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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安：利玛窦刚来中国时为了获得信任，就特地选了身和尚服。随着他传教区域范围的扩大，接触到了上层社会的官员才发现，穿和尚服的人地位比较低，地位高的穿的都是儒士服装，所以后来他就换成了儒士服。而且利玛窦在传教士中应该是修正主义分子，他既坚持自己的传教使命，又有意无意地迎合了中国的心态。比如他用中国观念来解释西方宗教，还尊奉孔子，这在后来的西方教廷是不容许的。他还绘制世界地图，圆形的，但把中国放在了中间，迎合了当时天朝上目的一种心态，他很聪明。
吕帆：利玛窦来的时候好像已经约略知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他是带着很多先进的知识储备来的，这样和徐光启也有一个谈得来的话题。所以我觉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敲开我们官僚仕层阶级一块精神的敲门砖。
余秋雨：利玛窦来中国的目的是宗教使命，而结果却是文化交融，范围很大，当然也包括宗教。
他对中国文化的贴近，首先是技术层面上的，例如把中文学得很好，能看很多中国典籍，交很多中国朋友。接下来，他就深入研究精神趋向了。
例如，他来中国的时候，大明王朝还有气势，一些同行的欧洲人就认为中国有可能侵略欧洲，但利玛窦没有匆忙作这种判断，而是坚持不懈地观察和分析几十年，最后才得出结论，按照中国文化，中国不可能凭着国力远征欧洲。这种态度，令人感动。
比较重要的是1600年，十七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利玛窦在南京遇到了徐光启，两个重要文明的代表人物见面了。徐光启儒学出身，又做着官，他们见面以后，两人在一起翻译了六册的《几何原本》，使中国开始懂得了西方数学，这是一件大事。然后，徐光启受洗加入了天主教，虔诚信奉，一直做礼拜。这给我们一种信息，就是当时中国的高层官员如果按照利玛窦的路子接受西方文明，未必有太大的障碍，也可能出现日本接受西方文明的平和方式。徐光启去世的时候，皇帝罢朝一日，对这个大臣表示深刻的悼念，然而由于他是天主教徒，他的墓碑是拉丁文的碑文。过了不久，他的墓就搬到了他的家乡，上海城外的一个地方。后来家人也搬到那儿去守墓，姓徐的家庭集合在一起，那个地方就叫徐家汇。
两百年后，两种文明终于没有像徐光启和利玛窦那样结合在一起，而是打仗了，结果西方文明胜利。一些欧洲人从香港和广州北上，看中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背后是长江，能够贯通中国腹地，前面是太平洋，那就是上海。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比广州还好，准备过日子。但就在他们东逛西看的时候，突然发现上海有一个地方早就有礼拜堂了，还不断举行着天主教的礼拜活动，那就是徐光启的后代住的地方。西方人就在那里造教堂，造学校，造藏书楼，等等，于是出现了“徐家汇文明”。徐家汇文明是现代上海文明的中枢。
我在一篇叫《上海人》的文章里面把徐光启说成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人，因为他与利玛窦等人一起，提供了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在非战争的情况下友好交往的可能。
这也就是说，从文化和文明的视角来看，有一些血迹淋漓的生死搏斗，本来是可能避免的。民族主义、铁血军事，未必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