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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狱中杂记》今译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里，当我被关在刑部监狱的时候，看见犯人死了，由墙洞里拖出去，平均每天总有三四个，不觉心里奇怪。有个曾经做过洪洞县长的杜君，站起来说：“这是生瘟疫了。现在天时正常，死的还少；过去有多到一天死十几个的。”我问是什么原因。杜君说：“这种病容易传染。生这种病的，纵然是亲人，也不敢住在一起。这监狱一共有四座老监房，每座监房有五个房间。狱卒住在当中的一间，前面有大窗通光线，屋顶有小窗透空气；其余四个房间都没有窗，可是关的犯人经常有两百多。每天天还没黑，房间就上锁了，犯人大小便都在房间里，和吃饭喝水的气味混在一道。加上寒冬腊月，没钱的犯人睡在地上，等到春气一动，没有不发病的。监狱的规矩，一定要等天亮才开锁。整个晚上，活人和死人就头靠头脚对脚地睡着，没法闪躲，这便是传染人多的原因。还有奇怪的是，凡属大盗累犯或杀人要犯，大概由于气质强悍旺盛，反倒被传染上的不到十分之一二；纵使传染上，也很快就好了。那接二连三死掉的，却都是些案子轻的罪犯，或嫌犯，或保人，是些不该绳之以法的人。”
我说：“京师里头有顺天府尹的直辖监狱，有五城御史的司坊，为什么刑部的监狱还关着这么多囚犯？”杜君说：“近几年来打官司，凡情节比较重的，顺天府尹和五城御史便不敢做主；又九门提督调查抓来的，也都拨归刑部；而刑部本身十四个清吏司里喜欢多事的正副满汉郎官们，以及司法人员、典狱官、狱卒们，都因为人关得愈多愈有好处，所以只要沾上一点边就给千方百计抓进来。人一进监狱，不问有罪没罪，照例先给戴上手铐脚镣，放进老监房，使你吃尽苦头。在吃不消的时候，他们就教你怎样取保，保出去住在外面，随传随到；再照你的家庭、财产状况，把钱敲诈来，由他们按成派分。中等以上的人家，都尽其所有出钱取保；其次，要想解下手铐脚镣搬到老监房外板屋里去住，费用也得几十两银子。至于那又穷又无依无靠的，就手铐脚镣毫不客气，作为样板，以警告其他的犯人。又有同案一起被关的，情节重的反能取保在外；情节轻的、没罪的，却吃着苦头。这种人一肚子冤气，没好吃没好睡，生了病，又没钱治，就往往死翘翘了。”我认为我们的皇上和过去的圣人一样有好生之德，每在批公文的时候总给犯人死中求生，但现在竟有无辜的人这样倒霉的！如有仁人君子能向皇上上奏，除死刑及发配边疆的重犯外，将其他轻犯和受到牵连还没定案的另设看守所来关，不上手铐脚镣，就不知可救多少人命了！听说监狱本有五间房名叫“现监”的，是给涉案而没定案的人住的。如果能查出这种规定，实行起来，倒也不无小补。杜君说：“皇上开恩，规定做官的可住优待房。现在穷人住进老监房，大盗累犯反住进优待房，这中间的微妙能细问吗？这样看来，只有另外关到一座监狱里，才能根本解决啊！同我关在一起的朱老头、姓余的青年和关在一起的同僚，都这样碰上疫症死了。论罪状，他们都是不该受重罚的小罪。又有某氏控告儿子不孝，左右的邻居都被关进老监，哭哭叫叫直从晚上闹到天亮。”我听了，有动于中，曾拿杜君这些话来普遍地问了问别人。结果大家说的一样，我就决定记录下来。
凡判死刑的，一经判决执行，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门外，派同党进去索讨财物，叫作“斯罗”。对有钱的犯人，要找他的亲属讲条件；对没钱的犯人，便当面直接讲条件。如果判的是剐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话，四肢解完，心还没死。”如果判的是绞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第一绞便包断气；不然的话，绞你三次以后还须加用别的刑具，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杀头，才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是仍旧可以扣留脑袋不给死者家属，达成敲诈目的。因此，有钱的自然甘心贿赂几十百两银子；没钱的也会卖尽衣服杂物报效；只有穷得绝对拿不出钱的，才真照他们所说的执行。担任捆绑的也一样，如果不满足他们开的条件，五花大绑时便先给你来个骨断筋折。每年秋决的时候，虽然皇帝朱笔勾掉的只十分三四，留下的有十分六七，但全体囚犯都须捆绑着到西市，等待命令。