选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反正就是明确反对孙文。 但如果宋教仁坚持内阁制只是为了他自己想当总理，那也称不上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了。他是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民国的共和立宪只能实行内阁制的。此时宋教仁的思想正可以用章太炎的一句话来表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章太炎所谓的革命党，其实指的就是同盟会中的孙派人物（以下简称“孙派同盟会”）。章太炎的意思是，既然革命的军事力量（包括革命的新军）都起来了，孙派同盟会这些具有威望的老革命就不能再包办革命了，更不能以一党（孙派同盟会）来组织南京临时中央政府，不能认为其他与孙派同盟会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比如光复会）就是革命的敌人。 另外，从军队的角度来考虑，“革命军”的主力是革命的新军。黄兴虽然被推举为总司令，但他本身是同盟会之人，那么他领导的这支军队到底是革命的新军，还是属于同盟会的“党军”？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黄兴就永远无法取得真正的军事指挥权。 最后，革命的新军中也有不少人是同盟会会员，但是，孙文等人也没有实力来把他们统一组织起来，以“党军”扫平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一切政敌，建立属于“党”（同盟会）的绝对统治。既然如此，“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按照当时向西方学习的共和建国理论，将来民国成立后，需要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是国家的军队，“需要与党派脱离”。如果军队中还存在同盟会等任何组织或者党派，那就跟以前大清军队中存在哥老会是一样的道理，最终会造成军队、国家的分裂，甚至出现军阀割据和混战，不利于新生的民国。所以，章太炎认为，必须以“国在党上”为理念，正好趁着孙文回国，解散同盟会——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如革命党不肯自行解散，那么就证明其标榜的天下为公是假的，立党营私才是真。 应该说，章太炎的考虑代表了当时非孙派人物的一些看法，但是这对孙文本人和孙派人物的打击是巨大的。要知道享有同盟会威名的，正是孙文，他的手中没有军队，在“革命的军队”里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和威望，却有“革命的党”（同盟会），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本。也正是因为如此，孙文才不会当什么大元帅，他要当选临时大总统，但如果真如章太炎主张的那样，连“党”（同盟会）没有了，那么孙文就什么都没有了！ 宋教仁和章太炎不同，他还是同盟会的人，他不会彻底放弃同盟会。同盟会一直是革命党，是秘密结社，革命党人之前擅长的是暴动、暗杀等暴力活动，这与以国会为舞台的公开的政党竞选有着本质区别。宋教仁主张把同盟会由革命党改组为政党，以便有合法地位参与将来的国会选举，而这也就是宋教仁为何要主张内阁制的原因。现在，各省的都督和实力派成了新式的官僚集团，牢牢把持着行政大权，百姓们在行政系统的上升渠道很小，很难去当官、当都督，也不可能人人参选总统，但党禁已开，百姓们可以自由组党，也可以自由入党、脱党、换党。实行政党竞选的内阁制，就是进一步把政治向百姓们开一道口子，让人明白入党是可以实现政治权利和政治理想的，从而把政治这个盘子做到最大，最终实现全民政治和平民政治。 不得不说，从“建设”的角度，宋教仁的这种想法和袁世凯的“国民会议”有异曲同工之妙。宋教仁之所以希望黄兴出任临时大总统，也是希望将来“让位”给袁世凯之前，先把内阁制固定下来。 对于孙文，宋教仁一直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几年前他就评价孙文是“野心家”和“落后于时代的人物”。宋教仁认为，一旦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孙文不可能接受在他的总统之下再“横插”进一个有实权的总理，他一定会学习美国式的“总统制”——由总统直接组阁，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其实总统制和内阁制并无优劣之分，但与即将诞生的中华民国不同的是，当时美国的选举制度已经很成熟了，选举权也紧紧掌握在人民手里，总统就是由选民选出来的，而即将诞生的民国却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由都督把持的国会选举总统。如果再由总统组阁组成政府，那绕来绕去，未来的中华民国岂不是空有共和、立宪之名，还是一权独大吗？ 另外，实行内阁制，必然要将同盟会由革命党改组为政党，这就意味着不能再“革命”了，必然要接受将来的袁世凯政权，只能以政党竞选的政治手段而不是以武力的革命手段来制衡袁世凯的势力。孙文和宋教仁不同，虽然他们身上都兼具革命家和政治家的特性，但对于宋教仁来说，他主要是政治家，而孙文主要是革命家，甚至可以说是终生的革命家，孙文会从一直以来的革命家完成向政治家的转变吗？革命最终是为了人民，人民的幸福是要大于革命的，而对于一直认为“革命就是取得政权”的陈其美等孙派人物来说，他们会甘心吗？宋教仁对此抱有深深的怀疑。 12月25日早晨，孙文抵达上海码头，迎接他的有21响礼炮，宋教仁果然没有出现在欢迎的队伍里，他甚至连上海都没有去，还留在南京。日本朋友北一辉极力劝说，宋教仁气得满脸通红：“老兄你也学日本浪人（指一贯‘扶助’孙文的宫崎寅藏等人）的那一套吗？