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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沉思不能令人清醒，反而越思越烦躁，越思越痛苦，那就有可能使人走向“沉沦”。
1921年10月15日，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创造社丛书”第三种——小说集《沉沦》。这是新文学的第一部小说集，它早于第二部小说集叶绍钧的《隔膜》——5个月，早于第三部小说集一冰心的《超人》——19个月，早于第四部小说集——鲁迅的《呐喊》——22个月。《沉沦》一问世，就引起了不同凡响的轰动。有的青年甚至连夜乘火车到上海去买《沉沦》。这部集子是新文学阵营投向传统文学的第一捆集束手榴弹，也是以创造社为代表的“自叙传”小说正式形成流派的开始。
《沉沦》中只有三篇小说——《沉沦》和《银灰色的死》、《南迁》。其中作为集名的《沉沦》成为郁达夫的代表作。
《沉沦》开头一句便写道：“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这个“他”是位留日青年，忧郁、自卑，又愤世嫉俗，年青的心灵被损害得千疮百孔。他在备受冷落欺凌的孤寂环境中渴望得到温暖的慰藉和真挚的爱情。但是作为一个“弱国小民”，他深深感受到来自日本少女的轻蔑，连少女的笑声也在他心中烙上摧毁性的灼伤。他一步步走向变态，偷听野合，偷看浴女，沉溺于手淫，一次次想振作又一次次继续沉溺下去。他怀着“同兔儿似的小胆，同猿猴似的淫心”，到酒馆妓院去放纵发泄，终于觉得自己已不可救药。他走向波涛汹涌的大海，发出心底悲愤的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丨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由于这个“高格调”的结尾，引起了关于这篇小说是否具有爱国主义主题的不同意见。主人公的沉沦，有他自身的性格和遭遇的原因，但不容否认，也与中国在日本面前的战败国的屈辱身份有关。小说的主要故事和篇幅不是在宣传爱国主义，主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主义所能归纳的。但人物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相连的，人物的沉沦是在国家的沉沦这一大背景之下发生的。这固然不等于说作品因此就增加了艺术价值，但的确可以说明它为什么在1921年的中国能引起那么广泛的共鸣。
《沉沦》万人争阅，引起长期争议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小说中的性描写。对此有人嗤之以鼻，百般诋毁；有人又高声赞美，赋予神圣的意义。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想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赋予《沉沦》中的性描写以反封建的意义，并没有错，它的确具有这样的客观效果。但不具备“反封建意义”的性描写就不能存在，就是不道德、就是低级庸俗吗？《沉沦》中的有关段落不但真实、真率，而且是人物走向沉沦的核心线索。主人公在性的问题上感受到的巨大压抑和苦痛具有极广的普遍意义，把一个“弱国小民”人不人鬼不鬼的可怜形象揭示得淋漓尽致。作者在其中表现出的苦痛和悲愤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正如再高雅的裸体艺术也不可能不唤起人的性意识，但那性意识不但是无可非议的，是正常和健康的标志，而且它同时也是艺术价值不可缺少的载体。没有了性，也就没有了性之美、性之雅或性之苦、性之痛。因此说，《沉沦》中的性是小说不可缺少的筋骨，小说通过性的沉沧，写出了人的沉沦、人性的沉沦，《沉沦》的问世，带动了“自叙传”浪漫抒情小说创作浪潮的兴起。郁达夫说：“至于我的对于创作的态度，说出来，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过去集·创作生活的回顾》）这一句话本是法国作家法朗士（AnatoleFrance）所说，法朗士恰是在1921年以77岁高龄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这句名言，中国的沈雁冰、周作人等新文学先驱都曾做过介绍。创造社诸人受中国古代诗文的感伤传统熏染甚深，又特别喜欢西方文学中以自我情绪表现为主的感伤型作家，如歌德、卢梭、华兹华斯、济慈、雪莱、魏尔伦、霍普特曼、王尔德等，同时又受日本文坛以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为代表的唯美主义和田山花袋、德田秋声、葛西善藏、志贺直哉为代表的“私小说”的影响。郁达夫说：“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佐藤春夫的代表作《田园的忧郁》是一部散发着世纪末病态之美的“私小说”，小说中的自我形象具有“老人般的理智，青年般的感情，和小孩子程度的意志”。这种写自我、写唯美，不讲情节、人物，只依感情流动的小说样式深得创造社作家青睞。早在1919年，郭沫若就在北京《新中国》月刊发表了他的小说处女作《牧羊哀话》，“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1920年又写了《鼠灾》、《未央》等表现身边生活的作品。1922年发表的《残春》，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通过潜意识表现一种受到压抑的青春欲念。郭沫若说：“我那篇《残春》的着力点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重在心理的描写。”他的《落叶》和《喀尔美萝姑娘》写的都是中日青年之间的爱情悲剧，具有与《沉沧》一样的“弱国小民”情结和充满幻灭感的“悲哀美”。发表于1924年的《漂流三部曲》一《歧路》、《炼狱》、《十字架》，发表于1925年的续篇《行路难》，是郭沫若自叙传体小说的高峰。小说中的爱牟即是作者的化身，这一形象虽也给人愤世嫉俗、命运多舛的沉重感，但与《沉沧》的主人公相比，却多了一份执著向前、排除万难的精神，就像千回百折却滔滔向前的江河，“流罢，流罢，大海虽远总有流到的一天”。
张资平的处女作《约檀河之水》，写的也是留日学生与房东女儿的恋爱悲剧。1922年，他出版了新文学最早的长篇《冲积期化石》，借用他本人的专业——地质学的概念：“人类死后，他们的遗骸便是冲积期的化石。”这是一个缅怀往事的自叙传小说。张资平早期的自叙传小说，多写知识青年所遭受的贫困潦倒和生理苦闷，合于创造社小说创作的主旋律，但从1925年的长篇《飞絮》以后，越来越由沉重滑向轻飘。他说：“在青年时期的声誉欲、知识欲，和情欲的混合点上面的产物，即是我们的文学的创作。”（《我的创作经过》）用欲望来理解和阐释一切，使他后来的作品多成为简单的媚世之作，游离了新文学的主航道。
成仿吾《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等作，寓意与郁达夫十分近似，几乎就是“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一句的不同注脚。不过成仿吾的强项在于理论攻防，创作非其所长。在小说创作上与几位元老有所不同的是几位“小字号”作家：陶晶孙、周全平、倪贻德等。《木犀》、《音乐会小曲》等带有独特的“新浪漫主义”色彩，虽也涉笔恋爱的哀伤，但却哀不胜美，哀而不怒，在圆润纤细的缠绵陶醉中化解了那份沉重和沉思。但这毕竟是对残酷现实的一种麻木和回避，它在艺术上满足了作者的幻梦，却在现实中要求作者偿付更大的沉沦。到了抗战时期，陶晶孙和张资平一道成了日寇的顺民。这是创造社的最大污点，此中的思想源流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周全平的小说集有1924年出版的《烦恼的网》，1925年出版的《梦里的微笑》等。风格有些徘徊于郁达夫和张资平之间，有凄婉的诀别，浓烈的感伤，也有美丽的风光，甜蜜的欢爱。周全平说：“我又时时在顾虑着一个美妙的幻想到实现了时，一定要变为无可收拾的庸俗。于是我的步法便乱了，跑了几步，又退后一些。梦是一天天的深了。”（《清寂的冬晨》）他的代表作《林中》就充分表现出作者的彷徨不决。后来周全平退出了文坛，成为在现实中漂泊的沙漠之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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