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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第一次而且也是唯一一次看到时报大楼的内部，是在1954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共汽车》（Omnibus）节目的一批摄影人员获准到新闻编辑部去现场电视直播《纽约时报》人员编辑第二天报纸的工作情况。像大多数该节目的内容一样，这是一次壮观的展示，一直由阿利斯泰尔·库克用柔和的英国口音来解说。摄像机在新闻编辑部来回运动，拍摄编辑们低着的脑袋和正打字的记者们起皱纹的脑门。阿利斯泰尔·库克描述了这个安静的场面，用的就是阿道夫·奥克斯会喜欢和欣赏的声调。库克的评论介绍了报社工作队伍的规模、付出的努力和为出版每天的报纸需要的开销，然后他穿过新闻编辑部去和一个英俊的灰发的人讲话，这个人斜着站在那里，双臂交叉，靠在挨着牛栏的一张桌子上。这个人就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他在这个星期天来到办公室参加这次公演。
苏兹贝格温和地谈起他的职员，表达了对他们的骄傲和自己的谦虚，他还评论了新闻界在民主制度中自由而负责的角色。然后摄像机转到楼上拍摄一个大块头的宽肩膀的表情严肃的人——查尔斯·梅茨。他坐在自己的桌边，在读一篇为明天的《纽约时报》刚刚写完的社论。摄像机后来捕捉到了四层排版室的工作——衣服沾有墨迹的印刷工穿着围裙正在捡字，用橡胶大头锤敲在铁字形板上；不出声的排字工直挺挺地坐在庞大的莱诺铸排机后面，手指轻轻地在字盘上滑动，发出了把稿件上的字变成铅字的叮当声。摄像机还转进了正在开会的主编办公室里，在桌子的一头坐着放松的和慈祥的卡特利奇。在他的右边是西奥多·伯恩斯坦，左边是罗伯特·加斯特。桌子的对面是城市版主任弗兰克·S.亚当斯，两边是国际新闻主任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和国内新闻主任雷蒙德·奥尼尔。在桌子的两边坐着其他编辑，包括摄影编辑约翰·拉多斯塔，他是在迪马乔—梦露事件之后取代约翰·伦道夫的。
尽管一些编辑在摄像机和麦克风前稍微有点拘谨，但他们总体上保持了镇静，他们显然引起了电视观众很大的兴趣。这期节目结束后不久，《纽约时报》的电话交换台接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个祝贺的电话，其中一些是已经退休的《纽约时报》老人的电话，他们说这期节目令他们非常怀念。还有来自《纽约时报》记者的几个称赞的电报，他们在美国主要城市的分社观看了这期节目——理查德·约翰斯顿是从芝加哥拍来的，塞思·金是从得梅因拍来的，格拉德温·希尔从洛杉矶拍来，劳伦斯·戴维斯从旧金山拍来，还有其他几个人，包括华盛顿的赖斯顿，他给卡特利奇的电报写道：“你们大家干得很好。有人打电话说他想订阅《纽约时报》，听起来他好像直到今天才听说《纽约时报》。”
这是令《纽约时报》人非常满意的一天，是充满兄弟般和谐的一天，它只是简练地证明了展示在电视屏幕上团结的画面。这个画面无疑对《纽约时报》的人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他们想到了这个机构的壮观和他们对报社做出的有意义的贡献，这是他们在过去的一年——《纽约时报》最令人不愉快的一年——没有太多想到的事情。在这期节目播出前三个月，发生了一次照片制版工的罢工，得到了《纽约时报》大多数新闻人员的支持，其结果是《纽约时报》在历史上第一次未能出版。这次罢工尽管持续了不到两周，但不仅扰乱了报纸的出版，而且还激起了一些工作人员深深的个人不满：一些记者和编辑穿过时报大楼外的纠察线去上班，他们招惹了大多数没有过线的人的敌意。甚至在罢工平息之后，新闻编辑部里的破坏罢工者也遭到了《纽约时报》一些人的排斥，这些人现在正向劳工领袖，而不是奥克斯的精神寻求指导。
报纸已经成长到了家长制容纳不下的规模，或者对许多职员来说是这样的，他们意识到高层经理对于更有效率的经营操作的欲望——如果是这么回事，那么这些职员就要更多地自我保护和讲求实际，更多地信奉工联主义，减少对《纽约时报》浪漫的看法。这种态度很快以随意的方式出现了，以致有些记者每当晚下班半个小时左右，就会跑到城市版主任那里索要加班费——在过去的日子里，《纽约时报》的人嫌不好意思而不会这样做，认为偶尔加班是一件荣誉和快乐的事情，因为报社通常很少要求他们这样做，而且也有早早下班的传统。但这种旧的思维方式迅速地在新闻编辑部里消失了。尽管这期节目短暂地使《纽约时报》的人想起了这家报纸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尽管这在新闻编辑部一段时间里有它健康的回光返照，但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在这期节目三个月后，迈耶·伯格，纽约总部最有声望的和令人尊敬的记者告诉一些编辑，他正在考虑退出《纽约时报》。
这很难令人置信。伯格自1928年以来就在《纽约时报》工作，只是在1937年和1938年间的一年为《纽约客》工作。他曾是报社队伍中的明星，是一个羞涩的绅士。他瘦高个儿，有一个长鼻子和一双温和求知的黑眼睛。他坐在前排和送稿生、职员、记者们谈话，他们通常都围着他的桌子站着。他会用幽默的故事款待他们，会就他们努力写的报道或“时报话题”提出忠告，他会耐心地倾听他们讲的个人问题。然后在他的发稿时间快到来时，他会转向他的打字机，并且在一个小时之内他会写出一篇生动的1000字左右的关于他在当天早些时候采访过的歹徒谋杀案的报道，或者关于一个他来上班时观察到的悲剧性的路边场景的文章，或者他会就纽约写一首散文诗：
纽约的声音之中充满了神秘感……它是一种舒缓、奇异的音乐，这音乐是吹过高原的风的一曲交响乐，是缠绕在城市山丘、斜坡上面的无穷尽的被消音了的交通，是喷气式飞机、螺旋桨的嘶嘶、沉闷的作响，是那在水面上粗哑的拖船声，是巨轮航行于大海上的轰鸣……
1932年新闻编辑部实际上有过一次工作的停顿，那时伯格关于芝加哥阿尔·卡彭逃税案审理的报道开始一页接一页地出现在电报机上：报社送稿生会抓起这几页，慢慢地边走边读来到文字编辑旁，然后文字编辑会审读并再审读关于法庭场面和阿尔·卡彭的辩解的每一个词；最终编辑们会接过来，像其他人一样全神贯注，再把这篇报道送到楼上的印刷工那里。
伯格写的关于达彻·舒尔兹的逃税案审判的报道，甚至舒尔兹本人也不得不表示敬佩，但他也气愤伯格竟引用一个人的话说他是一个“容易迷上金发碧眼女人的人”。这个恶棍有一次见到伯格，叫住他，抱怨他不该用这句话。
“可这是真相，不是吗？”伯格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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