你的大元帅主张误了事，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文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将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也无所谓，我有兵力（指南京的警察），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 但宋教仁毕竟是同盟会元老，他既然不能像章太炎、陶成章那样彻底脱离同盟会，就必须“有大局意识”。在其他人的劝说下，宋教仁最终还是来到了上海见孙文。 果然，在同盟会内部会议上，就内阁制问题，孙文与宋教仁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孙文的态度比较生硬，他的意思是，为革命考虑，现在最重要的是集中政治权力。既然现在大家都不信任你宋教仁，只信任我，只能推举我当总统，我们“就不能对唯一信任推举之人再设限制”，我个人也不会屈从个别人的意见，把自己当成一个“政治花瓶”，“以误革命大计”。另外，即使要推进民主，在革命成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以专制来推进民主”或许恰恰是这块土地上最现实的选择，因为在专制传统深厚的土地上，人们还没有民主的习惯（多年以后，孙文正式提出了共和立宪分三步走：军政、训政、宪政）。 宋教仁毫不退让，仍然坚持己见。他的意思是，共和立宪本已超越了君主立宪制，如果实行总统制，连内阁制也一并超越了。内阁不善，可以更迭；总统不善，罢免则很困难（民国总统实际上是地方实力派在内部平衡后推选出来的），如必欲罢免，必然引起政治动荡，动摇国本（各地方实力派都会争相推选自己阵容的“总统”）。所以总统制虽然在美国已经很成熟了，但在民国不一定合适。民国有自己的国情，如不顾国情，一味超越，欲速则不达。 现在我们知道了，孙文和宋教仁的想法有着根本上的分歧。孙文果然仍然站在革命的立场。革命家擅长于“不破不立”，坚定地相信只有由革命者将来主导的政治才是“好政治”，革命不成功政治就不会成功；而宋教仁这样的政治家会放弃这样一种信念，即总想发明一种空前绝后的好制度，一种一劳永逸的制度，而不是在世界范围内已有的制度里选择一种普遍最好的，再结合自己国家的国情进行学习和探索。在宋教仁看来，政治是世俗的，也是现实的，尤其不能有完美主义，如果政治家总想凭空创造或者摸索出一条完美的道路，那么就是危险的。 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都完全不一样，两个人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也无法达成妥协。在其他人看来，宋教仁坚持和孙文“作对”，不过是不愿意看到他在南京开创的一片天地中，最后是由孙文来“摘桃子”。宋教仁除了他自己，没人支持他，黄兴劝说宋教仁必须服从“党议”，尊重孙先生。宋教仁只得愤愤不平地返回南京，继续向在南京的准国会游说他的内阁制。 准国会（也就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自然不会理睬这个需要他们让权的内阁制。12月27日，准国会派出了三名代表前往上海与孙文会面，商议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的程序，三代表首先向孙文强调，这个“临时大总统”是过渡性质的，将来还必须接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非袁不可”的现实，需要“让位”给袁世凯。孙文立即回答：那不要紧，只要将来袁世凯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 另外，孙文还提出条件：总统就是总统，“临时”二字可以不要，并提议中华民国从此改用公元纪年，他于公历1912年1月1日就职——孙文对此又是有现实考虑的，此时还是农历十一月初八，按照惯例，新的就职典礼一般都在新年正月初一举行，而改用西历，孙文在几天后就可以就职。 三代表表示这两件事情太大了，必须赶回去请示，三人于是连夜把孙文的条件带回南京。第二天，准国会开会认为，“临时大总统”的“临时”二字不能去除，因为此时南北尚未统一，统一的中华民国还未建立，正式的宪法也还未制定，正式的总统自然无从谈起；至于改用西历，出于让孙文尽快就任的考虑，最终勉强通过。 12月29日，准国会开始选举临时大总统，候选人有三位：孙文、黄兴和黎元洪。在南京的“议员”们自然不会选湖北的黎元洪，黄兴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当，那自然就是选孙文了。一省一票，总共17票，孙文获得16票，另一票仍然投给了黄兴。选举采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我们有理由相信，孙文缺的那一票，应该是宋教仁做通了其中某一省的工作。 12月30日，准国会再次通过决议，说明昨日已经选举出临时大总统，“已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毋庸再开国民会议”。这个决议本身就说明了独立各省同意让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的秘密：他们急需一个人来继续扛起革命的旗帜，阻止袁世凯的“国民会议”，这个人就是孙文。独立各省实力派挟“民心”让袁世凯接受共和，却不许袁世凯挟“民心”来合法合理地逼退皇室，一定要袁世凯独自承担“篡位”的骂名，一定要让袁世凯也像他们一样彻底地“背叛”大清朝廷，这样他们才有真正的安全感。当然，如果按照召开“国民会议”的原计划，投票权掌握在独立各省都督手中，孙派同盟会必将迅速边缘化，孙文也必须尽快就任临时大总统，从而获得与袁世凯“平起平坐”的地位，逼迫他不得不把孙派人物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增强孙派人物在大清政权覆灭后权力再分配中的筹码——孙文的临时大总统和南京“临时中央政府”，就是孙派同盟会与独立各省实力派合力的结果。 