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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搬进北京翠花街屋时，有一希望，无论如何在一年内决不搬家，以打破五年来一岁数迁之例。很愿在这古朴城中作个太平之民，流连景物兴致略过，已在收束身心，务减少无谓的人事应酬。明令恢复膺白的军阶后，例应穿军服入见黎总统，没有军服，向陆军部蒋雨岩（作宾）次长借，试着大小不合，仍穿便服而去。回国后，他不犹豫做两条马裤，然斟酌未做一套礼服。不到几个月功夫，在政府的几个朋友，或公或私都受到了打击，欲效奔走而无能，对政海看得更可怕。我们讨论实业不成，又想回到读书之路。
黎段府院之争愈烈，无兵之黎，当然不及有兵之段。不知是谁的策划，黎召张勋入京。张勋是清末守南京之人，被革命联军打退，后来盘踞徐州，俨然举足轻重，所部皆留辫，示不从民国，人称他辫帅。二次革命后，长江流域虽已尽成北军势力圈，然经过徐州更令人有戒心。津浦通车过徐州站停较长时间，辫兵随意上车，人莫不厌恶。我们往来南北，所乘卧车包房有门，他们随意开门索报纸，与之则去。这样的将心与军纪，是凶非吉，不言可知。黎氏召张勋入京消息见报，我不假思索谓膺白曰：“此董卓也，怕我们在这里又住不满一年。”果然复辟祸起。想不到张勋如此无计，亦不知其定计时上了多少人的当，不旋踵而瓦解身遁。然清帝复辟，岂容我们稍存犹豫！我们匆促离京到天津，并无计划，膺白即日坐船南行，亦无任何联络。只有一点信心，江南人民，决不赞成复辟，他拟在江浙二省努力，去处甚多，朋友亦甚多。在翠花街只住十个月，终未达到一年之愿。可惜院子内已经搭就凉棚，北京的凉棚最讲究，凉棚下歇夏是别有风味的。
这次，家里增了人口，还有牲口，我须维持后台，不能同行，拟在天津觅屋居家。我对天津虽甚熟悉，但没有住过租界。天津有八国租界，即庚子为拳乱而来之联军八国，各自为政，与上海租界不尽同。住租界诚可痛可耻，不得已而为之，我对之都茫然，而这次则不得不在租界觅屋。竞存女学校长陆幼峰君以暑假在迩，留我住她校内，可以从容选择住处。她们所在的日本租界，我不喜欢，毗连的法租界同样闹杂。膺白动身前曾与我往访他同学唐少莲（凯）先生，唐家住在河北区，我读书时唐家已在天津，天纬路女师大门上的门额，即少莲的大哥企林（肯）先生手笔，企林夫人是膺白母亲娘家亲戚，还小一辈。唐家提醒我看意租界，亦帮我到处打听空屋，这时由北京逃难到津的人甚拥挤，屋极难得。一日我居然在意租界二马路看到一排出租住屋，是两楼两底半独立小洋房，门前有小小空地，后面厨房，楼上亦有两间小房。七号的一宅正空着，月租七十元，与翠花街相同，然房少而间间合用，我立刻订一年合同，租下来。
意租界范围甚小，开辟亦甚慢，无商店市面，在天津称为河东区。租界当局禁赌独严，家庭打麻将亦在禁例，因此大员们在那里有很讲究意大利建筑式的大宅，而不耐久居。听说一个要人曾被警察请去面交罚款，毫不通融。出租的屋亦比较易空。这是我们在中国第一次住有自来水浴室的房子，把佣人减到男女各一，周老妈妈烧饭洗衣而外，做性元的鞋袜，男佣人蒋俊明买菜打杂，还时时喊无聊。俊明是北方有习气的听差，人很能干，在我家有点大才小用。我和膺白都是不轻易解雇佣人的人，他不辞亦就留他。周老妈妈不喜经手银钱报账，故杂用出入一概由他，还用他一个兄弟做做助手。意租界禁赌之严，他深知道，故亦不敢抱怨主人不应酬，如此一直在天津相安几年。
那时全家衬衣都我自做，有时亦做鞋袜。我能凭空剪当时最入时的两片尖口鞋样，常有人请教我，孩子们听了以为我做的一定更好。从搬到北方以来，我开始做手工，以做手工为定心养性初步，渐成习惯。有一次家里的电灯费特多，我怀疑电表有毛病，又以为公司记错了账。经老妈妈提醒，我改一件旧绸袄用电熨斗久久不停。又一次，一个朋友来访，我正在学绣一双花鞋，于是我能刺绣的风声亦传了出去。这些，我都是低能而竭力好弄，朋友们半奖半讶。在得不偿失和不虞之誉中，我得到的益处是耐得住闲，不怕寂寞。
