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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效礼
施蛰存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和编辑家。他的风格独具的文学创作，至今在海内外拥有广大的知音，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国际汉学研究中长盛不衰的热点。他在高校任教后又成为一代名教授，在词学、唐诗、金石碑刻研究和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方面取得众所公认的杰出成就。
作为词学名家和唐诗专家的施蛰存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十分注重古籍的整理、校点和学术研究资料的蒐辑、编纂。抗战初期他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时，认为词学盛于宋代而宋人论词的专书不多，现在所能见到的仅张炎《词源》为较有系统的词学专著，沈伯时《乐府指迷》及陆辅之《词旨》均简约无多大价值。而宋代数量众多的诗话、随笔中论及词学或词之本事的资料却弥足珍贵，于是他遍阅宋元诗话及随笔八、九十种，录得词学资料五百余条，编成《宋元词话辑佚》一书。其后忙于教学和写作、翻译，无暇及此。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利用在资料室工作的有利条件，就集中精力于词学研究。经几番周折，他进一步扩大搜辑范围：上起唐五代，下迄近代，凡一切词学书籍的序跋和著录有得必抄，历时四年共得一千数百篇，七、八十万字，定名为《词籍序跋萃编》，作为词学理论和词学发展史的研究资料，可谓洋洋大观。这部珍贵的稿本在“文革” 中遭难历劫后，他补苴罅漏重新整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一九九四年出版，此书从初创到交稿历时二十多年，终于成为词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珍籍。
自五代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问世后，词风靡丽秾艳蔚为大宗，流及后世。循花间词风就词史发展两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宋代和清代，各编一部《花间新集》，是施蛰存先生多年的心愿。在《历代词籍序跋萃编》完成后，他日夕披览，以《花间集》体例选定宋、清花间遗韵各十卷五百首，合为《花间新集》一书交浙江古籍出版社于一九九二年出版。宋、清《花间新集》对深入研究花间词派和词史发展规律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施先生主编的《词学》“文献” 栏刊登的词学珍本秘籍大都是他的“北山楼” 藏书，他也很注重刊载或介绍港台和国外词学研究论著及学术动态。明代文学殿军、云间派巨子陈子龙的诗集，也经他整理、点校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他所整理、刊出的大量韵文珍本和学术研究文献，使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扩大了视野，深入其堂奥，而更易于掌握其内在发展规律。
“考证” 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研究方法，清代朴学家精于考证，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果。施蛰存先生在学术研究中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谨严、缜密地辨伪存真，解决了许多含糊不清或久悬难决的疑题。多年来词学研究者常以“词又名长短句，又名诗余” ，来解释词的文学形式之名称，这里的所谓“又名” ，时间概念和主从概念都很不明确。明代杨慎作《词品》，把“诗余” 解释为诗体演变之余派，从而又引起后代学者纷争不已。施蛰存的《说“诗余” 》一文，把“诗余” 这个名词的出现及其确切含义，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及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了科学的论证。他指出在北宋时，已有了词为“诗人之余事” 的概念，但还没有出现“诗余” 这个名词。南宋初，有人编诗集，把词作附在后面加上一个类目就称为“诗余” ，于是才出现“诗余” 这个名词。但是，这时候“诗余” 还不是词的“又名” ，直到明代张<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115434262.jpg"/>作词谱，把他的书名题作《诗余图谱》，从此“诗余” 才成为词的“又名” 。而在宋人的观念中，“诗余” 的含义为诗人之余事或余兴。这篇文章不过几千字，却勾画了词史发展的一个鲜明的轮廓。
