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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队伍。或属于此，或隶于彼，即段祺瑞之“皖系”，亦已不成势力。
六、北京政府，仍为国际所承认的中华民国政府，用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其来由于几派军人势均力敌不相下，收渔翁之利；其去亦因几派军人势力之有消长，“赵孟所贵，赵孟能贱之”。有人论他梦想以往的权力，而未悟以往的错误，似近确论。北京最后一段时期，为张作霖所号称的“安国军”，他支配北京政府，号召反对共产。
我家在民十四年（一九二五）底已搬天津，先搬两个孩子：熙治和外孙女晓敏。膺白和我支持到国民军退却，无须再为国民军而敷衍段执政时，然后出京。我家仍住天津意租界。这时直隶省督军名褚玉璞，似为张宗昌一系人物，我们与这派人无一点关系。省政府的民政厅长柯君是《新元史》作者山东柯劭忞之子。柯君的太太无锡薛氏，诸姊妹与我及程远帆太太陶虞笙均同过学；程太太带蒋梦麟先生出京，即搭乘柯太太车上包房，有护兵守门，柯太太不知其为蒋梦麟也。此事经过前后均由程太太告我，梦麟先生到津亦曾来吾家。我们与柯家并无往来，然因褚能用书生，因此对省政府少恐惧心。膺白在天津有过几年历史，社会上人缘还好，我们都能静得下来，深居简出，在家读书，这次我有自己的书桌，不再为侍坐的书僮了。
我们并不知道直隶省政府检查信件的职员中，有一膺白辛亥时旧部徐季实（继奭）在内，一次他查到一封由上海来的信，觉得不妥，暗送在津另一旧同事朱达斋（豪）转到吾家，他自己避嫌不敢来。因此我们在津与外间通信很少，重要的信都专人送。以上蒋先生的两封信前后日期隔一个月，想见欲言无由之深意，以及当时通信之慎重，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信笺”，居然到了天津。
南军北伐，从来没有到过武汉，蒋先生实是第一人。太平天国时不过掠扫两湖，不如这次蒋先生之整军经武而至。我们看到这张信笺时，一切其他的顾虑全部丢开，不胜奋发，不胜期待祷祝。
膺白所直接做的准备工作，大概如下：
一、财政。北京政府已濒于破产之境，上章述民十四（一九二五）在北京所开的关税会议因政局而中止。民十五（一九二六）胡馨吾（维德）先生将组阁，曾派黄伯樵君到津，与膺白商如何完成关会，俾得实行定议，以解财政之厄。膺白托伯樵面答：“关会所议定之二五附加税，为中国近时期内财政惟一续命汤，宜留作建设生产，不可用以维持残局。”馨老首肯其意；当时膺白写交伯樵的二页便条尚存，复影于后：
一、关会事务乃全政治之一部分。国家必须有根本一贯的大政方针，庶几一气呵成，厘可以裁，债可以理，而财政基础即于是乎定。否则厘不果裁，而自主仍托空言，旧债虽理，而新债不难继起，异日再发生整理问题时，将以何为担保？埃及惨祸仅六万万元之无担保债务而已。言念及此，寒心实甚。
二、为今之计，宜将关会经过及根本内容，彻头彻尾与各省共商，或亦促进和平联成一气之一道。合则并力进行，庶成固不必居功，败亦不至受过。否则事成以后，依然战争，依然起债，不出三五年，中国财政真正陷于绝地。尔时良心责备，其何能堪，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唱高调者或将以承认某种借款为我罪也。
三、一二两股进行过半，大致就绪。三股提案，弟出京前早预备草成。异日交通恢复，行旅自由，再当诣京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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