1912年1月1日，孙文离开上海，前往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临时国旗。出于对孙文的不完全放心，1月2日，准国会（实际上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对准宪法《组织大纲》进行了修订，增设了副总统一职；1月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20多天后，准国会改名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孙文果然选择了参照总统制，不设总理，直接组阁。几千年以来，一个以共和立宪为目标的“临时中央政府”诞生了！ 孙文组阁之时，宋教仁曾建议：内阁阁员全部用革命党人，不用旧官僚。当然，宋教仁这又是在为内阁制做再一次努力：排除旧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势力，全部用革命党人，也就是把大清原有的官制变成了政党内阁，革命党就相当于自动改组成了政党。而党务（而不是暴动、暗杀）一向是宋教仁的特长，只要成为政党的领袖或者实际控制人，宋教仁也就相当于内阁总理。但宋教仁这个建议注定是不会被采纳的，出于现实考虑，孙文的内阁名单照顾到了方方面面，既有原大清官员，也有立宪派，还有革命党人。 从《鄂州约法》起，宋教仁已经彻底地得罪了黎派、独立各省实力派、旧官僚甚至孙派同盟会，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孙文原本提名宋教仁为内务总长，被准国会否决，仅仅担任总统府法制院院长。许多人为宋教仁而抱屈，宋教仁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 宋教仁是不会放弃他的政治理想的，他仍然会把握时机付出不屈不挠的努力。接下来，按照程序，南京临时政府就该继续“拉袁”了。地方实力派毕竟不敢彻底得罪袁世凯，毕竟还需要袁世凯去逼退皇室，必须要让他放心：我们虽然在南京选出了一个临时大总统，但这只是暂时的，“非袁不可”的现实仍然没有改变。张謇对袁世凯发电：大哥只要你今天逼退皇室，明天就能拥戴你当总统（甲日满退，乙日拥公），甚至在孙文的誓词中，都不得不加上要“让位”的意思：“至专制政府既倒……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这与其说是让孙文就职的誓词，不如是让孙文表明一定会辞职的誓词，也算是能让袁世凯和他麾下的将领们在愤怒过后，又审时度势，重新回到和谈之路上。 双方的代表唐绍仪和伍廷芳转入了私下谈判。共和已经在南方成为了既定事实，接下来要谈就的不再是共和、君宪这些关于国家前途的大事，而是围绕着袁世凯如何逼退皇室、孙文如何“让位”的程序。这实际上是涉及到革命阵容、袁世凯以及皇室之间的一笔政治交易，自然是不好公开进行的，双方就私底下你来我往，讨价还价。 焦点也回到了孙文身上。孙文不是从大清原来的新军将领摇身一变的“革命的都督”，他是老牌革命党人，或者说，他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会轻易“让位”吗？
<h4>为避免“让位”，孙文用尽手段筹款</h4> 孙文自然不愿意“让位”，至少不会轻易“让位”。1月11日，孙文宣布自任北伐总指挥，任命黄兴为陆军总参谋长，准备对袁世凯和大清朝廷进行“六路北伐、合攻北京”。孙文的意思是，该谈的都只管谈，但并不影响他准备以武力来统一全国。 孙文这个大手笔确实令人瞠目结舌，但他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那个自从闹革命以来就有的老问题：筹款。 孙文回国时，传言他带回了巨额款项，还有先进的战舰，并说他在外洋有良好的信用，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贷款。 没想到孙文对记者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还是“精神”。革命党人可以说什么都缺，唯独不缺精神。孙文是不得不作如此表态，在从香港到上海的途中，他对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说：“帮助搞点钱吧！越多越好，一千万、两千万都可以！”这个数字惊得山田纯三郎目瞪口呆。 在去南京就职的前一天晚上，孙文又对宫崎寅藏说：“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了，但身无分文……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孙文说的是事实。组建一个新政府，那也就跟开一个新公司差不多，首先需要有钱把这个政府里的人养活。但南京临时政府没有经济实体，也没有赋税来源，各省都督只是需要先让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至于孙文的实际花销，他们是不会管的；税收也不会上交到南京，不伸手向南京要就已经很不错了。 孙文每天都在为钱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一次安徽省需要军饷，孙文大笔一挥，批了20万。胡汉民手持批条去财政部。然而，“库中仅存十洋”。就是这十块钱，据说还是陈其美的上海军政府支援中剩下的。 南京的士兵都领不到军饷，他们开始骚扰和抢夺百姓财产，简直和过去的清军没有区别。南京临时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大打折扣，孙文不得不两次下令要注意军纪，防止士兵抢劫市民财物。这是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唯一一次就同一个问题发布两个大总统令。