词学界和各种唐宋词选本、鉴赏辞典，普遍以《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 等三首为白居易所作的唐词。此三首词始见于较为晚出的南宋黄昇所编《花庵词选》，然北宋欧阳修《近体乐府》有《长相思》四首，其第三首即《花庵词选》所录白居易词“深画眉，浅画眉” 一首。罗泌的校记说：“《尊前集》作唐无名氏，‘空房独守时’作‘低头双泪垂’。” 按《尊前集》中收白居易词二十六首，并无此《长相思》二首，又今本《尊前集》中也不收无名氏词。如果不是罗泌有误，则今本《尊前集》已非北宋原本，此事遂成千古疑案。近人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将“汴水流，泗水流” 一首编入《白居易外集》，但词学界研究或选读白居易词仍普遍以此词为例。
施蛰存先生对向为词学研究之薄弱环节的唐词，也有多年的研究和深入的考证。他的《白居易词辨》指出，欧阳修《近体乐府》“长相思” 第四首即《花庵词选》所录白居易词“汴水流，泗水流” 一首。罗泌编校欧阳修词甚谨慎，凡欧词与《花间》、《尊前》、《阳春》诸集相混者均逐一拈出，然于此词未作校记和辨其伪，可知罗泌以此词确为欧阳修所作。从罗泌校语可知以上二首《长相思》词非但北宋人编《尊前集》时尚未认为白居易作，即南宋庆元初重刊《近体乐府》，罗泌作校注、题跋时也未有白作之说。至五十年后之淳祐九年黄昇刻《花庵词选》，于白词独取此二首，且评之曰：“二词非后世作者所及。” 可知此二词之谬托白作即在此五十年间。《白氏长庆集》有《听弹湘妃怨》七绝一首：“玉轸朱弦瑟瑟徽，吴娃徵调奏湘妃。分明曲里愁云雨，似道萧萧郎不归。” 此词自注说：“江南新词有云：‘暮雨萧萧郎不归。’” 又其《寄殷协律》结句为：“吴娘暮雨萧萧曲，自别江南更不闻。” 也自注江南吴二娘曲词有“暮雨萧萧郎不归” 句。可知当时江南盛传吴二娘曲调，白居易尤赏“暮雨萧萧” 之境，故北归后一再忆及。今所传《长相思》词第二首下片也有“暮雨萧萧郎不归，空房独守时” 之语，后人遂以之为白词。明杨慎又以为此即吴二娘所作曲词。其言似皆有理，故甚足惑人。施蛰存先生通过以上详尽的考证后指出，实则欧阳修读白居易诗于“暮雨萧萧” 句也心赏之，遂取以入小令。欧阳修《长相思》词四首风格一致，最初并无杂糅之迹。因此所谓白作《长相思》三首并非唐词，均应还诸欧阳修。他还指出近年问世的《全唐五代词》收白居易词三十七首，旧本所无而新增者均为齐言之诗，或用曲调名为题，或用唐人一般舞曲题，其词仍是五七言歌诗，不能视之为词。又一字至七字叠句诗，为六朝时已有之杂体诗，并非白居易创调，此书也误依《词谱》题为《一七令》著为词格。
施蛰存先生对词调及其演变也作过很多谨密有力的考证。世传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的作者归属问题，是历代词学研究者聚讼纷纭的疑案。近年出版的很多词选和唐宋词鉴赏辞典，仍定为李白所作予以选入。施蛰存先生的《说〈忆秦娥〉》，考《忆秦娥》词牌始见于冯延巳《阳春集》，宋人词则以张先所作为最早，以后则苏轼、向子<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115434437.jpg"/>、毛滂均有所作。冯延巳所作为此调最初的格律，声调尚未臻遒美，毛滂、张先所作为冯词格律之发展。至苏轼、向子<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115434437.jpg"/>所作，始与世传李白词格律相同。《忆秦娥》调名究起于何时，今不可考，冯延巳词与调名无涉，非其创调自明，宋人缘题赋词遂成此作。此词上片所咏实为“秦娥忆” 而非“忆秦娥” ，下片辞句气象虽雄浑，然意义与上片不属。李白时乐游原始辟为豪贵游宴之所，唐人诗咏乐游原甚多，均不作衰飒语。《忆秦娥》实为宋人乐游原怀古词，此词非先有词而后有题，乃先有题而后有词。施蛰存先生在考证《忆秦娥》词调格律演变之迹后指出，此所谓李白词者必不能出于张先、冯延巳以前，其为宋人所撰伪托李白所作已无可怀疑。他的《张志和及其渔父词》和《船子和尚拨棹歌》，都就词的初萌时期形式进行了论证，指出渔父词、拨棹歌这种“七七三三七” 句法的诗是词在初级发展阶段上的形式，在词史研究上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船子和尚拨棹歌》流传较广的只有六首，经他考证、整理后汇集全部三十九首问世。此外如《说〈杨柳枝〉、〈贺圣朝〉、〈太平时〉》、《唐诗宋词中的六州曲》等文，详尽地考证了词调《杨柳枝》的历史演变，指出欧阳修的《贺圣朝影》、贺方回的《太平时》是《花间集》中《杨柳枝》的继承；黄庭坚、张子野、杜安世的《贺圣朝》是敦煌《杨柳枝》的继承。六州大曲中，凉州曲、伊州曲、甘州曲、胡渭州曲、石州曲和氏州曲的发展脉络，也经他考证后确凿无误地显现出来。
“比较” 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研究方法，而“比较文学” 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施蛰存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对这两种比较都运用得很广泛。前者如他在《读温飞卿词札记》中把温庭筠和李贺、李商隐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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