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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世界朦朦胧胧地看到了中国，中国也朦朦胧胧地看到了世界，但是终于走向了悲剧性的拐点——两种文明产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而且中华文明一败再败。到这时，悠久的中华文明不得不放下架子，认真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心态非常复杂。崩溃、沮丧、气恼、仇恨，包裹着更加变态的自大、保守、固执，使中国的集体精神一下子陷入污泥深潭。任何再辉煌的回忆反而加深了失败的体验，结果，连秦、汉、唐、宋也一起失落，大家都处于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心情之中。
中国人在十九世纪后期遇到的灾难，首先是军事的，因此我们直到今天也习惯于从军事失败的角度去看。有些学者的思想比较深刻，认为在军事失败背后，是政治失败和文化失败。但是在我看来，说文化失败有点不准确。中华文化毕竟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在别的文明一轮相继灭亡和中断的过程中一直维持着自己的生命，到十九世纪，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判定它已经面临灭亡。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过于长寿的文化在生存状态上确实出现了一系列难以逾越的障碍。在没有逾越的时候，看上去像是不可逾越。
中华文化在当时的生存状态，可以用“僵滞”一词来概括。
一切都源于陈规，一切都不能改变，即使知道出现了大灾难也不知如何应对。这种文化生态，感受最深的是第一批外交官和留学生。他们处于两种文化尴尬相遇的前沿。
我曾查阅过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的一些资料，觉得很能说明问题，不妨在这里说几句。
郭嵩焘1875年准备出使的时候，中国上层文化界都在阻止他，理由是，与洋鬼子打交道，就不是正派人。连他的很多朋友都认为，做外交官就是半个汉奸。这不仅仅是无知，比之于七世纪大唐长安出现过的世界多种文化密集交融的景象，这实在是中华文化的一场滑坡式的倒退。
郭嵩焘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倒退，因此特意写了一本书叫《使西纪程》来介绍西方文明，没想到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些翻译名词，引起了中国上层文化界一致而又强烈的反弹。那些名词，是中国原有词组里所没有的，却反映了西方文明的新成果，例如“赤道”、“经度”、“纬度”、“国旗”、“新闻”等，由郭嵩焘首先写出来，就成了对中国语文大逆不道的背叛。著名学者李慈铭认为，用中国字写下这些词汇，“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这实在是一种完全失控的愤怒。另一位高官张佩纶，也就是作家张爱玲的祖父，也极为保守，认为郭嵩焘这样的“悖谬之人”，“势必混乱人心”。郭嵩焘的“悖谬”，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翻译名词如赤道、经度、纬度外，还表现在生活方式上。他的副手刘锡鸿曾经揭发他十大罪状，其中最严重的无非是在国外参加一些活动时遵循了西方的“尊位”习惯；又如，连郭嵩焘对军士表示尊重、与外国商人握手、在风中参观炮台时披了一件英国大衣、用外国银器装着外国糖果待客，等等，都成了他被撤职的原因。中国文化，在这里成了极度敏感、极度小心眼的戒律，显得那么令人厌烦。唐代玄奘翻译佛经发明和提出了多少闻所未闻的词汇和概念？明代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时又发明了多少用汉文写出的数学命题？为什么到了十九世纪晚期反而不可以了？这证明，当时的中国文化已经太弱太弱，弱得连一丁点儿文化自信都没有了。但是，既然有过了玄奘和徐光启，那就能反过来证明，中国在十九世纪晚期表现出来的不良文化生态，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本性。
郭嵩焘在欧洲外交界大受欢迎，他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成了欧洲人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人格媒介，由此进一步证明，中国文化在人格追求上的范型，在十九世纪晚期并没有消失它的魅力。只可惜，当时的国内政治体制所导致的整体文化生态已经腐朽，使郭嵩焘立即成为围啄的对象。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的自身悲剧。郭嵩焘终于被撤职了，作为中国文化有可能与西方沟通的代表者，怆然回国。在伦敦的三十几个国家的外交使团怎么也合不得他。
郭嵩焘回来以后没地方去，只能回家。1879年他终于回到了故乡长沙。
让人诧异的是，连故乡也彻底排斥他。上至长沙的巡抚大人，下至所有的官员对他完全不予理会。而且，长沙的街上竟然出现了“大字报”，上面写着，我们拒绝勾结洋奴的汉奸。郭嵩焘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郁郁寡欢，很快去世了。严复给他写了一副挽联，其中一句是“惟公负独醒之累”，指出郭嵩焘的悲剧，在于大家都睡着的时候，只有他独个儿先醒了。这种“独醒”，必然会成为一种沉重的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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