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膺白从肇庆回沪，我们决定搬家北京。我们选择北京居家的目的并不想与政府生关系，当时心思甚简单，流浪生活已久，渴望要一个自由安居的家。我与膺白都不大喜欢上海。环顾生活程度不甚高，动静咸宜，城内郊外有山有水，而是完全中国风味的现代都市，我们所知道的，除杭州外要算北京。北京以政治故，文物均集四方之英，非仅一州之所有，若不自寻烦恼，实为理想住家之地。这些，或者有因后来经验而倒补出来的理由，然当时印象大概如此。我们惟一较积极的目的，为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到北京时所得观感，无论南北之见、新旧之见、官僚与改革之见，都是精神融洽之梗，非一朝一夕可以消除，要借日常生活与友谊接触，而渐渐了解。我们二人，地方观念、派系观念都不重，有志于此，愿在北方社会做北方百姓。这点想法，虽然过于天真，后来我们在天津几年，差不多都做到的。
北京的新政府是继承旧法统。袁世凯做了四年总统而要做皇帝，在龙袍宝座已经备好，封爵已出，御制的各地劝进书纷至之时，忽然民四（一九一五）十二月廿五日，云南一声起义，蔡锷提一旅之众，直入四川，全国景从。本来袁氏称帝以前，北洋军队和他的心腹文武，已满布全国要津，只余西南一角，地僻力薄。他用极相信的一个心腹陈宧做四川将军，足以镇慑。蔡锷率军入川如破竹，各处响应护国之际，陈宧亦电袁请取消帝制，这是袁所万想不到，痛心的致命伤。袁取消帝制而仍为总统，以后的争持是护国军要他退位，由副总统继任，而他和他的家族左右尚思恋栈。袁世凯是一奸雄，他是不肯示弱的人，无路可走，称病，中西医药杂投，如此内外夹攻而忽然病死。他死，顺理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除通缉少数帝制余孽，一切实力还都在北洋系军人之手。北洋系军人有三个巨头，人称王龙、段虎、冯狗，以状其性格。王士珍无政治野心，后来常在紧要关头暂维局面，或任和事老。冯国璋不过贪俗，做江苏督军后做总统，没有自命不凡的抱负。段祺瑞在辛亥革命时，曾领衔将领劝清帝退位，事系受袁氏指使，然袁氏称帝他不赞成。后来还有一次张勋拥废帝复辟，迹近儿戏，是他就近讨平，以是有三造共和之称。他长陆军部有年，旧例，对后辈陆军学生可看作门生。他的性情有点刚愎，对民国由革命而成的观念甚狭窄。他与北方很多人，都以为民国是由北洋许多识大体的军人，请清帝让位而成的。
袁世凯去世以后，继任的黎元洪，有人称他朴厚，有人评为庸俗，然他身边亦颇有能文之士。袁欲称帝，封他为武义亲王，他没有接受，这点颇得护国军的好感。黎为总统，段为国务总理，大权由总统府移到了国务院。为召集旧国会问题，段第一表示异议，护国军争持而卒召集。这个旧国会即是民元（一九一二）所选出，民三（一九一四）为袁所解散的一个。由民意言，距选出已五年，且程度不齐，很少可以真正代表民意。以法统言，比后来的所谓新国会到底合法。
段祺瑞内阁里有国民党参加的三部：农商（谷钟秀）、司法（张耀曾）和半个财政（次长殷汝骊）。前二者总次长均国民党人，后者只一次长。当时各部均只一总一次，而财部有二次长，其一实为盐务署长。这个政府，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关系如此，国务院内有一部分国民党人，还有一个国民党议席占多数的国会，国会有八百个议员，其不平伏而参差可以想见。人情偏袒弱者，黎虽非革命嫡系，而国会与他自较接近。府院之争，国会是袒黎的，亦即国民党在黎的一边。我这里所言国民党，还是民元宋教仁奔走所成的党。
有人以为讨袁护国是南方，南方是革命党，亦即国民党，并不全对。护国第一军蔡锷是革命党，亦是梁任公的学生，他首义发难，经过极艰苦，而任公以文章反对，实开其先。任公且亲到西南，他是进步党即世称之研究系。蔡之参谋长石陶钧，则即上章所述先我离旧金山，而在美与克强先生同处之人。护国第二军李烈钧是很显著的革命党。当时，凡同盟会同志皆自以为是国民党，不一定有形式。浙江为护国第六军，主持的人曾否入党，我未注意。据我所见，反对帝制而护国，是“人自为战，人同此心”的一件事。