几件旧家具由上海搬到北京，又由北京搬到天津，越搬越旧。客厅里五件小型黄杨木弹簧椅，是我在上海旧货店购来，原为临时局面，始终舍不得换去。在北京时添置两把橡木藤心大靠背椅，有很厚木棉垫，做上黄卡其布套，是最舒适的两个座位。凡初次到我家的客，事先震于我们好整好洁的习惯，常脱口而问，这是你们客厅？我的二妹夫陶孟和亦是发问的一个。我们的饭厅做过客房，床不够时，长餐桌上亦睡过人。这所小小房子，一搬进去就很热闹，有自北京来避难的亲戚。膺白不在家，而复辟亦眼看不会成功，大家的气已松，每日没有事做，有两组音乐。熙文懂点京戏，她同学中的旗族故家，家里都会哼几句，传授她一些辞句；那时老生刘鸿声的唱片大行，我家里亦都买有。一张《斩黄袍》的唱片，在唱机转盘上一遍两遍不停，连我听到烂熟，有时为唱片讨饶，让它休息一下。六舅敬钧刚毕业北大，找到顺直水利会工作，离我家很近，寻宿舍不着时亦住我家，他能吹箫和笛。嘉兴人喜昆曲，我的五外叔祖老年学曲，很少小辈愿陪他，只我二妹性仁陪着学过几段，性仁会的几段，我和性元亦听到烂熟。我学箫笛均未成功，有朋友送的玉屏箫更细而难吹，常在水龙头冲水，望其易于成声，北方天燥，因此破裂，六舅细细为我补好。这一组音乐比唱片更难听。
天津市区有两个车站，新站和老站。我家距老站甚近，往来京津或往来南北的朋友，很容易来看我们，吃顿便饭或住宿一夜。那几年是膺白身体极健康的时候，兴致常好，还没有生活古怪的名声，古怪实是身体不好之故。我们楼上两间卧室，一间我们自住，一间名为熙文的卧室，她一开学即为膺白用功之处，有一张七只抽屉的书桌和一书架。梁任公先生亦住意租界，他由欧洲回来，一日与范静生（源廉）先生晚饭后步行而至，要看膺白的书房和整理材料的方法。膺白请他们到此，看他一束一束形状不齐，套着纸卷，标上记号的参考品，他的方法是很原始的。膺白一切生活都极整齐，惟写文字最爱惜废纸，利用废纸，他以用全家破笔及残余抄本信笺为得意。这习惯使我现在整理他的遗墨十分不便，尤其他的电稿，有大可煳窗，有狭长如带，有正反面俱写，有不同性质而写在一起交给译电生的稿。这定是从小受了他母亲惜物和敬惜字纸之教。
复辟仅昙花一现，然北京、天津两处曾挂出不少龙旗。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平日维持地方秩序不算坏。他藏有清廷龙旗，此时自诩有先见，不必临时张罗。有警厅为倡，商店自然不能不挂旗。小学生已看惯民国五色旗，嚷着何故满街“长虫”？北方称蛇为长虫。龙虽曾象征帝王尊严几千年，六个年头的民国，新生的一代已别有眼光，龙蛇不分了。
性元转学女师附小，合我们原来计划，以后升学等等，均不必操心。她的教师已多是我的同期或后期同学，我送她去考，避嫌不去问讯，过几日到门口看榜，看到性元名而放心色喜。门房不认识我，问，考上了吧？他不知我在这里时，性元还未出世。以后每星期六，不是我到女师访陈莲峰（翠琬），王迂怀（襄），顺便接性元回家，就是她二人与性元同来访我，成了定期必晤之客，每晤必共饭，几小时上天入地倾谈为乐。我不在天津时，性元的一切由莲峰代为照顾，性元始终敬事她的“陈先生”。莲峰是旧式冲喜做亲，嫁时夫已病重不治，一生事母又事姑，待人热心，有甚可敬之事。抗战后性元由渝归来，还四处找她，我知其在天津依一侄女，辗转托人打听无消息，恐已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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