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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让位”了，同盟会该怎么办？是按照孙文的意思继续保留革命党的色彩，还是按照宋教仁主张的褪去革命党的色彩，改造成公开的政党？自然，孙文已经“让位”，民国已经成立，再革命就没有任何理由了，同盟会要么解散，要么改造，宋教仁的主张才是大势所趋，连孙文也无法阻挡。1912年3月，同盟会由地下走向公开，宋教仁被选举为政事部主任干事，开始对同盟会进行政党改造。 宋教仁果然不负众望，他挑选同盟会中的非激进分子，与其他民主政党、社团合并和改组，成立了合法公开的全新政党——中国国民党。宋教仁成为代理理事长，虽然名义上的理事长还是孙文，但很显然，宋教仁已经成为了这个全新政党的操盘手。这个政党脱胎于同盟会，或者说取代了同盟会，但它又明显区别于以往的同盟会，它成了合法政党，没有了革命的宗旨和色彩，用宋教仁的话来说，这就是“毁党造党”“大公无党”。 宋教仁自然不会只是改造同盟会这么简单，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政党竞选和内阁制。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随之迁往北京，改为北京临时参议院，并立法规定1913年将召开民国的正式的国会（包括众议院、参议院）。说起来这个年限还是当年载沣定下来的，民国都成立了，自然不能比当年的大清还落后，宋教仁早已经瞄准了国会选举。 与宋教仁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很多人，一时间，民国大地上出现了数百个政党，党员人数无法统计。据说在北京，陌生人之间打招呼，在问完“贵姓”之后还要问“贵党”，他们都铆足了劲，准备竞逐第一届国会选举。请注意这是选举，而不再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指派了。民国毕竟已经成立，共和立宪这个民国最大的政治谁也无法撼动，任何势力都无法反对“国会由人民选举”，北京临时参议院也至少要在立法上把选举权落到百姓们之中——当时规定合法选民除年满21周岁的男性（妇女没有选举权）、在选区内居住2年以上外，或至少满足其中一项：每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有500元以上不动产；拥有小学或相当于小学的学历。这样，民国4亿多人口中，统计的合法选民约有4000万。 现在，民国需要的只是一批防止法律只停留在纸面上的人，需要只是一批用扎实工作把法律落地的“较真”之人，宋教仁即将成为他们的代表。 1912年12月，国会选举正式开始，在这场“选战”中，最辛苦的应该是宋教仁，他组织国民党人马四处集会、演讲、造势，发动选民投票，同时也亲自拉票。他要求国民党全党“要停止一切运动，专注于选举运动”。“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在这个擅长的领域，宋教仁做得风生水起，急剧上升为政治新星。在袁世凯政府成立之后，他几乎成了老牌革命党人中唯一的风光人物，在外人看来，他又表现出向孙文等人咄咄逼人的“夺权”气势。宋教仁也充满自信地说：“无论是孙的势力或是康（有为）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趋势。” 在宋教仁看来，这新人物无疑就是他自己。 果然，1913年3月中旬，国会选举落幕，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选举中都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第一大党。据统计选民中投票率约占10%，也就是全国约有400万人直接参与了投票。尽管也难以避免选举笑话和选举腐败，但宋教仁联合一些人已经为共和立宪取得了重大一步：突破了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掌控国会的企图，实现了政党竞选，“平民政治”和“全民政治”初现端倪。 接下来接力棒交到了袁世凯手里。 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是政府的首脑，总揽行政大权，总理是由总统提名，获得参议院的通过后任命的。对于袁世凯来说，他只有提名宋教仁为新的内阁总理，才最容易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将来也才最容易获得国会的支持；而对于宋教仁来说，他首先要获得袁世凯的提名，即便成为了内阁总理，也需要继续寻求与上级袁世凯的合作。 