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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九年（一九二〇）我们将出国之前，接张岳军伉俪从上海来信，他们自四川回沪，新搬了家，油漆过，要我们去小住。岳军先生回他本省做警察厅长，是在熊克武主政时期，这时熊已下野。岳嫂前年独自带着儿子去川相会，船在中途搁浅，受过很多跋涉之苦。我们已经几年未晤，接信欣然愿往做客。他们让新漆好的房间给我们住，自己住两面板壁漏风的一间。在沪的四川朋友常轮流请吃美丽川菜馆的菜，不每次请女客，然我与膺白都开始喜欢川菜的清淡，以后多少年我家叫馆菜请客，常用川菜。
膺白这次出国的名义是考察战后经济，路程是从日本而美国，而欧洲。所领旅费供我二人作半学生生活，足够有余。我们的旅行方式，在小邑预先约定一位在当地留学的朋友请作向导，大都市则烦劳使馆。这次与亡命时不同，要添些衣服治些装。亡命以前亦曾预定出国而治的装，都已用旧或尺寸不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许多礼节放松，礼服亦改样，晨礼服可从早上穿到傍晚。那时中国女子服装是黑裙短袄，还没有旗袍，亦想不出将裙袄做成同样颜色材料，这点直到我在外国方想起来。膺白对国际“歧视”——有些实是“奇视”异族异服——很敏感，劝我整备西装，我尽可能用中国材料。岳嫂看我仍穿民国元年（一九一二）的灰背呢面大衣，定要将四川带出的一件貂统送我，我感谢她，不敢受。我这次治装费很充裕，她乘乱离乡，仅带出有限行李，不为奢侈而为正用，我何忍据为己有？我问回来时要我带点什么，她要我在瑞士买一手表。瑞士的表店林立如美国糖店，美不胜收，膺白只注意实用和准确，他自己买一只银手表，而以重价买一只标准钟，为这只钟走过不少趟钟表店，在离埠以前，天天去钟表店对时间。这只钟后来带回中国并不特别准确。
我们又一次决定海陆并进的动身方式。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与陈英士先生约定同游欧美，英士先生由上海坐船到日本，而我们由东三省经朝鲜到东京会齐，因二次革命而中变。这次决定我由上海带行李坐船到日本，膺白回天津取消租屋，坐车经东北、朝鲜，到东京和我相会。他不知何以与东北如此缘悭？在天津已经上了车，张敬舆先生送他行，张家的佣人替他提皮包，他要拿钱酬劳，一摸钱包没有了。时在夜半，立刻报告车站站长，站长认识他们二人，谓车上小偷有几路，案重而查得紧，三日内当有线索。敬舆先生知膺白所有出洋汇票尽在此包内，劝其下车改道。我还没有在沪上船以前，接其来电嘱向银行挂失，银行补给副票，但注明其作用要在正票未去兑现时。这点挫折使我们行旅生了戒心，而膺白重又由津到沪，与我同船东渡到日本。
日本的旅馆有两种：日本式席地而坐的称为旅馆，吃日本菜；铺地板而不须脱鞋的称为“霍的儿”。日本人用英文不像中国，他们对名称常译音不译意。“霍的儿”的食堂，西餐日餐随客点，为行动方便，我们这次住在“车站霍的儿”。日本人从前笑中国人喜欢吃，这次东京的陶陶亭中国菜馆，三块钱起码的一客菜常常满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特别繁荣，暴发户挥金如土，社会风气改变，新思潮流入知识界。我们无意中遇到一个在日本传道的英国牧师，能说很流利日本话，他出示我们一封过激派给他的信，我那时对这思潮还茫然，并不十分注意，事后方想起来，“奢侈”和“过激”两个气候，使后来有“极右派”抬头。
日本有两种与人不同欲改难改的生活：一是文字，一是住屋。他们的文字自唐代得到中国的汉文，实系汉文为骨干而和文作附丽。对文化工具，他们比我们更多一个包袱，他们比我们先谋改良。席地而坐的习惯或亦受中国的影响，日本式住屋建筑轻便则因其常有地震。这个“住”的问题连带到“衣”，使主客不易忘形。中国菜不分食，人以为病，现在多用一份公筷公匙很易解决。中国文则白话仅改文体而未改字体，我们的书法，言艺术则极美，言功用则废时。这点我常想看日本人如何改良其文字。
膺白这次到日本没有会晤什么军人。我现在想其理由有二：一、膺白这次旅行目的不是考察军事。二、到过中国的军人，自民五（一九一六）至此时，终安福系当政几年，膺白均未与见面。民六（一九一七）我们搬天津的第一年，日本天长节曾有帖子来，具名是“日光”，名字已不记得，膺白未去，以后即无往来。
日本女子与我们同辈的还很拘谨，她们即使学外国文，亦在学本国文以后。她们本国的礼貌太认真，尤其女人放在男人后头，故社交的活泼轻松，比中国人更难，我因此亦常被放在后头。膺白独自出去而放我一人在旅馆时候很多。来客和去访，都在上午。一日，膺白已经出门，水野梅晓先生来访，他是中国通之一，在中国教过书，是个和尚，日本的和尚是有家室，不异服异食的。他坐着同我谈天，谈天的资料易通，不得已时用笔补助，看去很自然。这时旅馆侍者陪进一个客来，我起身招待，鞠躬如礼。日本人的鞠躬殷勤，和现成的一套礼貌话，可以有一段时间，我不露马脚。坐下去后，客人滔滔地讲，我茫然无以对答，很窘，幸亏水野先生救了急，这个客人是个银行家。日本的银行家实业家，接物温和恳切。平常我与膺白同见日本人，他先替我说明不谙日语，不使我为难，这次无人先容，而有和水野先生坐谈姿势，以为我能招待从容，结果不但我窘，客人亦窘。我有很好机会学日语而不肯用功，一部分受政治影响，我不可以再加强国人的误会了。在当时的中国朝野空气，不亲日而屈于日，即是排日而鄙弃之，我懒怠了学习。膺白的日语当时人称为第一流，我更不敢在他面前尝试。
当时旅行世界，有几处地方，中国人绝对难于入境，如澳洲。可以去的地方，则以美国入境为最难。一半要怪美国，他们自己得到的新大陆，怕东方廉价工人去喧宾夺主。一半要怪中国，人口多而事业少，谋生的劳工没有国法保护，私自偷关进口。同样的廉价日本工人农人亦受限制，但日本移民由日本政府保证，不须美国特别防范，故日本人到美国，不如中国人受盘问之严。
我们同船到美国的，在头等舱有十几个留学生。留学生坐头等舱位，大概只有到美国，其不得不坐头等舱之故，即为入境不致发生问题。许多人到欧洲，坐二等三等舱，勤工俭学有坐四等舱或甲板的。蔡孑民先生夫妇到欧洲，坐经济二等，实即三等较好地位。以蔡先生的学问，一再出去看而学，以蔡先生的地位，坐经济二等，是堪作楷模的，后者尤很少人知道。蔡夫人周怒凌曾与我同学，故知道他们生活的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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