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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利奇在埃德温·詹姆斯手下工作的六年期间是极其小心的，只有一次让詹姆斯生气，是关于詹姆斯的儿子米歇尔的事。
米歇尔·詹姆斯是一个瘦骨嶙峋的人，有着灰黄色的肤色和忧愁的神色，不时地有一种顽皮的微笑。他穿着紧紧的有点稀奇古怪的衣服，和一只叫作比德特的狗住在下曼哈顿区格拉梅西公园附近，经常光顾格林威治村当时被看作是更先锋派集中的地方。假如他是一个60年代而不是40年代的年轻人，他或许就会被嬉皮士所吸引。但在战后时期，先锋派还不成气候，没吸引力，对于异议也没有统一的奋斗目标，所以纽约的放荡不羁的文化人主要是一些过于公开的、老迈的乡村“人物”。在一些故意肮脏的酒吧里，聚集着年轻的作家、画家、同性恋舞蹈编导、设计师、纽约大学的不很激进的学生激进派、同黑人有过少许不清白关系的初次登台的女演员——在这个环境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无法形容的人。他们在市郊工作，穿着时髦便服，凭冲动按他们的想象和收入所允许的条件来生活。在后一个团体里就有詹姆斯。
他出生于巴黎，当时他父亲在那里当记者。他能熟练地讲两种语言，英语说得也许比他粗鲁的、爱用口语的父亲更好，说法语就像他的巴黎母亲一样好。埃德温·詹姆斯把他的包括两个女儿在内的全家带到纽约市生活后，米歇尔被送到了普林斯顿大学，1941年从那里毕业。在战争期间，米歇尔加入了美国空军，成了B-17飞机上的投弹手，这是埃德温·詹姆斯为自己的儿子感到最自豪的时期。他把米歇尔穿军服的照片加框后摆在他的《纽约时报》的办公室里。他让《纽约时报》的一个战地记者经常向他报告米歇尔在欧洲的活动。这个记者的报道一般是些顺风顺水的消息，直到有一天詹姆斯听说米歇尔由于生病而错过了一次轰炸任务——正是在执行那次任务的过程中，他的B-17飞机被击落，全体机组成员丧生。
战后，米歇尔为合众社和《时报杂志》短暂地工作过。后来在1947年他向《纽约时报》求职。报社的驻外首席记者赛勒斯·L.苏兹贝格推荐了米歇尔。C.L.苏兹贝格用他作为业主侄子的地位，实际上已经控制了《纽约时报》的驻外队伍——这支队伍已经成了他的海外附属物，现在他想再把《纽约时报》主编的儿子拉进来。詹姆斯表示同意，而特纳·卡特利奇已认定自己最好迅速介入此事，提出反对。他这样做，使得埃德温·詹姆斯非常恼火。
卡特利奇的理由是有一些事实根据的。他觉得，雇用一个相对缺乏经验的记者，即使他是主编的儿子，不仅会给这个儿子，而且也会给《纽约时报》的其他编辑和整个报纸增加负担。尽管卡特利奇承认，重用亲属在《纽约时报》里没有什么限制。赛勒斯·苏兹贝格是最不指责这种做法的人，但卡特利奇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减少这种事情。当然，卡特利奇私下是怀疑苏兹贝格的。如果苏兹贝格把米歇尔·詹姆斯作为“人质”放在他在欧洲的翼下，苏兹贝格甚至可以对埃德温·詹姆斯施加更大的影响，说不准这会走向何种地步。至少它会确立亲苏兹贝格的政策。卡特利奇如果接替詹姆斯当主编的话，他就得继承这些政策。苏兹贝格只有35岁左右，在未来许多年他都将是这个组织的一部分。卡特利奇知道，如果他想实现统一这家报纸、破除诸侯、摆平大公、重建主编办公室权力的雄心的话，他最好在这些诸侯所统治的部门成为王国之前就行动。马克尔的星期天版和克罗克的华盛顿分社，已经成了王国。
赛勒斯·苏兹贝格已经成了一个大胆的有干劲的人。他是一个个子高高的看起来很严肃的人，眼镜背后是一双阴暗的灰眼睛，不管什么样的天气，他总是穿着一件破旧的风衣——他是那种穿风衣的记者的典型，这种记者不仅喜欢采访战争，亲近权贵，而且还喜欢影响世界政治和那些发布政策的人。在战后的欧洲和亚洲，很少有哪个独裁者、国王、苏丹是苏兹贝格没见过和采访过的——在他的要求下，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亲笔签名的照片，他后来把这些照片装进镜框里，悬挂在他在巴黎的办公室。