如此一来，袁世凯和宋教仁之间有望形成既有良性合作又有相互制衡的关系。宋教仁“拥有”国会，在立法权上既可以支持袁世凯，也可以制衡袁世凯；而袁世凯是临时大总统，他在行政权上既可以支持宋教仁，也可以压制宋教仁。在这种“合作中制衡”的关系背后，正是意味着宪政建设即将上一个新台阶。 这一切自然都是宋教仁和袁世凯希望看到的。宋教仁是一个宪政主义者，原本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结果；而对于袁世凯来说，虽然他曾经更看重朝廷的合法性，但一旦成为大总统，共和立宪就是他唯一的合法性来源，也是民国的立国之本，他既没有必要，更没有勇气和实力去挑战共和立宪（至少现在没有）。恰恰相反，真正的共和立宪对他是有利的，因为大清灭亡了，“载沣式”的难题留下来了，袁世凯急需通过宋教仁这样的平民政治家，向人民借力，把大清向往多年却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导致内部崩溃的设想变为现实——把地方实力派（官僚集团）纳入宪政的轨道！从而最终制定出一部真正权威而有效的宪法，稳定民国的政局。 也就是说，袁世凯的对手始终都是试图通过国会把袁世凯政府变成“傀儡政府”的地方实力派（官僚集团），而不是间接帮助他的宋教仁；地方实力派因私而设的“假共和立宪”，是袁、宋在政治上共同的敌手。在这样的框架之下，他们都难以施展才能和行使权力，都迫切希望改变现状。袁世凯和宋教仁之间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彼此互相需要，需要寻求与对方的合作，他们之间的合作面远远大于冲突面——局势竟然把他们都推到了共和立宪“建设者”的位置！ 现在，高居庙堂的袁世凯和起于民间的宋教仁，成为了受人期待的一北一南、一朝一野的两大政治明星，很多人会害怕和阻挠他们之间的联手，但更多的人期待他们的联手。 袁世凯行动了，他给此时在南方的宋教仁发出了“即日赴京，商决要政”的电报。宋教仁将从上海乘火车进京，这里是老牌革命党人的大本营，但宋教仁却没有见到孙文——相信很多人都要问，此时的孙文干吗去了？ 在卸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孙文曾专程去北京与袁世凯会面，他说，今后要舍弃政事，专心为民国修20万里的铁路。袁世凯正要给孙文“安排个去处”，听到孙文如此表示，随即任命孙文督办全国铁路，在上海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孙文似乎真的是专心修铁路去了，就在宋教仁抵达上海之前，他已经带着一帮人马去日本“考察铁路建设”。 在过去的一些书看来，孙文不想着将对袁世凯的革命进行到底，反而幻想“实业救国”，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软弱性”的表现，但这恰恰是误解了孙文。孙文从来都是认为“袁世凯不可信”，直到最后一刻才无奈放弃了对袁世凯使用革命的手段（北伐）。多年以来，孙文为革命的筹款都是“不择手段”的，而铁路是个大利场，大清变成了民国，铁路主宰由盛宣怀变成了他，这又是一个为革命筹款的好机会！ 也就是说，袁世凯政府成立之后，孙文确实无意角逐政治，孙文还留在革命队伍里，还需要为革命党人争取政权，如果要接受现在的民国，就要接受政权不在手里的现实。站在这个角度，袁世凯比当初的清政府更加危险。当初革命党人为“驱逐鞑虏”流血牺牲，虽然希望渺茫，可毕竟还找得到合法性；现在为各方所接受的民国已经成立，如果还要对袁世凯继续“革命”，合法性又在哪里呢？又有什么理由呢？ 随着宋教仁即将北上，他与孙文之间的分歧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虽然宋教仁也一直认为“袁世凯不可信”，但宋教仁的“不可信”是从宪政、分权的角度出发的。在宋教仁看来，如果没有宪政框架下的分权，换作谁（包括孙文）来当总统都是“不可信”的。所以宋教仁要做的只是在共和立宪的框架下与袁世凯共处；他只会限制总统的权力，不会夺取总统的位置；他不会非得追求“革命胜利后”的革命党一党执政，却不会放弃在民国中以政党竞选参与执政——这必然会导致宋教仁“放弃革命”。在他看来，革命虽然可以推翻朝廷，但共和立宪只能通过协商、妥协和契约才能带来。 孙文却是一个现实的人，他不像宋教仁那样“理想化”，对通过没有武力依托的政党竞选来制衡袁世凯等其他势力抱有根本性的怀疑。对于孙文以及陈其美等孙派人物来说，他们眼里的“袁世凯不可信”却是无视袁世凯政府已经成立的事实，要再一次推倒重来，夺取政权——这也必然会导致孙派“将革命进行到底”，继续用武力来达到目的，对于政党竞选这样的事情自然不会很在意了。 