孙文本来希望张謇来出任财政总长，让他协助缓解财政危机，可张謇坚决不干，只是勉强答应出任实业总长，而且长期住在上海，不来南京办公。南京临时参议院也在开会时常常连人都来不齐，有时候甚至只来几个人。 没办法，孙文只好又去向列强政府借钱，但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式承认，自然也借不到钱了。列强公开的理由是：南京临时政府不能代表革命之南方各省，其临时参议院之“议员”，不是经合法程序产生。当然，列强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更看好袁世凯，真正支持的是袁世凯。 多年来，孙文一直希望从列强那里获得对革命的帮助，没想到闹革命时不给予帮助，现在南京临时政府都成立了，还是不予以承认和帮助，这对孙文的打击又是巨大的。一个新政权，如果没有得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这意味着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历史中，南京临时政府的地位都是不高的。寻求合法性，成为了孙文迫切的心理需要。 孙文向记者表示：只要列强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即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也就是说，孙文不惜以放弃北伐为条件，首先获取列强政府的承认。或者说，孙文也知道袁世凯必将出任临时大总统，所以希望在“让位”之前，南京临时政府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但结果仍然令孙文失望了。 孙文只好又去找日本人。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等人没钱，还是只能去找日本政府，但南京临时政府拿不出任何东西作抵押。孙文和黄兴盯上了原本属于大清的经济实体——汉冶萍煤铁矿公司。 一直以来，日本国内的八幡制铁所都需要从汉冶萍进口优质铁矿石，还是在大清时，日本人就特别热衷于给汉冶萍贷款，当然，日本人是想通过贷款，把汉冶萍变为中日“合办”，最后达到控制汉冶萍的目的。此时汉冶萍已经从日本银行贷款1000万，孙文方面就提出由汉冶萍代南京临时政府再借500万，日方只要支付部分现金，其余的用于南京临时政府向日本三井物产购买军械。除了这项优惠条件之外，同时还规定：汉冶萍股本是3000万，借款总额1500万元作为日本的股份。这样，日方的股份就占了一半，日本只要再付出不到500万的钱，就达到了对汉冶萍“合办”的目的，日本方面肯定会同意的。 日方果然同意了，不过他们再加了一条：南京临时政府将来若对外国出让矿山、铁路、电力等权利而借款时，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让于日本三井物产。 日方没有问题，接下来必须搞定汉冶萍公司。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已经逃到日本的盛宣怀。黄兴在电报中警告盛宣怀：你必须同意，否则就派兵没收你在国内的财产。 一听说“革命的政府”要没收自己的私人财产，盛宣怀也不得不同意，他最终与黄兴达成协议：南京临时政府负责保护和发还盛宣怀在国内已被充公的财产，盛宣怀同意由汉冶萍代南京临时政府向日方借款。 2月2日，孙文、黄兴在与日本的借款合同上签字；2月13日，日本把200万交付给南京临时政府。孙、黄总算是解决了燃眉之急。 而盛宣怀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此事虽然是在私底下进行的，但在签约当日即被上海报纸报道。章太炎立即跳出来“表示强烈谴责”，就连实业总长张謇也严厉反对。张謇对孙文说：“这件事情事先没有通过我，大总统您私自决定，而事后您又不允许我进行补救，我这个实业总长实在是尸位素餐。”张謇坚持辞职。 在湖北的黎元洪副总统趁机找到了攻击孙大总统的机会，他攻击得相当尖锐，说当初的大清朝廷都不敢做这种交易，把汉冶萍大张旗鼓地交给日本人，现在南京临时政府却倒行逆施，悍然为之，此种野蛮专制行为，恐怕连满清余孽都会笑话我们革命党人，百姓们也会说我们连满清政府都不如。黎元洪还攻击南京临时政府“威吓”临时参议院议员，唆使少数议员秘密开会，擅自通过借款合同。黎元洪甚至提出要把签订合同之人枪毙，他表面上指的是盛宣怀，实际上是暗指孙、黄二人。 各省终于酿成了“反对中日合办、废除合同”的风潮，南京临时参议院也向孙文发出质询。不过，社会舆论也普遍认为，这应该是孙文和黄兴受了盛宣怀的蒙骗，因为这位盛大人在“保路运动”中早已经是臭名昭著，没人相信他了。孙文和黄兴就把与日方废除合同这个烫手的山芋又扔给了盛大人，表示只要盛大人办好这件事，将来可以代为向袁世凯疏通，使得盛宣怀能安然回国。没办法，盛大人只好来灭火，合同最终废止。 孙文仍然没有停止借款的步伐。2月3日，孙文向日方提出：希望再借1000万，条件是把满洲“租借”给日本。为了说动日本人，孙文还说明，此项借款是用于对袁世凯进行北伐——日本也一向视袁世凯为大敌——现在南京临时政府还能与你们签订这样的密约，但如果我们借不到钱，政权就要落入到袁世凯手中，到时候他还会不会与你们签订这样的密约就很难说了，所以希望能够在2月9日之前得到确切答复，否则一切都迟了。 此时，与袁世凯的和谈大局已定（2月12日，隆裕正式下诏宣布退位），孙文对日本人说了实话：如果我们借不到钱，那么只有在南京临时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先与袁世凯缔订和议，以防天下大乱，将来再慢慢想办法谋取军费，策划再举，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拟定革新天下之方案。也就是说，孙文仍然认为，“袁世凯不可信任”。只要能够筹集到必要的经费，能够维持南京临时政府的运转和支撑北伐，即使与袁世凯的谈判已经达成，皇室已经退位，中华民国“共和”已成，他还是会想办法以武力对付袁世凯。 