我们在沪准备搬家时，入阁和国会的朋友们都已纷纷北上。我不知平常本省对本省籍的议员如何照顾，这次浙江是似乎很负责任的。北上的朋友们都劝我们早搬，我们托在京的亲友觅屋，来信说觅屋甚难，议员有如此多，文武新官亦不少。帝制余孽仅通缉为首若干人，并不甚严，本人向天津租界一走了事，家眷不必全动，屋不空出。留在香港读书的熙文已经放假回来，我们急于在秋季开学前搬好家。松江一个族兄来说，松江的中小学办得认真，比上海好，几个侄孙女可与熙文为伴，本学期何不在松江入学，有本家照应，则搬家不必如此急。膺白在亡命时，曾自教熙文功课而不克持久，他觉得疏忽熙文学业已久，想到北京好好开始，不再移动。我亦坚持这次是真姓真名之家，要合家同住同享。民五（一九一六）的八月中，房子实尚未定，但已在进行，我们将行李交轮船运至天津，三个人和小狗“跋涉”坐火车到津。“跋涉”是我们新添的家当。膺白有犬马之好，我虽不喜，勉从其意，到站由熙文牵溜。
到天津后，商定膺白独先赴京，接洽租屋，我们在津候行李到，入京进屋。不数日，来信言屋已租定，正拟入京，而膺白亲来接我们，我知他甚忙，此举似可不必。他拿出两份电报给我看，是二妹性仁发来，由绒线胡同殷铸甫先生转，第一电言“父亲病，盼速归”，第二电言“父病系中风，由德医克礼和江逢治二人诊治”。膺白告我，他已电复性仁，候其续电，无续电，父病或已有转机。他与我商，想不到此次未担任职务而亦很忙，殷先生曾将电报压住一个黄昏，待一件事毕而告诉他。他说，如果我能先到京，将家安顿好，决定熙文的学校，然后返沪，则可以从容多住，不须后顾，为日不会多，在他们则得到不少方便。倘我急于回沪省父，则由津折返，可少走一段路程，因此亲自来面谈。
此时一家尚在途中，实在还没有家，连一个得力的老妈妈，已经在我离沪前，回到父亲家里。搬家和用人，我在与不在将大不同。我对事务并不能干，但这次是需要我的时候。去年在美，我要回国奔丧省亲，膺白十分同情，让我远走，此次我不能为他们作旬日稽迟。我答允先入京安排家事，并催促即日动身。我们搬进翠花街住房的第一日夜半，接我父亲去世之电。呜呼，距我在沪叩别不到半月也。我匆匆复返沪，租界章程，三日内必须出殡，我到沪之日，父亲已停灵锡金公所。由周家寄父的关照，公所特将三间房打通成一间，父亲停灵之处如大厅一样，衣衾棺木丧仪，均由寄父母指示弟妹，不丝毫疏忽。后来君怡独自坐船运父亲灵柩回里，亦由周家老家人蒋兆元到码头照料。父亲去世，母亲服尚未满，寄母想起俗礼，丧不加丧，夜间电话通知老妈妈，告弟妹等先除服而后再成服，一切周到仔细。
我回嘉兴奠母亲之灵，去年我为奔丧归国，实未回过嘉兴。这次在嘉兴，我们手足共商家事，决定父亲开吊期在次年清明，届时膺白当可同我南归。君怡在同济开学期近，我们不可久久沉埋在这伤痛环境，应快快努力前程。性仁最有担当，母亲丧时，她在悲痛中记得母亲合意的一件绸衫，亲手改作母亲入殓时贴身衬衣。这次她愿意留在嘉兴经营父母葬事。我要性元跟我北上读书，周老妈妈再到我家工作。当我提议性元北上时，尊长中有恐北京习气，于性元教育不宜者，亦有虑我行踪甫定，凭空添一弱妹，照看不易者。七婶表示妹在嘉兴，她可照料。七叔已故，七婶自己有儿女未成年，如何再加重她责任？我同性仁说，父母葬事了后，即性仁亦宜离乡外出，则性元一人将如何？父母一生最同情失怙恃的孩子，我与性仁幼时，常受教训，退让而友爱父母不全的叔伯姊妹，如何委没有双亲的弱妹于他人？至于我在北京的生活，纵不能如父母那样振作，亦决不至于腐化，遂决议带性元同行。
我们去谒见外祖父母，继外祖母已病瘫不能动，这年冬天与外祖父相差十日先后去世，这次是我最后一次谒见了。性仁在嘉兴经营父母葬事，嘉兴风俗下葬在冬天，还要顾到附近乡人的风水迷信，有许多麻烦之事，大寒天她亲自在墓地。在嘉兴，男人办这类事都有点为难，她那时还不过二十来岁。我父母坟上，有一地主留下来的废冢，答应搬去而未搬。我手足看法相同，虽在地下，何必不容人？父母的意思定如此，一直没有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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