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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归心如箭之际，固执要等候侨胞临时组织的船公司，究竟坐着了第一艘航行的“中国”号而归。虽是一条旧船，开行前升着当时的中国国旗，行掷瓶典礼，多少有一种安慰和满足。这条船甚小，载重量不过八千吨，冬季风勐浪大，我昏晕不堪，旬日始能起床。世界航路本以走大西洋的船最华美，吨位最高，我后来坐过一条四万五千吨横断大西洋的船，正如海上一宅钢骨巨屋。走印度洋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船，因河道狭窄，大船难以通过，吨位最小，直至德意两国竞相研究，始有一万吨以上设备新而讲究的船。太平洋航路以日美两国为主，大都在二万吨以上，我们去美国时，坐的美国船“蒙古”号，其载重量为二万五千吨。我不但这次坐了“中国”号，民九（一九二〇）我们再度出国，还与膺白共同决定坐该公司另一条船“南京”号，亦仅一万一千吨，这个侨胞的船公司本与洋商合作，此时已近尾声，将停业，我们总算坐过他仅有的三条船中之二。第二次是眼前放着日美两国大船而不坐的。
“中国”号船上有不少由赛会回国的人，我在乘客名单上是黄太太，南方话黄王同音，我的英文拼音实在是“王”，大家只知道我是仲勋舅的亲戚。和我同舱是一美国中年太太，丈夫在陕西延长煤油公司任职。分铺位的时候，发见我买的是上铺，我要晕船，上落不便，和她商量将小零件安置上铺，而我搬睡榻上。榻甚窄而临窗，两人都嫌舱内空气不清，把圆洞窗掀开一点。一次，一个大浪将窗打开，海水扑我满身。后来她再要我开窗时，我说除非她肯和我换铺位，于是我们不开窗而开门。一个德国小女孩不过六七岁熘了进来，看见我喝剩的半瓶姜水要喝，我倒一点给她尝，她十分高兴，以后常常进来，跳舞唱歌，有时临走还要说一句“我爱你”。大浪的惊醒，和这小姑娘的讨人喜欢，医好了我昏晕之苦。后来知道同船有不少德国妇孺，从参战的国到不参战的国，她们想不到后来中国亦会参战，此时是到中国去安身。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不免对这小孩格外同情。
同舱的美国太太是初次出国，还没有久居东方的西人优越神气，她来自美国很偏僻省区，有点乡气，一路同我成莫逆，什处事都和我商量。她把带着的现钱挂在贴身，关照我钱要小心。稍为支持得起时，她先上甲板，劝我亦快离开房舱。船到长崎，我们知道这次航程是先到香港，归途停上海。船长通知乘客如要早到上海，可以换船，不另加费。恰巧当天有开往上海的船，同船的人都愿早到而换船。换船后，忽然这位太太又来找我，她向船主要求与我同舱，说话弄不清楚，要我代为解说，终究原定在我舱内的客，和她对调了。
我们的船离美国海岸若干路后，即不能收无线电，直到近日本若干路程，始再得到岸上消息。近日本时，有关中国的消息亦就多起来。我听到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身死之讯，暗想国内必将有事。此人是袁世凯派到上海侦察革命党情形的第一人，名为祭宋（教仁）代表，实际二次革命前他船运便衣海军到沪，猝入江南制造局，决定了上海的成败之势。清末练新军，派留学海军到英国，陆军到德国或日本。郑汝成是早期留英的海军学生，上海租界英国的势力最大，袁世凯可说善于用人。
