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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日之内决定离莫干山，离山之前，闻讯者识与不识，纷来看我。有的想留我，请共患难，有事必先顾我。有的要搭车同走。我自己本有小车，可容计嫂、楼君、德容、熙治和我。大纲坐卡车，我们的行李很简单，遂以剩余座位请先接洽者先坐。蒋益之先生一家是日与我们一同到南京，说明到了南京，他们自有办法。说到这辆卡车，我又要想着伯樵、仲完，他们得此不易，而且车顶装有树叶之网，以作掩护，车上坐着两个路警，原是膺白的卫队。这些安排，使我触动旧情，不感生疏，而不得不走。
计仰先嫂为每人缝一布袋，分藏现款，挂在贴身，相约倘遇警报，各顾自己，分散而不集中。我们黑夜行车，车行甚慢，时时停车让兵车先过。京杭路上所遇小队士兵，大都身材短小，神气镇定，据说系广西兵。对这些以血肉性命捍卫国家的同胞，我们贡献甚少而期望甚大，每次低头默致敬意。进南京市，天尚未明，路上车辆纵横，已不如平日之有秩序。这是我最后一次到南京，以后十余年至我出国，没有再到其地。
我们的车直驶上海路我的妹妹性元家，性元已带着孩子们到上海，她家里住有过路客人甚多，伯樵、仲完亦在那里。乙藜让自己卧室给我，我们五个人只有一张床；仰先嫂辛苦又晕车，她与楼君年纪都比我大，我请她二人睡床，楼君谦让，计嫂知我脾气，在吾妹家，请从我意；我与熙治、德容打开铺盖睡地板。这几日乙藜家外户不闭，人出人进，似一家没有账房的饭店，这风格我很合意。楼君本吃净素，我们劝以前路正长，请随缘便人便己，她从言开荤。
乙藜指衣橱书架，叫我要什么取什么。我离山时弃一切如敝屣，与熙治各穿着黑哔叽棉袍，我们还都在丧中，御寒有物，除铺盖外只携短期替换衣衫。我看书架，取《苏长公诗集》一部，《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一部，后者在汉口看毕留下，前者带到上海，战后仍还之乙藜。仲完见橱内有羊皮统两件，口中念念嫌我行李单薄，取了一件，到汉口即为购料做成皮袍。这是抗战期中我惟一裘衣，后来常在大冷天穿到“南屏”上课。
江浙不守与首都撤退之事，以中日军事实力比较，原非意外，但不料如此之速。大家以为修筑有年的“兴登堡线”上，至少可支两三个月，岂知这条线未曾用着。我身逢过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南京开国之盛，亦略知民国十六年（一九一七）国民政府再建都南京曲折。民元南北和议告成，中山先生已在南京辞职，让位袁氏，袁借口兵变不肯南来就任。我在学校曾参加过一次辩论，题目是：“首都应在南京抑北京？”我是在主张南京的一边。我的理由之一：海通以来，中国与国际关系海上多于陆上，建都东南，风气早开。我是被“祭明陵”“昭告光复”的一股兴奋空气所影响，实际所知道的南京比北京更少。有人说历史上南都往往是短局，我以历史并无重演，冀其不中。亦有人言“九一八”沈阳之变，政府若在北方，不至于事先茫然不察，而事后犹视作边患，不以为心腹之忧。事后先见，言之者易。然民国二十六年长长岁月，勇于内争，各不相让，致招外侮，无可讳言。今南京又是仓皇辞庙之日，不能不令人回忆当年，伤心不已。我没有在南京住过家，每去都不久留，常比膺白先走，似与南京少缘。此次京沪沪杭铁路皆中断，我之逃难初步，偏要到“与历史有关，而人事无缘”的南京开始，实始料所不及，情怀至苦。仲完和我，都是民元参加祭明陵典礼的。