而现在，对于孙文以及陈其美等孙派人物来说，宋教仁让章太炎的“革命党消”变成了现实，也在事实上让孙文和陈其美等人“什么都没有了”变成了现实。同盟会已经不存在了，孙文和陈其美等人手中已经没有了“革命党”，新的政党政治又不是他们希望的道路，也没有他们的位置。随着宋教仁另树一帜，急剧上升为新的政治明星，孙文本人和孙派人物陈其美等人却都被边缘化了。更为可怕的是，一旦宋教仁真的代表国民党与袁世凯达成良好合作，那么，孙文和陈其美等人失去的不仅是家底和手中唯一的牌，也是“革命的前途”，从此只能接受作为“革命党”的同盟会变为民国政党的既定事实。孙文等人如果要继续革命，又只能从头开始，这对孙文的革命事业简直是灭顶之灾——宋教仁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孙文等人的“革命大计”！ 由于这种根本上的分歧，与袁、宋之间不同，此时的宋教仁与孙文、陈其美等人之间既没有了合作的意愿，也没有了合作的可能，而是进入了非此即彼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相信，孙文和陈其美等人即使没能阻止住宋教仁把同盟会改造成中国国民党，也必将阻止宋教仁北上与袁世凯真的达成合作！ 3月20日，是宋教仁从上海火车站启程前往北京的日子。在与革命党人的辞行聚会中，陈其美说：“遯初（宋教仁的字），你不要快活，仔细他们（指袁世凯政府）会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你。” 宋教仁听后笑道：“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 宋教仁说的是事实，暗杀一直是革命党人的利器，袁世凯对此还生疏得很。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5分左右，上海火车站，枪声响了，宋教仁遇刺，送医院后不久便不治身亡，年仅31岁。临终之前，宋教仁没有留给孙文片言只语，遗言留给了远在北京的袁世凯。他报告了自己遇刺的经过，并提出遗愿：“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使）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他似乎至死都没有怀疑过袁世凯，也没有计较个人得失，没有要求报仇雪恨，至死都在牵挂新生民国的宪政建设。 他没有资源，没有显赫的出身，更没有枪杆子，不能像科举时代的读书人那样“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于是他“货与人民”，却还是以悲剧结尾。 他终于做到了“年轻又有声望”，可是他永远年轻了。 2016年春节，我曾来到宋教仁故居，在这座后来重建的空荡荡的故居之前，已经很难发现他当年的足迹。 谁才是真正的幕后元凶？百余年来，真相一直没有水落石出，正是因为如此，袁世凯是无法排除嫌疑的。此时的内阁总理赵秉钧也是有嫌疑的，宋教仁上位，他必然下位，按照一般的权力逻辑，他就是“理所当然”的幕后凶手。 而陈其美更是有嫌疑的。站在革命的角度，宋教仁就不是当初陶成章那样的“假革命”了，而是“叛变革命”和“反革命”，宋教仁只能死，刺宋案也只能引向袁世凯政府和他本人。但暗杀宋教仁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要比暗杀陶成章严重得多，而且宋教仁在同盟会里的资历不仅比陶成章要深，比陈其美也要深，如果没有得到孙文默许甚至授意，陈其美能否擅自决定？ 根据《临时约法》规定，作为三权之一的司法权是独立的，并不受行政权的干涉，上海地方检察厅已经向赵秉钧发出了传票，要求他到上海接受问询。只要赵秉钧来上海，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刺宋案都将以司法独立的方式进入法律程序，可以说，这是宋教仁以他的生命换来的民国共和立宪的重要一步！ 赵秉钧称病未到。 几个月后，孙文、黄兴、陈其美等人烧起了民国的第一把战火，发动“讨袁之役”（又称“二次革命”），刺宋案的司法审判程序被战争彻底打断，幕后元凶的追查也就不了了之，至今成谜。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没有了宋教仁，地方实力派又试图通过国会将袁世凯政府变成“傀儡政府”，袁世凯兵围国会，并最终称帝，在各方的群起而攻之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