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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鱼塘里的阴影</h3>
当庞培在东方作威作福的时候，那个他取代的人心情极度郁闷。
卢库勒斯完全有理由生气。敌人撤掉了他的指挥官职务不说，回到罗马还接着刺激他。最恶毒的是，他搅黄了他的凯旋式。那是共和国所能给予公民的最高礼遇。每次举行凯旋式的时候，街道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响着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这一天，凯旋式上的将军不仅仅是个公民，不再是个凡人。他穿着君王的金色与紫色服饰，脸也被涂成了红色，看起来像罗马最神圣的雕像，卡匹托尔山上那个神庙中的朱庇特。一种光荣的、醉人的、令人敬畏的气氛伴随着这位人神，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将军造就了一幅奇观，被大家津津乐道着。对街道边向他欢呼的罗马人来说，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野心的确可以是神圣的；在努力向上攀爬的奋斗时刻，在成就丰功伟业时，一位公民也同时履行着对共和国的责任，对众神的责任。
几乎没有人怀疑，提格拉诺塞塔的胜利者配得上这样的荣誉。庞培虽然剥夺了卢库勒斯的指挥官职务，但还是给他的凯旋式留下了几千人马。然而在共和国，没有什么崇高到可以完全避免卑鄙行径的地步。从阴谋诡计中获利的人——像卢库勒斯争取总督职位时做的那样——也会因它而受苦。这是政治游戏的规则。一个人有多么高大，对手的诽谤就有多么恶毒。平民卢库勒斯的光辉前途令他的反对者满心恐惧，正如令他的盟友们满怀希望一样。各个派别的显贵尽了最大的努力，企图推翻保民官的反对意见，给卢库勒斯凯旋式的荣誉。他们这么做都有各自私利的权衡，不管显贵们被激怒时的表情如何真诚，愤慨的叫嚷声多么响亮。在罗马，友谊和政治考虑从不曾完全分开。
不过，卡图卢斯和他的支持者的努力还是以失败告终。一直以来，他们期待着卢库勒斯成为自己事业的领袖。而此时，由于一场接着一场的羞辱，卢库勒斯身上的某根弦似乎绷断了。为消灭米特拉达特斯，他度过了六年紧张岁月，耗尽了战斗的激情。如今，他放弃了政治战场，沉溺在极其铺张的享乐之中。
在东方，作为罗马力量的胜利宣言，卢库勒斯摧毁了提格拉涅斯的宫殿和游乐园，没留下一点儿痕迹。回到意大利后，他着手打造自己的建筑奇观，定位成胜过他毁掉的那些东西的水准。在罗马城墙外的一个山脊上，他建造了一个令罗马人目瞪口呆的花园，极尽奢华。里面有一大群的夸张建筑，有喷泉和奇花异草，许多是他在逗留东方期间搜罗的，其中包括一棵从本都弄来的樱桃树，是他带回家乡的收获物中最难运输的。在托斯库卢姆（Tusculum），他的夏季别墅绵延数英里。沿着那不勒斯海湾，他拥有不少于三座的别墅，最壮观的是他建在防波堤上的一个宫殿，其上有镀金的平台屋顶，向着海面闪闪发光。还有一座原先属于马略。这位老将军不肯在别墅退休养老，仍渴望战斗，渴望更多的胜利。卢库勒斯从苏拉的女儿手中买下了别墅，价格高得离谱。与马略不同，他似乎想把别墅和他拥有的一切都转变成一种标志，以此显示雄心不再。这些大肆炫耀的行为是对共和国所有理想的冒犯。过去，他拥有他那个阶层的美德，以这些美德指导自己的生活；现在，他离开了公共生活，开始践踏这些美德。先是失去了权力，既而失去了荣誉，卢库勒斯看来是想把他受到的屈辱转嫁到共和国本身。