在当初与胡汉民的商议中，孙文曾经反对北伐，现在出任了临时大总统，却又突然力主北伐，看来，相比于通过“拉袁”来获得共和，孙文更看重的是如何让革命党人取得政权，如何让“革命成功”。 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同意借款。不说南京临时政府并没有实力控制满洲，所谓的“租借”不过是一纸空文，而且日本人认为，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经取得了南满，北满还在沙俄手里，“租借”也无效。 现实面前，孙派铁杆黄兴、汪精卫等人都劝说孙文断了北伐之念，回到对袁世凯“让位”的“预定轨道”上来。通过对袁世凯“让位”来获得共和，虽然不那么圆满，但这也许是这么多年来为革命努力奋斗的一个最好的结果，相比陆皓东等历次起义已经死去的人，生者又何须计较个人名分！据说汪精卫还逼问孙文，您不“让位”，难道是留恋总统的职位吗？并说了句特别难听的话，“袁固多诈，孙亦无耻”。（章士钊：《孙黄遗札密诠》） 孙文是在万般无奈、直到最后一刻才放弃北伐的！
<h4>三次暗杀，清帝退位</h4> 在孙文准备武力北伐的同时，双方的谈判也在进行。和之前的公开谈判不同，严重影响这次谈判进程的是三次暗杀。这三次暗杀都是由革命党人指向袁世凯、皇室的暗杀。令人惊奇的是，暗杀对象竟然还包括革命党人自己的“同志”。 一直以来，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不仅与孙文“结仇”，和陈其美也有私人仇怨。这个陈其美大概是个人生活不检点，当年一边闹革命，一边还兼顾嫖娼，甚至在出任上海都督之后，还经常在妓院里办公，落了一个“杨梅都督”的外号。而陶成章却是一个反对贪图享乐，过着苦行僧一般生活的人，自然对陈其美很看不惯。几年前陶成章曾经当着孙文等人的面劝陈其美戒嫖戒赌，让陈其美大失面子，两人就此结下仇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陈其美又瞄上了浙江都督一职，但浙江一直是光复会的地盘，章太炎、陶成章强烈反对陈其美出任浙江都督。陈其美的计划落空了，他和陶成章之间又添上了“新仇”。 正当孙文在南京计划“六路北伐”的同时，陶成章也在上海组建北伐军，积极准备北伐。请注意，这是陶成章的北伐，而不是孙派人物的北伐。正是因为章太炎、陶成章也是老牌革命党人，也能起到“旗手”的作用，一旦他们借“北伐”真的发展起军事力量，这对孙派在南京和南方的地位是严重的挑战。在陈其美看来，“革命”真的就只能由孙派人物来包办，就是孙派这一家，别无分店，陶成章要开分店，自然就是“假革命”，那么他就要“打假”。 这个“打假”就是暗杀。 1912年1月14日凌晨，在自己的地盘上，陈其美指派自己的“小弟”、同盟会会员蒋介石等人将34岁的陶成章枪杀于上海。 陶成章这个主力一死，光复会人人自危，就连狂妄的章太炎也收敛了很多，负责军事的二号人物李燮和转入实业、教育，后来干脆举家迁往南洋，光复会灭亡了。陶成章并没有想到，革命党人的暗杀不仅可以用于对付朝廷高官，还可以对付革命党人，自己没有死在朝廷的屠刀下，却死在了“同志”的枪口下。陈其美是孙文的亲信，暗杀陶成章是不是来自孙文的指示？这已不得而知，不过，陶成章之死的直接受益人就是陈其美和孙文，同时，执行者蒋介石由此也赢得了孙文的信任，最终成为孙派核心人物，登上历史舞台。 陶成章之死是孙派巩固南方地位的大事件，他们仍然站在与袁世凯平起平坐的位置上，袁世凯仍然只能把孙派当作和谈对手。而接下来遭遇暗杀的人，就是袁世凯本人。 1月16日，退朝回来的袁世凯车队在东华门外遭遇炸弹袭击，当场炸死多人。袁世凯被扣在炸翻的车下，爬出来后逃出一命。这次直接实施暗杀的是同盟会京津支部的革命党人，他们有没有接受孙文或者南京的指示？这又是不得而知，总之，如果袁世凯被炸死，自然也是南京方面愿意看到的。 暗杀过后，袁世凯被吓破了胆，深居简出再也不敢招摇过市。 还是赶紧实现共和吧！共和实现了，至少革命党人就没什么暗杀他的理由了。 袁世凯终于要面对逼退皇室这道难题了。隆裕也没什么牌可以打了，她曾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要求袁世凯救救他们孤儿寡母，每天亲自给袁世凯制定菜单，派100多位太监把100多道菜亲自送到袁府上，中午、晚餐各送一次，其中还有一块给袁家用于祭祀祖宗的肉。因此，袁世凯吃饭就变得很麻烦了，首先他得冲着那道圣旨和菜谱叩头，然后把那块肉献到祖宗的牌位上。袁世凯只好赶紧上奏请太后免了赐给他的御膳。 为了笼络住袁世凯，隆裕太后又想出了一招。她赐给袁世凯一等侯爵的爵位，与当年的曾国藩同等待遇，据说前去宣读懿旨的是已经辞职的载沣。很显然，这是让载沣为当初开缺袁世凯而道歉。袁世凯再三上奏推辞，最后隆裕干脆下旨“不许不接”，袁世凯这才接受。 大清气数已尽，再也没有当年的曾国藩相救，只剩下袁世凯来善后了！ 袁世凯一定会适应形势逼退皇室，但也一定会保全皇室。对于他来说，出任临时大总统有两个合法性来源，除了南方孙文的“让位”，还有皇室的退位，这两者缺一不可才能造成共和。袁世凯毕竟是大清官员，南方实际上一直是他的敌人，他一定会更看重来自朝廷的这份合法性。如果说他与大清朝廷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那么他与南方就是“政治交易”的关系。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他也不想从曾经的“敌人”南京方面承接政权，只想从大清朝廷承接政权，如此他就不需要做“革命党的总统”了，保全皇室的安全与体面，这是他作为大清内阁总理的职责，是他最后的情感所系，也是他维护自身合法性的需要，是他的体面。 在多次指示唐绍仪一定要争取最大的“优待皇室条件”之后，1月20日，袁世凯提出了方案：由朝廷授权（注意）他在天津组织南北统一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成立的同时清帝宣布退位；清帝退位两日后，南京临时政府即行解散。 新的共和政府来自朝廷的授权，也就是说，袁世凯让朝廷包揽了他的全部合法性，不关南京临时政府什么事了，甚至新政府所在地连北京都不是，而是袁世凯的老根据地天津。