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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施蛰存先生的词学研究</h2>
林玫仪
认识施先生是我的福分。我与先生相识，完全因为词学。我的求学生涯在台湾完成，自进入大学，就跟从恩师郑因百（骞）先生研究词学，从唐五代至晚清，由赏析、考订到评论；施先生则对我近十年的研究方向影响极大。我虽无缘当先生课堂上的学生，但透过他的著作，以及多年的通信与谈话，我从施先生身上学到很多，除了学问方面，还有做人的道理，在我的感觉中，他就像我另一位导师。施先生在学界文坛声名卓著，他对词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是台湾学界大多只注意他在现当代文学方面的成就，本文谨就个人所知，介绍施先生在词学研究方面的特色与贡献：
<h3>一 汇集论词资料</h3>
先生研治词学，所下的工夫既扎实又全面。除了研读多种词集外，还搜集许多词学资料，包括词集中的序跋题记、笔记杂著中的论词资料，以及地方志中的词人资料等。他在《花间新集·总序》曾提到当年致力于搜集资料的情形：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是我热中于词学的时期，白天，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在一些日常的本职任务之外，集中馀暇，抄录历代词籍的序跋题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词学的评论史料最少。虽然有唐圭璋同志以数十年的精力，编集了一部《词话丛编》，但遗逸而未被注意的资料，还有不少。宋元以来，词集刊本，亡佚者多，现存者少。尤其是清代词集，知有刻本者，在二千种以上，但近年所常见者，不过四五百种。历代藏书家，都不重视词集，把它们与小说、戏曲归在一起，往往不著录于藏书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仅著录了词籍八十馀部。因此，我开始收集词集，逐渐发现其序跋中有许多可供词学研究的资料。于是随得随抄，宋元词集中的序跋，有见必录，明清词集中的序跋，则选抄其有词学史料意义的。陆续抄得数十万言，还有许多未见之书，尚待采访。
晚上，在家里，就读词。四五年间，历代词集，不论选本或别集，到手就读，随时写了些札记。对于此道，自以为可以说是入门了。
先生一面读词，一面抄录词集中的序跋，日积月累，“抄成了一部七八十万字的历代词籍序跋汇编” （《往事随想》页255），这部耗费先生四、五年光阴的皇皇巨著，原先定名为《词学文录》，分为十卷，卷一至卷八都是词籍序跋，卷九至十则是关于论词的杂文、杂咏、论词书信等，直到三十多年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为了突显主题，删去了最后二卷，并易名为《词籍序跋萃编》（见该书序引）。记得一九九五年四月，我与华东师大中文系合作举办清代词学会议，由高建中主任领导，系中各位先生鼎力相助，使会议进行十分圆满。当时我们原希望施先生能够莅会讲话，先生因为身体欠佳辞谢了。但是中文系派人连夜往返京沪，带回刚出版的《词籍序跋萃编》，及时在大会闭幕式结束之前赶回会场，作为大会送给与会者的礼物。当时如雷掌声，至今犹在耳际。其中的意义，不只因为这是一大册有用的词学资料，更是因为前辈治学的典范，对我们启迪良多。
序跋集之外，施先生还搜罗很多零星的词话资料。早在抗战期间，先生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即曾就该校图书馆所藏宋元人笔记杂录，抄出其中与词学及金石碑版相关之评论琐记，着手编纂《宋元词话》及《金石遗闻》二书（《宋元词话·序引》），先生在《我治什么学》一文中，曾提及当时单是宋人词话部分，就“读了七八十种宋人笔记及野史，抄录了所有关于词的资料，打算编一本《宋人词话总龟》” （《往事随想》，页36），《宋人词话总龟》当是《宋元词话》之初稿。离开福建以后，先生孜孜不倦，不断续作辑补，近年出版的《北山散文集》第四辑中的《投闲日记》，记载先生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生活实录，其中就处处可看出先生为此书辛勤工作的身影：
阅《懒真子》、《过庭录》，此二书词话均未抄，签出之，并签出其有关金石者。（1962.11.17，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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