我仍在转念头要回莫干山，山村角角落落容身之处甚多，已经着手之事多做一天是一天。终以德容尚在大学，熙治还只高中，莫干山与庾村不可能有其读书长久之计，而他们亦决不肯让我一人回山。仲完告诉我，他们已拟之计划，铁道部名下一条江轮，他们和我各得到一间舱房，不日西行。此事得之不易，出自张公权先生好意，公权先生时为铁道部长。朋友们临难不遗我，使我感动，然增加我心上的困难。这预定的一间舱房是两个铺位，显系为我与熙治，我母女弃同行者于半途而走乎？与我相处者一向以我为可靠的人，我良心能如此？我在山时，见报载杭州省当局谈话：敌人决不能来杭州，当局必与杭州共存亡。后来敌未至而省政府仓皇撤退，船车俱受统制，老百姓欲走不能，望钱塘江而兴叹。此种不负责任之壮语，与临难不顾人民的行为，我曾愤慨痛心。今事未兼旬，我得到公家的方便，易地而即忘怀一切乎？我终于谢却已得之舱位。伯樵、仲完因我而亦留在南京不走。
许静芝君系大纲的姊夫，第一个知道我到京。我因不愿烦有责任朋友的神，尚未通知岳军先生。静芝见他还在设法叫莫干山的电话而接不通，代我报告已经到京之事。战事起后，岳军先生曾与我通过长途电话，叫我安居在山，候他指示。膺白在时，我们没有通过长途电话的。岳军先生到乙藜家看我，见面彷徨，不知语从何起。辛亥以来，我们失败而共患难之事不止一次，这次是大大不同。我问起蒋先生，知蒋先生时时叫人请他，到后又无话说。谈到行程，他劝我到重庆，四川是岳军先生家乡。公权先生来，我谢他好意，我知道为我留这间舱房是不容易的，我有点不受抬举。
我决定买着一般人可以购票之船，即搭以动身。初拟到重庆，算账时始觉携款不够。我离山时尽量留给学校，各人身上究有多少，至此方才明白。款不足，改计到汉口，伯樵、仲完跟着我伸缩。仲完看我算账犹豫样子，急急塞五百元钞票在我手里。新华银行王志莘先生是他们的朋友，我亦相识，请我们到汉口住新华银行行员寄宿舍，于是住的问题亦暂时解决。一天，我们买到了民生公司的“民俗”轮船舱位，岳军先生派副官杨守茂送我上船，杨副官系膺白旧人，在船上数日，候至“民俗”开行始别去。
“民俗”船泊南京江边久不开行，为被几处机关要扣用。此时虽有新设之船舶管理处，并不能指挥如意，各机关不相为谋，所派的人各自坐在船上不许开行，最后一次是军政部要用作长官办公用。此事我后来知道杨副官每日报告岳军先生。我们获准放行之日，乘客人人称庆。“民俗”此次上驶，系规定装政府的疏散物资而售普通客票。这次乘客比平常加倍拥挤，一个铺位有两个人日夜分用者，王大纲即与沈来秋君分一个铺位。许多平日坐头等舱的人都坐了统舱，我和熙治仍分得一间两个铺位的房。从我们到南京，以至船到芜湖，天一直阴或雨，敌机未来。舟抵芜湖，奉令停船候装兵工署之货。船停在江心，不能靠岸，靠过一次，散勇纷拥而上，向行李堆中藏躲，呼之不出。沿江和沿粤汉线所见散兵，与在京杭国道上所遇小队，情形大不相同。
如此船泊江中，日日用小驳船到芜湖候消息，而货并不至。“民俗”不是一条大船，在南京已经装了载重量三分之二的物资，只余三分之一容量，而乘客则已倍于平时。在芜湖江中几日，天气放晴，敌侦察机不时在空中盘旋，乘客起慌，船上执事亦出怨言。乘客说：千余人的生命不及未准备之物资。执事说：如果政府办事划一，多少物资限多少日子装到目的地，与船公司合作，诸事要合理快当得多。即如“民俗”停南京江岸码头，与停芜湖江心之日，多过于在长江行驶之时。倘不硬扣而早放行，则已装之货早经到达，而船亦已作第二次之上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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