这相当于为皇室留下了一个北京城，实际是另一种形式上的“虚君立宪”！ 袁世凯的伎俩自然逃不过孙文的眼睛，孙文令伍廷芳传达他的意见：清帝退位后，大清的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新政府的组建必须通过南京。 看来，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大清是否先灭亡”。袁世凯的意思是，大清是已经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而南京临时政府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如果大清先灭亡，那么中国大地上岂不是一时间就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了？国际关系如何处理？如何对待外人？当然，袁世凯其实是以这个理由，为他的合法性来自大清而作最后的争取。 然而，1月22日，孙文不顾伍廷芳的坚决反对，突然以通电的方式公开向袁世凯提出了最后通牒。“让位”必须分五步走：首先，清帝退位，由袁世凯电告国际社会并请各国驻京公使或者驻上海领事转告南京临时政府（这相当于借“让位”之际让国际社会变相承认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然后，袁世凯明确表明赞同共和；第三步，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第四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最后，袁世凯在当选临时大总统之后，必须宣誓遵守参议院制定的宪法。 不得不说，孙文的这个最后通牒确实是对袁世凯的反戈一击，这等于告诉了世人：孙文的临时大总统之位和南京临时政府都成为了正统，临时大总统之位就是孙文“让”给袁世凯的，而不是袁世凯以逼退皇室之功“该得的”。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的合法性不仅不是来自大清，而是全部来自南京。孙文主动“让位”，就是为了共和，他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而袁世凯在事实上是“用大清江山换来了总统宝座”，彻底沦为大清“篡臣”，陷入极端尴尬的境地，道德的责难更加深重——将来的袁世凯不仅会在革命派的史料中留下“窃取革命果实”的骂名，同样会在清史中留下“篡臣”的骂名！ 这自然让袁世凯很愤怒，他立即提出抗议，谴责孙文为什么要为议和突然提出附加条件。不过，袁世凯抗议是抗议，他发现自己还真没有办法拒绝。孙文早就在通电说明这是最后解决办法，如果谈不成再起战端，开战的罪名和责任都由袁世凯负责，如果坚持拒绝，舆论是会一致谴责袁世凯的。“篡臣”的骂名看来是背定了，袁世凯心里多少还有点愧疚，但对于“窃取革命果实”的骂名，他实在是心有不甘。小偷能偷走一只鸡、一头牛，但还能搬走一座房子吗？ 伍廷芳对这份通电也极为愤怒，他愤怒的不是内容，是孙文的方式。孙文此举相当于把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所做的幕后交易全部曝光。对于伍廷芳这些自诩为社会名流的人来说，以前谈谈君宪、共和等国家前途之争还符合身份，现在孙文越过伍廷芳直接发表通电，在公众面前曝光这些幕后交易，令伍廷芳等人颜面尽失。伍廷芳愤而电辞议和总代表之职，而据说充当议和参赞的温宗尧甚至声称如果有一支手枪的话，就要去打死孙文！ 皇室自然也看到了这份通电，反正已经曝光了，袁世凯干脆公开和皇室撕破脸面。1月26日，前线将领段祺瑞等人联名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否则他们将从前线返京，与阻挠退位的王爷们剖陈利害！ 就在这一天，京津的革命党人又成功地对皇室中反对退位的良弼实施了暗杀。良弼没有袁世凯那么走运，经抢救无效后死亡。王爷们对“留住大清江山”抱有侥幸心理，不过想继续躲在大清朝的温室里，现在发现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只好悄悄打点好家产，取出存款，随时准备出逃。再也没人来阻挠退位了。 袁世凯已经为皇室争取到最大的优待条件——至今我们能够见到的有关清帝退位条件的修改稿，以袁世凯手批版本给出的条件最为优厚，这大概是他最后的补偿吧。 最后的条件包括仍然保留清帝的称号；中华民国政府按照对待“外国君主之礼”来对待溥仪与隆裕；每年由民国政府直接拨付400万两白银做生活费；隆裕母子以及他们侍卫、太监宫女等还可以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大清的天下，被限制在了紫禁城里头了。 对于隆裕母子来说，住房问题解决了，还有生活费——日本天皇没有退位，还不一定有这样的待遇。这样对待“前朝”的条件，不仅为几千年以来未有，甚至在人类历史上都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那就退位吧！ 1912年2月12日，隆裕下诏，宣布率同溥仪退位。也许直到退位的这一刻，隆裕都想不明白，大清究竟是如何自己把自己给搞死的？载沣曾经怕丢了祖宗江山，最终以火箭般的速度丢了祖宗江山；官员们曾经怕丢失权力，最后发现连脑袋都不一定保得住。 在最后几年的光阴里，体制僵化莫过于晚清，改革步伐之大莫过于晚清，甚至思想之开放也莫过晚清，然而大清终究亡了！ 这是大清最深刻的教训。 袁世凯获得了“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权力，诏书同时规定了“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未来的中华民国，不仅要共和，更要大清多年以来一直努力的宪政。 接下来，该轮到孙文履行他的诺言，送上辞职书，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了。