苏兹贝格是1939年加入《纽约时报》的，此前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欧洲作为一个自由撰稿的记者，在华盛顿作为美联社和《匹兹堡新闻》（Pittsburgh Press）的记者工作过五年。他在《纽约时报》工作的头三年，到过30个国家，行程十万多英里，报道了巴尔干半岛、北非、意大利和苏联、近东、中东的骚乱和阴谋。他一度因间谍活动的指控被南斯拉夫的盖世太保逮捕，还有一次被墨索里尼的助手指责为一只“爬行的蜘蛛，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散布毒素”。
他的旅行最终使他获得了普利策奖。但在旅行过程中，苏兹贝格的确想找个地方停下来，以便享受欧洲更令人愉快的生活，放纵自己对女人和美酒的品味。他对女人的眼光在他选择秘书上非常明显。他的秘书总是漂亮的，或许在欧洲或亚洲的不止一个首都，他都至少熟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要么是文雅的、高贵的，要么是富有的。在他的职业早期，有一次到访雅典时，他认识了一位迷人的希腊女人，这位女人和希腊王室有联系。他从土耳其通过短波电码和她保持接触，一年后，他们在黎巴嫩结了婚。
尽管特纳·卡特利奇不能挑剔苏兹贝格对女人的选择，而且也不能说他作为一个记者不勤奋，但他怀疑苏兹贝格想要主编的儿子加入驻外记者队伍的判断力。卡特利奇无权阻止它，因为埃德温·詹姆斯也有这种想法。所以，在1947年，米歇尔·詹姆斯成了《纽约时报》的一员，几乎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惊奇的是，他很有才华。可以肯定，这是一种在《纽约时报》的记者身上不常见的作家的才华，一种对用词流畅的感觉。米歇尔·詹姆斯还有一种幽默感，以他奇特的方式看世界——世界不是《纽约时报》的大多数人认识到的那个严肃稳重的星球，而是一种不确定的、摇晃的、充满白痴的地方。这种态度偶尔地表现在他的报道中。因为这一点，并且由于他的海外开拓，米歇尔不久就被看作是《纽约时报》一笔有问题的财产。他在外开支极大，一度在巴基斯坦雇了一头牦牛当坐骑，驮着装备去执行采访任务。他有时会几天、几周不和外界接触，然后又会背着一只猴子突然出现在波恩或巴黎。米歇尔·詹姆斯在《纽约时报》上栩栩如生地报道了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的全面进攻，他的角度其他人根本看不到。当他回到纽约后到新闻编辑部转悠时，通常都能指望他用一句话或一个动作使这个地方活跃起来。他是一个优秀的裸体摄影家。他的桌子经常被其他记者所包围，他们觊觎他的照片。一次他打算在《纽约时报》每年的“百件最需要做的事情”慈善活动中印出一个一美元的赠品，以纪念一个还活着的并且在《纽约时报》编辑部工作的暴躁的老人。
这样的想象力不一定使米歇尔·詹姆斯成为《纽约时报》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几年后他静悄悄地辞职了，离开了纽约，定居于西部的一个小城镇，后来再没有人听说过他。至于他进入驻外记者队伍是不是加强了C.L.苏兹贝格在主编办公室的影响，谁都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因为1951年12月，埃德温·詹姆斯去世了。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在新闻编辑部公告板上的备忘录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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