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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加图的策略</h3>
公元前61年9月28日，伟人庞培获得了他在罗马的第三次凯旋式。即使以他的标准来看，盛大的场面也是无与伦比的。自然，焦点还是这位战无不胜的英雄。为照顾那些看不清楚的观众，人们在队伍中树起一个巨大的半身像，完全用珍珠打造而成。塑像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前额的一绺卷发。18年前，庞培在第一次凯旋式上留的就是这种发型。曾经的少年天才证明自己是不可忽视的。他对年纪非常敏感，特意将凯旋式安排在45岁生日前的一天。这一点，他没打算告诉别人。像亚历山大那样，他披着斗篷，留着卷发。他不想让人觉得，他是个装嫩的中年人。32岁时，亚历山大年纪轻轻就死了。而庞培在34岁以后已经度过了10年。
在罗马人中，只有少年得志的人才会为中年的到来不安。大多数庞培的同胞都盼望着他们赶快到40岁。公民的全盛期在中年，对上流社会的人士来说，他们总算可以竞选执政官了。罗马人对成年礼很不自在，觉得它是异国情调的，特别为国王们所喜爱。希腊君主从来很在意留住他们的青春，或者用大理石塑像，或者用雄伟的纪念碑。罗马人认为自己更成熟些。无论如何，共和国的生命不就体现在时间的流逝中吗？每一年，老的执政官下台，新的执政官上任，结束了任期的人就成了嘲弄的对象，如西塞罗那样。葡萄酒用水来稀释，僵化的荣耀则靠时间来打破。在这个世界上，罗马人比任何民族都更重视荣誉。正因为这样，他们也更警惕荣誉的危险。尝起来越甜蜜，人们越容易上瘾。共和国把执政官的期限设为一年，把凯旋式设为一到两天。结束了游行，享用过酒宴，将战利品存放在众神的庙宇中——这以后，凯旋式所留下的就只有街道上的垃圾了。在罗马人看来，荣誉的真正纪念碑不是用大理石制作的，它应该保存在记忆中。如果不想跟公民的价值观正面冲突，壮观的场面应该是转瞬即逝的，就像组织这种场面的执政官的权威一样。在纪念荣誉的问题上，罗马人禁止采用宏伟的建筑，而选择了节日的艺术形式。
只是在想象中，这个粗陋的城市才像一个帝国的首都。罗马人或许会完整地建造一座剧场，有大理石柱廊，有玻璃或木制的地板，装饰有青铜塑像和错视画（trompeloeils），但剧场本身仍不过是布景而已。为了节日，罗马人把它们造起来，节日一过完就拆毁。只有一次，公元前154年，监察官批准在帕拉蒂尼山脚建一座永久性剧场。就在即将完工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在元老院聚集起来，于是它又被一块块地拆掉了。直到100年后，这种状况才改变。甚至在意大利最偏远的小镇都有一座石头搭建的剧场，但世界的首都罗马没有，跟它的地位很不相称。
一些公民为此骄傲，认为它清楚地展示了共和国的美德，保证“一直将罗马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阳刚之气”。1另一些则觉得很尴尬，比如，曾在东方耀武扬威的庞培，他就不高兴被辉煌的希腊建筑遮掩了风头，认为那是对他本人以及罗马声威的冒犯。为了他的凯旋式，庞培掠夺了从镇酒冰壶到凤仙花树的大批宝贝，最后还有一幅壮观的米蒂利尼（Mitylene）剧场的草图，打算也建一座，“要更大，更壮观”。2人们还在打扫凯旋式留下的一片狼藉时，庞培的建筑工就开进了大竞技场。它靠近广场，平整，空旷，对想要大兴土木的人来说，没有比它更诱人的了，而庞培从来就不是一个能抵御诱惑的人。从一开始，他的计划就明显体现出纪念碑式建筑的气象。庞培虚伪地宣称，他在建造一座维纳斯神庙，基座设计成阶梯状，通向维纳斯的神龛。没有人傻到相信他。又一次，如庞培的一生所显示的那样，先例什么的完全被踩在脚下。庞培根本不在乎。无论如何，他花的是自己的钱。他不就是想送给罗马人一件礼物吗？
