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异族小说】地址：www.1uzu.com
一九二七年年底，徐向前被派往广州，参加了由共产党人张太雷、苏兆征、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决定将仅存的一千四百多人整编成一支红军队伍。当时起义军所知道的红军，有由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改编的红一师，由海陆丰地区红色武装改编的红二师，以及由琼崖游击队改编的红三师，于是他们决定叫“红四师”，徐向前先后出任红四师参谋长、师长。这支红色武装在东江地区坚持了两年之久，直至在国民党军队的残酷捕杀中伤亡殆尽。一九二九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徐向前和红四师仅存的几名干部被转移到香港。不久之后，徐向前再次转道到达上海，他化名余立人接受了一位商人打扮的共产党干部的指示：“鄂东有块根据地，基础不错，那里需要军事干部。”徐向前后来才知道，与他谈话的人就是当时的中央军委书记杨殷。谈话之后不久，杨殷就因叛徒的出卖而被国民党当局杀害。而杨殷所说的“鄂东有块根据地”，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鄂豫皖根据地。
鄂豫皖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发源地。
鄂豫皖根据地是在发生于湖北的黄麻起义、河南的商南起义和安徽的六霍起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九三〇年，根据中共中央给鄂豫皖边特委的指示，转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三十一师、三十二师和三十三师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其领导人是：军长许继慎、政委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全军两千一百余人。同时，鄂豫皖边特区苏维埃政府也随之成立，主席是甘元景。至此，鄂豫皖根据地正式形成——那时，正是国民党军向刚刚形成不久的中央苏区开始第一次“围剿”的时候。
第一军成立后，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很快就使部队发展到六千多人，根据地也得到了扩大和巩固。一九三一年初，红一军和转战在鄂皖边界的另一支红军武装红十五军合并为红四军，徐向前出任参谋长，继而出任军长。红四军成立后，连续三次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这时候，中央向全国各个根据地派遣了大批领导干部，被派到鄂豫皖苏区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中央候补委员沈泽民和陈昌浩。于是，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成立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湖北黄安七里坪正式成立。第四方面军辖第四军和第二十五军，兵力三万人。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军军部改为方面军总部，下辖第十师，师长倪志亮、政委甘元景；十一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十二师，师长陈赓、政委刘杞。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在成千上万贫苦百姓的支持下，对国民党军占领的黄安县城发起了猛攻。方面军还出动了取名为“列宁号”的飞机向敌人投掷宣传品和迫击炮弹。黄安县城很快就被红军攻破，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师长化装逃跑，在红军的围歼中被活捉。此战，红军一共歼敌一万五千多人，其中仅俘虏就捉了近一万，缴获枪支七千支、迫击炮十余门。战后，红军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两个月后，红军在黄安以东的苏家埠，将国民党军一部紧密包围。在双方最后的决战中，红军官兵和拼死突围的敌人展开了近距离战斗，并最终迫使敌人投降。苏家埠一战历时四十八天，红四方面军歼敌三万余人，俘敌竟达两万，其中包括国民党军第七师代师长厉式鼎、第五十七师代师长梁鸿恩、第一三六旅旅长王藩庆和第一三七旅旅长刘玉林，缴获枪支一万五千多支、手枪一千多把、机枪二百五十挺、山炮四门、电台五部以及大量的军用品。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在对国民党军作战中取得的从未有过的巨大胜利。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迅速发展为四万五千多人，根据地人口也由原来的百余万人发展到三百万人以上。鄂豫皖红色根据地由此进入了鼎盛时期。
红军连续取得的胜利，使鄂豫皖苏区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张国焘有点兴奋了，他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判断也因此越来越离奇：“估计国民党军主力只剩下七个师，其余的都是杂色部队”，“红军有目前的力量，已经无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摆在各苏区尤其是鄂豫皖苏区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们快要和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了”。
张国焘，一个身材高大、头方脸阔的老资格共产党人，他的讲话完全符合他的一贯性格。这个曾经出现在中国革命史中的重要人物，以暴躁蛮横的性格、反复无常的政治立场和寂寥冷落的人生结局而著称。他出生于江西萍乡的一个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〇年参加李大钊创办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成员。一九二三年，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国共合作时期，他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一九二七年爆发的南昌起义中，他是起义军中的中央代表。一九二八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一九三一年，张国焘从苏联回国后，被中共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以后的日子里，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完全出乎了这个措辞强硬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想象。在接下来更为残酷的反“围剿”战斗中，张国焘在红军连战八个月未得喘息的情况下，要求红军与敌人强大的主力部队展开决战，致使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被迫从兴旺发达的鄂豫皖根据地撤离。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撤离鄂豫皖苏区后一直向西而去，那里是中国国土的腹地，那里山更高水更深——事实上，红四方面军比中央红军更早地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转移，他们一九三二年九月从鄂豫皖根据地撤离之后的军事转移路程有两千公里之遥，在这条同样危机四伏的漫漫征途上，他们在国民党军近乎疯狂的追杀中历尽千般苦难万般艰险——这就是徐向前所说的：“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懂得这一点。”一九三三年一月，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北部与甘肃和陕西的交界处。大巴山的群山让这支红色武装深刻地体会了蜀道之难，但也让红军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终于获得了相对的安全。
四川，一个由极度丰饶和极度贫困组合为一体的奇特的内陆省份，是军阀和地主勾结在一起压榨贫苦百姓最残酷的地域，因此也是中国国土上发生动乱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一九三二年正是四川军阀开始大混战的年代，军阀的部队纷纷聚往富庶的成都盆地，川北贫瘠的连绵大山因此无人防守，于是抗议苛捐杂税的暴动连续发生。民众手持大刀长矛拥入县城，搜捕团总，在衙门的公堂上张贴“官逼民反”的标语，这种类似打土豪的举动一旦发生便一呼百应——所有这一切，都是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因此，经过数次战斗，红四方面军很快就建立起包括二十三个县、五百万人口在内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也相继成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又一个革命高峰期来临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