<h4>孙文“有条件让位”</h4> 孙文并没有食言，两天后（2月14日），孙文正式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交了辞职咨文，但同时附加三个条件： 首先，中华民国的临时“中央政府”设在南京，这是之前的“准国会”所定，不能更改，袁世凯也必须遵守——也就说，袁世凯只能来南京上班，定都南京。 然后，袁世凯亲自到南京任职时，临时大总统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内阁人员乃行解职——也就是说，如果袁世凯不来南京，孙文其实就没有辞职。 最后，南京临时参议院在《组织大纲》基础上正在修改的新的准宪法——《临时约法》，袁世凯日后必须遵守。 很显然，这三个条件中，最关键的是“定都南京”，让袁世凯离开自己的大本营来南京。孙文明显是仍然认为袁世凯“不可信任”，要调虎离山。而章太炎和宋教仁早就唱过反调。宋教仁认为，中华民国只能定都北京，因为日俄对满洲、蒙古的领土有极大的野心，以中国目前的实力，定都南京则为放弃满蒙。 南京临时参议院不少议员对此抱有相同看法。2月14日当天，临时参议院就这个议题进行决议，包括很多同盟会会员在内的议员都认为定都南京不可行，否决了孙文的提案，并决议定都北京。 得知这个投票结果，孙文大发雷霆，他和黄兴立即召集参议员中的同盟会员开会，要求必须按照孙文的意见投票，然后黄兴又扔下了著名的那一句：这是你们议院自动翻案，政府是不会妥协的，限定你们在规定时间内改正过来，否则我派兵来！ 没办法，临时参议院只好又赶紧在15日复议改正过来，决议定都南京。议员吴玉章回忆，开会时，“陆军总长黄兴以兵临议院，警卫森严”。同一天，临时参议院以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当然不愿意南下。他在电报里说得情真意切，除了也提到保卫满蒙问题，他还说，北方的局势现在还很复杂，我袁世凯都还没有完全搞定，而且北京一直是首都，迁都南京，北方的军民甚至包括列强驻华使节都会有意见；另外，即使我到南京，皇室不可能到南京，如果将来有人利用皇室再反对民国怎么办？所以，我反复考虑，与其让孙大总统辞职，不如我袁世凯先在北方维持着秩序，等着南京方面“将北方各省以及军队妥善接收”，我就退归田园，当一个共和国之国民。 袁世凯自然是在将孙文的军。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袁世凯是没有说出来的：他在北京都遭遇暗杀，连家门都不敢出，哪里还敢去南京？ 可是，孙文的态度是坚决的。孙文干脆派出了一个“迎袁专使团”，专门来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去南京宣誓就职。袁世凯又骑虎难下了。不过，事情果然如袁世凯所说，京津和直隶地区发生了谜一般的兵变骚乱。北洋军以抢劫、闹事来阻止袁世凯南下，列强打着保护使馆的旗号，准备调兵进京。眼看又一场八国联军之祸就要发生，社会舆论、北方各位都督以及远在武昌的黎副总统又跳出来反对袁世凯南下。在这种情况下，孙文自然也没有任何理由再坚持让袁世凯南下了，于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又开了一会，通过了一个新的决议——袁大总统，允许你在北京就职！ 有人说，这场兵变是袁世凯自己策划的，目的就是拒绝南下。其实是不是袁世凯的授意并不重要，事实就是这样：有袁世凯在，至少能镇住北方；袁世凯不在，无论是北洋军、北方的革命党人，还是其他帮会、土匪等各种力量，都有可能为称王而混战，引发骚乱，导致列强出兵，就连南京的议员们事先都认为定都南京不可能。让袁世凯南下原本就是强人所难吧。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的“麻烦事”并没有完，第二天，孙文在南京签发了南京临时参议院起草的《临时约法》。请注意孙文早在近一个月前就已经辞职了，袁世凯也已经在前一天就任职总统了，孙文已经没权力颁布法令——特别是宪法性的法令，《临时约法》即使要签发也应该是由袁世凯来签发。在各国，宪法出台之前应该有让一个全社会各阶层广泛讨论的阶段，如此才能让宪法对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的任何权力都加以规范限制，不允许任何一方坐大，也才能让宪法不具有党派性，让各个党派都服从宪法。那么南京方面为何要急于推出这样一部准宪法呢？ 在过去很多的书中，人们一般认为，《临时约法》就是孙文等革命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而出台的。孙文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参照的是美国式的总统制，等到要“让位”给袁世凯，又变成了内阁制，这明显是“因人设法”，是人治而非法治。 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立法权在国会，无论是孙文还是精通法律的宋教仁，都不能主导《临时约法》的制定。《临时约法》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实际上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制定的，地方实力派用参议院制衡着孙文，现在，临时大总统变成了更难对付的袁世凯，自然要更想办法掌控袁世凯。《临时约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又一次大大提升了国会的权力。 首先，它增设了总理一职，但与内阁制中“如果某个政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这个党的领袖就自动成为内阁总理并且是政府首脑”不同，《临时约法》规定的是总理由总统任命，但必须获得参议院通过。总统仍然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总理只是总统的下级和助手，是辅助总统掌握行政大权的。