毫不奇怪，绝大多数罗马人没有意见。庞培的惊人慷慨令他们激动不已，却不能令元老院满意。尤其是在元老院的上层，人们的疑心越来越重。新剧场的地基几乎延伸到了“羊圈（Ovile）”，完成后的建筑将矗立在投票处前。以后，人们真的就是在庞培的“阴影”下进行选举了。共和国看来危险了——这个声音总能把贵族们团结起来，一致反对过于突出的人。现在就是这种情况。长期以来，对于庞培不符合法律传统的政治成就，卡图卢斯一直是首要的批评者。但他在审判克洛狄乌斯不久就死去了，可能是受到审判结果刺激的缘故。加图仍是传统的坚决维护者，早就想跟庞培较量一番了。他联合了妒火中烧的克拉苏，组织了一个反庞培集团，从各个方面突然出击，尽力贬低他的荣誉。元老院拒绝批准他在东方的安排。他给老兵分配土地的许诺被否决了。甚至他对米特拉达特斯的胜利，加图也讥笑为“对女人的战争”。3
受到伤害的庞培迷惑不解。难道不是他征服了324个民族吗？他没有将罗马的帝国扩大了一倍？为什么元老院拒绝给予他应得的东西？他采取的方式或许有不合法的地方，但就目标而言，他可是传统的模范啊！不像他的敌人所不怀好意地暗示的那样，庞培从未想过要建立一个王朝，他追求的不过是被罗马的体制接受。庞培也有不安心的地方。他的家族算不上古老。加图的声望折磨着他，令他又是钦佩又是嫉妒。像加图这样的人，他的为人就是他的成就，他的成就就是他的为人。庞培声望的顶峰是他从东方归来的公元前62年达到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也表现出一种孩子气的愿望，想要确认加图对他的尊敬，就像他尊敬加图一样。尽管妻子是亲密盟友梅特卢斯·塞勒（MetellusCeler）的妹妹，他还是离了婚，宣布他和他的儿子将要娶加图的两个侄女。既然现在他是罗马最有名望的单身汉，他觉得加图肯定不会反对。两个准新娘也一样。但是，就在姑娘们兴奋地为婚礼做准备时，加图要她们冷静。顿时，眼泪取代了欢笑声。家里的女人都站在姑娘们一边，但加图不会因女人们发脾气就改变主意。“庞培应该知道，”他轻蔑地说，“对我来说，从姑娘的闺房包抄毫无用处。”4尴尬的求婚者显得既阴险又卑鄙，除了被激怒的梅特卢斯的敌意外，什么都没得到。又一次，加图凭借法眼占据了道德的上风口，攫取了战略上的制高点。庞培在不熟悉的领域中踉踉跄跄，表现极糟，在敌人的连续打击下筋疲力竭。到了公元前60年春，他看起来要放弃战斗了。西塞罗对阿提库斯说，伟人庞培整天什么也不干，就是坐在那里沉思，“盯着他在凯旋式上穿的那件长袍”。5
听到这样的报告，加图很满意，不过也没放松警惕。即使在连续失去政治阵地时，庞培仍然是可怕的对手。加图和克拉苏老练地封杀了庞培。人人都能看出，如果他想打破僵局，他需要一位有资格竞选执政官的盟友，一位重量级的、能够压倒加图的盟友。合适的人选有一个，但公元前60年春，他远在西班牙。
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恺撒在总督任上干得极为出色。这个松松垮垮的浪荡子天生就是个将军。在相当于今天葡萄牙北部的地方，恺撒大胆地打了一仗，不仅为自己赢到很多还债的钱，还使元老院奖励他一次凯旋式。然而，与庞培深陷困局的消息比起来，这些收获都算不得什么。恺撒意识到，他面临着命运的转折点。他得迅速行动起来才能抓住机会。每年7月初，执政官候选人必须在罗马宣布他的竞选决定。于是，在继任者到达以前，他就离开了行省，快马加鞭地往罗马赶，总算及时来到大竞技场。然后，在庞培建筑工地的一片嘈杂声和烟尘中，恺撒不得不停下来。凯旋式举行前，他在名义上仍是军人，因此不能进入罗马。恺撒在公共别墅（VillaPublica）安顿下来，立刻申请缺席竞选执政官的权利。元老院应该在一天后决定是否批准。看起来它没什么意见。
但加图不同意。由于必须在天亮前投票表决，他便站了起来，滔滔不绝地一直说到夜里。恺撒很愤怒，但不得不在凯旋式和竞选资格间做出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与庞培不同，他能分清权力的实质与表象。恺撒来到了罗马，参加了他知道自己能获胜的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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