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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我</b> 睁开了眼睛，白日的光线使我眩晕。几秒钟之后，我看到了一张帅气的面孔，那是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小伙子，蓝绿色的眼睛，胡须修剪的很整齐。“呀，醒了吗？”他笑着对我说。我把头转向另一边，发现不只有他一个人。在我的周围，有一些穿白大褂的男女盯着我看。他们也一样微笑着。我躺在床上，脑袋陷在白色的枕头中。我想用小臂支撑自己起身，但肌肉并没什么反应，我又睡着了。
我第二天才彻底清醒，得知自己正躺在巴黎郊区克利希的博容医院，在第七层。一位护士过来，递给我一只温度计让我测体温。她问我想不想小便，然后递给我一个奇怪的盆子。我再次尝试起身，没有成功。护士扶我起来，教我把容器放在双腿下面。我看到她的胸牌上写着：莎伏安艾克。这个名字真奇怪。几分钟后，我看到她推着一个小车来了。“热巧克力还是咖啡？”她问我。我不饿，不过还是要了杯热巧克力。她在我的膝盖上放了一个托盘，里面有一大碗冒着热气的巧克力，还有一块面包。然而，十五分钟后，我什么都没动。“啊，什么都没吃！”她把手放在腰上，带着亲切的微笑对我说。“来吧，至少吃一小块面包。”我看到她站在小推车前面，用餐刀在面包片上涂了黄油。她转向我，把面包在我的巧克力碗里沾了沾，直接送到我嘴边，另一只手则扶着我的头。她喂我吃东西，就像是照顾一只太早从巢里掉下来的雏鸟。
我又看了看四周，我在一间很大的大厅中央。我的左边，一位小奶奶躺在床上，呼吸困难。她的后面是一个过道，那里还有其他床、其他病人。我把头转向右边：有另一个同样的走道，也有床和病人。“这间大厅里至少有五十张床。”我想。与此同时，我发现房间里嘈杂声一片。自从醒过来，我就被这片喧闹声打败了，我的大脑开始分辨不同的噪音：小推车的车轮嘎吱作响，病人的呻吟，不锈钢器皿的撞击，护士将玻璃输液瓶放在搪瓷床头柜上，医生们的交谈。我一一辨别出了四种或五种声音，突然，这些声响又全部痛苦地掺杂在我的脑袋里。
在病床上醒过来的感觉很奇怪，也不舒服。当事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想要在身边找寻亲人，或者是安抚的声音。很多人都会感到害怕。而我呢，除了噪音之外，这一幕终归还是给我带来了一丝意外的温情。
我在这个大厅里待了好几天。早晨，莎伏安艾克给我拿来早餐，还会拿来一盆清水，这样我就可以在床上洗漱，不用起身。之后，她和一个女同事为我铺床，我还是不用下来。我感叹她们动作的灵巧。一个帮我翻身侧躺到床的一边，另一个则把床单一直卷到我的背部，之后，她把干净的床单铺在空位，然后帮我侧躺在半边干净的床单上。她们把另一边的脏床单撤下，剩下要做的就只有把干净床单拉平整了。我喜欢这些干净的床单，它们散发着洗衣粉的香气。由于多年以来被迫睡在不干净的壁柜里，我如今对所有与睡眠相关的小细节都很在意。在医院里除了有干净的床单，我还有两个白色的大枕头。是的，两个！
为什么不能离开床？我对此一无所知。老实说，我甚至都没有问过。有人照顾我、呵护我，就像我从来没被别人照料过一样。这是最要紧的，我高兴极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都没有在意。每个早晨，医生们都会探访病人。我那棕红色头发的医生——我在心底叫他“亲爱的医生”——拿起挂在每个床尾的记事本，和同事们一起在上面用难懂的术语写下记录。很快，我意识到他们在我这里花的时间比其他病人长。时间真的很长。他们讨论，比较，辩驳，观察，停下来，继续。自从我醒过来，他们就没办法让我退烧。几天以来，我的体温一直维持在40度以上。这看起来让他们很是担忧。慢慢地，通过听他们交谈，我开始抓住一些经常被提到的词。他们总会说“化脓性脑膜炎”。我完全不懂这意味着什么，但通过他们提到这些词时的手势与动作，我觉得问题的症结在这里。所以，每当听到“化脓性脑膜炎”，我就会集中注意地听后面的评论，从而破译更多的信息。我床边的这些成年人看上去全都忧心忡忡。
身体上来看，我的头疼得厉害，高烧让我处于长时间的嗜睡状态。我瘦弱的小臂每天都要被扎好几针。每三个小时就要被抽血或是输液。很明显，我病得很重。但我真的幸福极了！每天晚上，护士们都温柔地与我交谈，问我是不是好一些了，需要什么，我一整天都有人照顾。我什么都不怕了，觉得自己落入了一只温暖的茧中，把迄今为止这个世界对待我的种种恶意都挡在了外面。几天之后，我看到一个男人推着一个带轮子的桌子朝我这边走来。我很多年后才知道这个奇怪的装备叫作“担架床”。他和另一个同事一言不发，掀起了我的被子，抓住床单的四角，把我转移到了他们的推车上。穿过走廊，拐了很多弯之后，他们打开了一个空房间的门。房间的中央有个铁床，还有个白色的搪瓷床头柜。他们同样娴熟地把我从担架转移到了床上。我环顾四周，发现周围的墙是黄色的，到处开裂。我这时听到了莎伏安艾克的声音，还有她的东欧口音。“小女孩来了吗？”她问担架员。她进了我的房间，胳膊下面夹着干净的床单。她重新铺好了我的床，对我笑道：“看着吧，你在这里会很好的。”我很喜欢她的亲切态度，但我一点都不确定她说的是否是真的。想到要一个人待在这个屋子里，我就不太高兴。在大厅里，噪音折磨着我的大脑，但我至少不觉得冷清。于是，在她离开之前，我鼓起勇气问道：“请您别把门关上可以吗？”“当然可以！”她回答我，依然笑容满面。从这天起，我的门就总是开着的。如果看到门要被关上了，莎伏安艾克就会用手抵着把它打开。这位女士就是我的守护天使，她从天而降就是为了治愈我，照顾我，甚至让我能够面对未来。
住进这个新房间的第一晚，熄灯后，我看到棕色的小虫子从地板里出来，往墙上爬。我望着它们，同时在想天花板上有什么吸引它们。为了打发时间，我在脑海里想象着一场赛跑，打赌它们中的一个会先到达天花板。在20世纪60年代末，医院的病房里还没有屏幕，我就靠身边有的东西自娱自乐，比如这些蟑螂。
一天清早，我有了第一批访客。是妇科医生夫妇，我为他们工作了几星期。“您好啊，怎么样了？”她问我。我挺好的。好吧，可能并不是“挺好”，但无论如何，我在医院里过得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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