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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莫干山筹办战时临时中学之际，一日的傍晚，佣人拿进一张纸条来，说有三个女客看我；纸条上有铅笔写的名字：高君珊、曾季肃和季肃的女儿曾弥白。季肃我曾与她在辛亥共过事，久未相见；君珊二三年前在北平教，曾晤及；弥白还是幼时见过一次。我在膺白丧后，忍耐一时，要大恸一次，这日恰又在大恸后，面目浮肿，甚怕人见，而她们三位已经进来。我不像平日多说话，君珊问了我“临中”的事，她们是假日由杭州来山，即日回去。
从汉口、香港回到上海，我与德容、熙治、大纲住在赛伏公寓。湛侯五舅一家亦已由杭州迁沪，他家孩子一向在杭州读书，舅母君辉对儿女教育很认真，学校里的人亦都认识她。一日，她告诉我有杭州女中的朱文央君去访她，为杭女中在沪复课事，要她介绍晤我。她觉得我已经着手的事，负担甚重，我的性情，答应一分，心里要负责二分，此时不可再加重我担子，她先自代我向朱君解释谢却了。德容在金陵女大与弥白同学，在上海又同在东吴大学借读，一日问我可否将住址告知弥白，季肃要来看我。战时谨慎，我的公寓甚小，故曾戒熙治、德容勿携朋友来。
季肃来访我，我已搬到麦尼尼路，她告诉我，杭女中同人避难到过龙游，一部分又到上海，拟在上海开学，望我参加其事。我很率直劝她，上海非办学之地，租界不定靠得住，“此时”与“此地”均不相宜。至于我个人，除上述理由外，能力有限，不敢参加，亦很清楚地谢却了。以后，季肃有时电话，有时来访。我们不但辛亥共过事，共事时离家的情形亦相仿佛：我含泪托性仁以双亲之事；她不敢面别老母，出门后向邮筒投一别母之函。我在爱国女学读过一学期的国文专修科，这班底都是季肃的同学，所以我耳朵里和她一样，彼此未见面先闻过名字，她和君珊和我都是做过蒋竹庄（维乔）先生弟子。
一日，季肃又电告，杭女中同人相议“解散”与“复课”不止一次，终于师生皆泣，情不能已，决定开课。杭女中本属省立，季肃系教导主任，此时拟改为私立，季肃为校长。她与同人所拟之开办费数目，亦告诉了我。我没有在上海办学经验，比之庾村，觉其估计过于简单。然不忍拂其意，对国难中女子热心教育更十分敬佩，愿尽一臂之力，筹半数。
私立杭女中在上海法租界，借一个小学的几间教室，下午二时起，上半日课，开起学来。抗战时，苏浙两省迁沪开学的学校，借教室和上半日课的办法，甚普遍。招生广告，能全日上课者都特别声明，以资号召。杭女中改为私立，须组织校董会，重行立案，校董而兼教职的曾季肃、王元璋、王元琪、吴之微、姚韵漪、陆仰苏六人，和不兼教职的校董黄九如、朱文央二君，同来访我。他们都是省立杭女中旧人，其中只陆仰苏（钦轼）一人是男子。我被邀参加校董会，且被推为董事长。除我之外，另一位不与杭女中有关的校董为高君珊，时在重庆中大任课。立案先要有发起人，同人推季肃和我二人，于是我又成为发起人。全部校董都分担开办费，除君珊与我，都兼教课。薪水甚薄，季肃第一年所受校长薪水，除去她担任之费，每月不过十余元，她兼课不兼薪。
