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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1000年，欧洲经历了一场从未有过的城市发展热潮。在大约四个世纪里，中世纪的城市虽然沿袭了古代城市的位置、名号，哪怕岩石，却与那些古代城市有着巨大的差别。在中世纪的城市中，与过去的社会生活有关的建筑（庙宇、广场、浴场、剧院、竞技场、体育场）都消失了。甚至连它纵横交错的城市布局也被狭窄蜿蜒的迷宫街道所淹没，再也无从辨认；而作为基督教城市主要基准点的教堂也只是在与圣徒、圣迹、殉教者、圣物有关的地方杂乱无序地排列着。
正是教堂在城市中的分布，更确切地说是城市与教堂之间的等级关系，构成了城市的形态。大教堂和主教所在地是宗教和社会的中心；城市中还有相当多的教区中心和各类修道会的修道院；而宗教仪式队伍的行进路线则决定了各条交通道路的重要性。
中世纪的城市是活人和死人共存的城市。尸体不再是不纯洁的，也不再被丢弃到城墙之外。对逝者的习以为常以及同墓地的和谐共处均为中世纪城市在文化上的重大转变。
水平面上纵横交错的城市干道的缺失被垂直面上新兴的建筑所弥补。从公元7世纪开始，教堂高塔开始在城市中出现，在这些城市里，居高临下的钟声为城市通报时间，也确保了教会“对时间和空间的统治”。接着，在13世纪以后，世俗力量开始从宗教的支配力量中突围，市镇高塔、市镇大厅，以及乡绅宅邸相继拔地而起。
这些变化的原因在于城市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城市不再像古罗马帝国时期那样是军事和行政的中心，中世纪城市的主要功能是生产、贸易和消费。中世纪城市的代表阶层已然是资产阶级，而市场也愈发地落入他们的手中。
与其他欧洲城市相比，意大利城市的特色在于它拥有更多古罗马风格的建筑，留下了更多先前被日耳曼民族统治的痕迹，有着更多为了抵抗他们而建造的城堡和堡垒，城市中的贵族势力不再躲藏在城堡里，每座城市周围都有隶属于它的城郊，而且城邦国家也都拥有了自治权。
我在上文中概述了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roff）的文章《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印象：5—15世纪》（“L'immaginario urbano nell'Italia medievale：secc.Ⅴ—ⅩⅤ”）的评论。这篇文章倚重当时最为典型的一类文学体裁，即“城市挽歌”（Laudes Civitatum），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里瓦的邦文森（Bonvesin de la Riva）献给米兰的赞歌。勒高夫追溯了意大利居民眼中真实或幻想的城市典范，并与耶路撒冷（人间的或天上的）或罗马相比较。[该文收于《意大利史》（Storia d'Italia），切萨雷·德·赛塔编辑，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82年，第5卷。]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52]的一段描述在真实场所与我们对它的想象和感受之间的关系上迈出了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一步。（同样出自该卷，由塞尔吉奥·罗马尼奥利在一篇谈论从帕里尼到嘉达期间意大利文学中的风景描写的文章中引用。）莱奥帕尔迪刚刚来到罗马的时候（1822年12月），他写信给妹妹保罗丽娜，说罗马给他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人类身躯与建筑物规模和城市空间的比例失调，如果人类能比现在高上五臂，宽上两臂，他才能与城市与建筑的尺寸成比例。令他感到痛苦的并非全城人口都填不满的圣彼得广场的空旷，以及他初来乍到时误以为是亚平宁山顶的众多教堂的大圆顶，而是如下一个事实：罗马的宏伟似乎只是为了拉大距离，为了让你与任何人见面都需要登上数不清的台阶……我并不想说罗马像是一座无人居住的城市，但是我认为如果人类需要生活在如此宽敞的空间，住进如此巨大的宫殿，行走在如此宽阔的街道、广场、教堂，那么整个地球根本不足以容纳人类。
这种感触不仅与我们当下人口过剩的时代不同，而且与菲尔丁、雷斯蒂夫·德拉布雷顿、巴尔扎克、狄更斯、波德莱尔对他们时代拥挤嘈杂的欧洲城市的感受都截然不同。莱奥帕尔迪对广场的恐惧将我们引入了一种由空旷主导的城市风景，这种观点在意大利蔚然成风、经久不衰，而且将文艺复兴时期“理想城市”的形象和德·基里科[53]画笔下形而上的城市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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