既然不能在凯旋式上夸耀，他开始夸耀他那惊人的胃口。苏拉为庆祝胜利，曾宴请整个罗马；卢库勒斯耗费了更多的金钱，欢宴却是私下进行的，甚至是孤独地进行的。有一次，他一个人吃饭。仆人准备的饭菜很简单，他愤怒地大叫道：“卢库勒斯今天要宴请卢库勒斯！”1这句话被无数次地重复过，恐怕罗马人重复时还都在摇头叹息，因为在他们看来，沉迷于烹饪是极为丢脸的事。高级烹饪一直是堕落的危险症状。历史学家很喜欢说，在共和国早期，人们过得简朴而高尚，厨子“是奴隶中最便宜的”，而在接触了东方的奢侈生活后，“他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烹饪也从纯粹的功能上升为精致的艺术。”2在这个财源旺盛又没有大手大脚花钱的传统的城市，烹饪迅速成为狂热的流行时尚。罗马人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出去，厨师和珍贵的作料源源不断地流进来。对坚持共和国传统价值观的人来说，不论在道德上，还是在经济上，这种爱好都是毁灭性的。元老院对此有所警觉，曾试图做一些限制。早在公元前169年，它就禁止在宴会中上榛睡鼠这道菜；后来，苏拉也惺惺作态地颁布了很多法律，提倡简朴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些豆腐渣堤坝，时尚的洪流把它们冲得无影无踪。百万富翁们越来越多地走进厨房，尝试他们自己的菜谱，希望做出更稀奇的大餐。塞尔吉乌斯·奥拉塔的水产养殖之所以有大利可图，就是这股时尚的明证。不过，在餐桌上，牡蛎也不是没有竞争对手，扇贝、肥硕的野兔、母猪的阴门都突然地受到人们的钟爱。原因是一致的：虽然易于腐烂，但它们鲜嫩多汁。从这些柔软的肉食中，装模作样的罗马美食家找到了极大的乐趣。
最受欢迎的是鱼类。自罗马城建立以来，他们一直在湖中放养鱼苗。到了公元前3世纪，罗马已经被鱼塘包围了。淡水鱼不再稀罕，人们更钟情于海里的品种。随着罗马烹饪术受到日益增多的外来影响，海鱼成了人们兴趣的焦点。超级富豪们不满足于依赖商人提供大菱鲆和鳗鲡，他们开始建造自己的海水鱼塘。很自然，巨额的花费更增加了它们的魅力。
这种奢侈的做法被人从古老的原则中找到了依据：公民应该依靠自己土地上出产的东西生活。罗马人的乡村情结打破了一切社会界限，甚至最豪华的别墅都开辟了农场。不可避免地，城市精英之间流行起一种装腔作势的风气，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对它大概是比较熟悉的。他们喜欢在别墅的水果仓库小憩。如果不愿自己耕种和收获水果，厚脸皮的主人会从罗马把它们带来，放在仓库中供客人享用。养鱼也有类似的虚假，追求自给自足需要付出惊人的代价。如农学家指出的那样，家用鱼塘“养眼，但不实用。它们掏空了而不是填满了钱袋。建造和养护的费用极其昂贵”。3所谓养鱼有利于经济的说法很快就不攻自破了。公元前92年，一位监察官——维护共和国最严格的理念的行政官——为一条死去的八目鳗大哭起来。据说，他哭得如此悲伤，“好像他失去了女儿”而不是一顿晚餐。4
30年后，这股风气达到了狂热的顶峰。比如霍腾修斯，说到吃一条他心爱的鲻鱼，这种念头从来都不会有。餐桌上需要鱼的时候，他会派人去普特里买。他的一个朋友精彩地评论道，“从他的牲口棚里牵一头拉车的骡子，也比要他鱼塘里一条长着胡须的鲻鱼容易。”5然而，如在奢侈夸示的任何一个方面一样，在养鱼一事上，卢库勒斯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也远远超出其他人。他的鱼塘是这个时代公认的奇迹，也是公认的丑闻。为给鱼塘提供海水，他建造了穿行在山间的管道；为调节海潮的温度，他在远离海洋的地方建起防波堤。在为共和国服务时，他也没有这么尽心尽力地发挥过自己的才干。西塞罗把卢库勒斯和霍腾修斯称为“鱼狂人（Piscinarii）”——半是蔑视半是绝望的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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