同船的中国人对袁氏称帝并不赞成，但提起革命党亦无好评。我碰着一件很窘的事：一日不知如何为新闻中有章太炎先生而谈论起来。太炎先生民二（一九一三）北上，即被袁氏软禁，他的女儿叕（龚味生宝铨夫人）民四（一九一五）去探慰，他说了些刺激话，女儿不久自杀。这日我们船上有人论他学问虽好，对政治不免疯。我说中国人有状元宰相思想，以为读书即懂政治，其实懂政治必须读书，而读书不必定懂政治，严慈约（智怡，范老次子）先生大以我言为然。他是参加巴拿马赛会中国部门最出色的一个人，自己在天津办有造胰公司，在美聘了一个原籍荷兰的化学工程师回去。当时有这种气魄的人还不多，我曾经在天津见过当地新教育新实业气象而懂得。他月旦革命人物，提到浮躁，一批人中带着膺白名字。我力持镇定，装作无事，而内心甚窘。这真是难得之“监”，如醍醐灌顶，言者无心，而听者则益知进德修业之必要。若干年后，慈约为孟和来求性仁之婚。孟和之妹，系慈约七弟季冲（智开）前室，吾家因性仁故，与严氏间接成姻谊。膺白最后一次在北平，慈约兄嫂特由津来晤，距慈约去世仅数月。民廿五（一九三六）膺白之丧，七弟季冲到莫干山送葬。范老为膺白生平最敬慕之前辈，知己之感，永不忘怀。我故琐琐记此。舟中一席话，我亦曾告之膺白，同相勉励。
我在将到上海之前，与仲勋舅暗打招呼，行李勿放一起，登陆时勿相顾。他供职北京农商部，我不欲累他。我穿着西装而归，下船时一脚夫为我提皮箱，我见一辆黄包车即坐上，不讲价，挥手叫走。脚夫要我加钱，我在皮包掏出一把角子都给了他，我先所付已经逾量，他实在有点欺生，我不觉说出一句“便宜你”，他恍然曰：“原来是本地人。”我的皮箱很小，搁在车上，一路到北四川路求志里张岳军嫂处，住在她家，受她母亲马老伯母的招待。
父亲得讯，由性仁陪侍到沪看我。本来我赶得上母亲开吊之期，其时反对帝制之势日甚，防范益严，父亲怕我回里不便，婉转使我明白，勿去嘉兴，他允我事毕搬沪同住。母亲吊期，父亲把性元送沪，使我感觉不仅是我一人未尽礼。接着膺白的大哥二哥都到沪。使我最感动的，我的大姨母——我母亲惟一同胞姊姊，向来不大出门，亦到上海看我。大姨母亦是我的寄母，我称她“好伯”。我有几家寄父母，都是至亲好友。亦曾寄名给观音菩萨，去上过一次幡，还在祖母在世时。有人同我讨论过“寄名”，嘉兴人称“过房”的由来，我只想出三点原因：伦常更加满足；社交减少拘束；和生肖相生相宜的迷信。我寄名给一个堂房舅母和我的七舅，都在他们病时。给观音菩萨大概在我自己病时。我的“好伯”是我出世后第一个寄母，适桐乡沈氏。我幼时代母亲写信，母亲口述“请姊禀明堂上，买棹来禾，盘桓数日”等话，然望眼欲穿，除开外祖家有事，好伯总不来。我母亲之死，她闻讯立着无言软倒于地。这次的来，她自比母亲以慰我，亦以见我而自慰，真是难得之事，非常之情。
上海的一般人都胆小。受二次革命影响，逃亡在外而不习惯久居的商人，有的经过担保或自首方式，而回沪蛰居。七浦路周寄母家人多，仆从口杂，我去信告知，而自己没有去。忠心的老徐妈，同吾家周老妈妈一样，看见后一代的人长大起来，愿在夜间来接我，直到寄母房内，我不愿如此。我由美国动身时，膺白等候到期的一笔款，以为已在途中，我到沪接他电告款仍未到。我甚急，请仲勋舅访周家寄父，我立刻需要汇美国的钱。次日一早，寄父送钱到张家，叫包车夫替我雇好车，到外滩花旗银行。嘱咐我这日是星期六，上海洋商银行开半日，我若赶到用电汇，美国还只星期五，膺白在本周内可以收到。他平常上午不出门，出门坐汽车，这日为怕汽车夫认识我，大清早坐包车冒风而来。我赶到银行及时电汇出美金八百元，这情形亦至今难以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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