我提议，何不向浙江省教育厅立案？我一向以为杭州的风气比上海好，她们愿在上海立案。战时，邻近几省的教育厅、教育局都在上海留有办事处。私立杭女中，向上海教育局办事处接洽立案，时期甚久，约晤地点常在“茶室”等类，表格填之又填。照章私立学校须有若干数月公债作基金，我拿出自有之公债票，照数借用。我不知盖了多少图章，对季肃说：“事至此，瞎着眼睛盖章。”立案终无消息，而办事处已经介绍教员。于是同人商量，改计向重庆临时首都教育部立案，请君珊代表接洽。我写过一封信，请有关当局早予核准，维持此向心力。教育部职员葛成慧，与君珊、季肃和我均同过学，给许多指点和帮助，后来我们请她亦参加校董会，她不肯；她是先学产科，后来考取官费留美学公共卫生的。
在决定远向重庆教育部立案之际，我们想到杭州女中虽加上“私立”二字，总带着地方性，何不改名，一劳永逸。同人相与拟名称，季肃不主张迂阔或夸大，电话又到吾家。我尊重同人从杭州辗转到沪一段历史，第一期的师生都同此历史，因此从杭州地理、历史想，提拟“南屏”二字，同人一致赞成。从此“南屏女中”一个名称，印在千百个同事同学心上，永远觉其可爱，感到光荣，我无论在地角天涯，不忘记她。民国廿九年（一九四〇）的元旦，君珊由重庆电告立案核准，遂以此日为南屏诞日，年年在此日举行校庆。季肃与我相约，各服务十年，她为校长，我为董事长，时时留意与培养后继人。
学生不满足于半日上课，屋主的严格更令人不快，时间未到，逢天雨，南屏学生只能候在门外，教职员没有固定办公与休息处。一日，季肃来电话，有镇江中学将迁居，房子出顶，明早九时前须决定，言下甚急，我听得出她要我去看，我极少出门，亲友家有事均熙治或大纲代致人情。我虽然已经是南屏发起人与董事长，然事皆季肃电话或来访决定，还始终没有到过校门。这日为时间紧迫，我匆匆答应，借了亲戚的车，独自到校，由当时惟一男教员陆仰苏君偕往看屋，一路洼地泥泞，陆君频频以手电筒探路，始步行到镇江中学。看后区域和顶费都不合，未成议。我所以独自作此行之故，倘合适，我将大胆决定也。
我家里大纲和仰先嫂看我认真，都对南屏热心起来，每日注意报上招租广告。租金尚可，顶费都大得惊人，上海二房东在国难中以顶费剥削人而获利者不在少数。南屏觅屋久而不得。适大纲工作的一家绸厂附近，有孙姓租地造屋，有可容四五百人之厅，有楼足够作教室，有小园勉强能作操场。屋甚讲究，租约廿五年，尚余十三年几个月可用，但只卖不租。以建筑及地点言，索价不算太贵。南屏觅屋既成实逼处此之势，一切规模须视校舍之先决。遂请大纲奔走成交，我们惟一条件要屋主提早让屋。这次双方奔走之人都不收佣金，大纲以公益号召而得此。廿八年（一九三九）的春季，南屏学生欢呼进入自己的讲堂，整日上课。这间校舍的地点在胶州路四四五号，抗战时，名义尚为我有，战后我正式函赠南屏女中。所以如此，防校舍可能被征用，而私产则尚可与理论。我出国时，南屏还在这所校舍。只有过一件小不愉快之事，时势变易，小学部有人以为中学有赖于小学，拟分家而独占校舍，幸而季肃有我赠屋原函为证，我只写中学，此实出于无意。南屏先有中学而后设小学，大家心中从未分彼此，然亦季肃之公正无私，无懈可击也。
立案与校舍二事既定，我辞董事长职，愿仍为一董事继续贡献。我是真的，我的毛病喜新鲜，对新鲜不待督促而起劲，然能力不过如此，辞职是告一段落，让贤接力之意。我以为世事倘都如此，人尽其所能而止，让新鲜的人后继，则世界将更新鲜。弄得同人奔走挽留，季肃以自己去就争，于是我的“诚意”变为“虚文”。自此我一直担任到一九五〇年元旦校庆，始辞去，则并董事会亦不复参加了。下面是当时一首辞职复留的代简七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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