然后，国会对包括总统、总理在内的高级官员都有弹劾权，而总统却没有相对应的解散国会之权。 在美国，国会和总统都是选民选出来的，总统有权任命各部部长，但也要获得参议院通过，这些部长们只是总统的下级和集体顾问，只对总统个人负责。总统行使的行政权只对宪法和他的选民负责，不对国会负责，而国会行使的立法权也只对他们的选民负责，国家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完全分立。当总统或者政府的高级官员违反宪法时，国会可以提出弹劾，总统也没有解散国会之权。这就是以行政权最后归属方式而命名的总统制，与宋教仁一直主张更符合民国国情的内阁制相对应。很显然，除了多出来一个一般内阁制中才有的“总理”，《临时约法》已经完全采用美国总统制的模式了。 但问题仍然是，当时美国的选举制度已经很成熟了，选举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总统确实不能解散国会，但国会也不敢轻易弹劾总统以及总统挑选的高级官员，因为总统也是人民选出来的，受到人民的信任，否则国会自己就下不了台。但《临时约法》规定是参议员由各省选派，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虽然也规定了百姓们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毕竟是民国了，要打着共和立宪的旗号），但谁都知道这是根本没有落地的，参议院仍然受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掌控。总统以及通过总统提名的包括总理在内的内阁成员是由参议院（实际上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选举出来的，参议院只要发现总统“有谋叛行为”（而不是违反宪法）就可以弹劾。但什么是“谋叛”呢？这就很模糊了，总统任命几个他信任的人，或者要求动用一下军队，你也可以认为他是图谋不轨，这相当于要把包括袁世凯在内的政府变成受参议院控制的“傀儡政府”！只要参议院发现这个总统“不听话”，它就能够以“代表人民”的名义并依据《临时约法》的名义弹劾。 而总统除非已经在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拥有极强的演讲能力，否则在关键时刻是无法寻求“人民”的支持的——对于人民来说，反正你又不是我们选的，还不如地方实力派跟我们关系密切，我们又何必来帮助你呢？这和当年载沣面临的是同样的情况！ 现在我们知道了，《临时约法》确实是“因人设法”（针对袁世凯），也是“因权设法”（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仍然想把控权力），它表面上学习当时美国的总统制，却又不是真正的总统制，也不是真正的内阁制。这部在匆忙之中推出来的准宪法，只是地方实力派打着共和立宪的旗号向新生的袁世凯政府争权（而不是分权）的产物。趁着新生的袁世凯政府成立的这个“多事之秋”，地方实力派没有压抑自己不正当的权欲，没有在共和立宪的原则下把他们自己也纳入法治轨道，没有把宪政建设和健全宪法放在第一位。《临时约法》本身就是违反宪政精髓的，由于国会几乎没有什么制衡，百姓们制衡不了国会，议员们必将肆无忌惮，行使职权时不顾后果，自身的腐败也必将愈演愈烈。4月，南京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后，很快出现了天天泡在八大胡同里出卖选票的“议员”。正是他们自己开启了践踏宪法和“贿选”之风！ 不得不说，这部“自动代表人民”的粗制滥造的准宪法，为后来的局势动荡埋下了伏笔。随着宋教仁遇刺，刷新宪法和国会最后的希望破灭，自此之后，国会粗暴干涉行政权、军人以武力威胁议员、议员以缺席罢工抗议甚至总统与总理争权的“府院之争”轮番上演，中华民国陷入了连年的政治纷争，最后竟然又回到了“还是枪杆子说话管用”的老路，回到了没有皇帝却人人想当皇帝的老路，回到了被它所取代的大清内部崩溃式的老路。中华民国持续动荡的最为根本的政治原因、民国乱局的一大根源，可以说就在于这部《临时约法》！ 这必然会引起行政权的强烈反弹，正如后来发生的一幕，当有议员洋洋得意地对袁世凯说：议会就是监督总统的。袁世凯反问：谁来监督议会呢？议员给出了“人民”作为答案。袁世凯暴跳如雷，他说：我没看见人民，只看见一个个（在这里装模作样）的人！ 兵围国会！ 袁世凯终于走到了这一步，此时的他并不完全是黄兴当年那样武人干政的作风了，他还透露出一股舍命为之的悲壮，因为他看到的就是一个已经满目疮痍的民国政治，一个怪兽般的民国政治。后来，袁世凯终于将那件好不容易从大清皇帝身上扒下来的龙袍又穿到了自己身上，把那顶曾经受到诅咒的皇冠戴到了自己头上，然后在万千诅咒中死去。此时，民国才仅仅成立五年，袁世凯还不满60岁，民国也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战中：之前是汉人打满人，后来是汉人打汉人…… 民国开始共和立宪时，其实很多人都做好了接受曲折的准备，只是没想到最后竟然曲折成了这个样子。陈独秀后来说：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如果不是出于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多数国民的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 但是在此期间，也曾经有一个人以他全部的智慧和精力，为民国的共和立宪继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如负重的老黄牛一般艰难地拾级而行，曾经发出耀眼的光芒，和袁世凯成为一南一北两大政治明星，但也如彗星一般划过夜空，和袁世凯一前一后死在民国初年，至今沉冤未雪。 他就是宋教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