其中被捆绑受伤的，即便幸而留下，也必须病几个月才能好，甚或成为一辈子也治不好的暗伤。我曾问过一个老差役说：“大家对受刑受绑的既没什么深仇大恨，目的只不过希望弄点钱而已。犯人果真拿不出钱，最后又何妨放人一马，不也算积德吗？”老差役说：“这是因为要立下规矩以警告旁的犯人，并警告后来的犯人的缘故。如果不这样，便人人都心存侥幸了。”负责上刑具和拷打的也一样。和我同时被捕受审时挨过夹棍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人给了二十两银子的代价，只骨头受点轻伤，结果病了个把月；另一个人给了双倍代价，只伤了皮肤，二十天便好了；再一个人给了六倍代价，当天晚上便能和平常一样的走路。有人问这差役说：“犯人有的阔有的穷，既然大家都拿了钱，又何必更拿多少做分别？”差役说：“没有分别，谁愿意多出钱？”由这故事，印证孟子“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的话，真是一点也不错！
部里的老职员家里都收藏着假印信，公文下行到省级的，往往偷偷动手脚，增减着紧要的字眼，奉行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只上行上奏皇帝和咨行各部的，才不敢这样。依照法律规定：大盗没杀过人和有同犯多人的，只是主谋的一两个人立时处决，其余人犯交付八月秋审后概给减等充军。当刑部判词上奏过皇帝之后，其中有立时处决的，行刑的人先等在门外，命令一下便捆绑出来，一时一刻也不耽搁。有某姓兄弟因把持公仓入狱，依法应该立时处决，判词都已拟好了。部员某对他们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弄活你们。”问用什么办法。部员某说：“这不难，只消另具奏本，判词不必更改，只把案末单身没有亲戚的两个人换掉你们的名字。等到封奏时候，抽出真奏，换上此奏，就行了。”
他的一个同事说：“这样办可以欺蒙死的，却不能欺蒙长官。假使长官发觉，再行申请，我们都没活路了。”部员某笑着说：“再行申请，我们固然没活路，但长官也必定以失察见罪，连带免官。他不会只为两条人命把自己的官丢掉的。那么，我们最后还是没有死的理由的。”结果便这么办，案末两个人果然被立即处决。长官张口结舌给吓呆了，可是终于不敢追究责任。我关在监狱的时候，还见过某姓兄弟，同狱的人都指着说：“这便是用某某人的命换来他们的头的。”后来部员某忽然在一个晚上死了，大家都说这是上天报应。
凡属杀人案件而判词上没有“谋杀”“故意杀人”等字眼的，大概经过秋审，列入“矜疑”（情有可矜而罪在疑似之间的）类中，便可以免死，司法人员因此也就可以在法律夹缝里做手脚。有个叫郭老四的，曾四次犯杀人案，最后一次仍以“矜疑”减等，不久碰上大赦。出狱以前，他一天到晚都和同党喝酒唱歌，有时直闹到天亮。有人问他过去的事，他竟一件一件原原本本道来，神气活现，好像自己了不起似的。唉！像那些无耻而恶毒的司法人员贪赃枉法，原不足深责；但道理并没真正弄清，一班善良官吏往往以脱人死罪为功德，而不追究实情，就使死者含冤不浅了！
有些坏人在监狱里坐久了，和典狱官狱卒们狼狈为奸，就很肥了。山阴有个姓李的，因犯杀人罪坐牢，每年都赚上几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因大赦出狱。住了几个月，无所事事。恰好他同乡有犯杀人案的，他便冒名顶替。因为法律规定，如果不是故意杀人，必然可以长期监禁，不会判死罪的。五十一年依赦例减等充军，他叹气说：“我没办法再能进这儿来了！”按照旧例，充军的人都移押顺天府待命。这时正是冬天，停止发遣，姓李的具状要求仍回刑部监狱等候春天发遣。要求再三都没被批准，他还老大不高兴呢！
方苞《狱中杂记》原文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四三人，怪之。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稀，往岁多至日十数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键，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狱中成法，质明启钥。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此所以染者众也！又可怪者，大盗积贼，杀人重囚，气杰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随有瘳；其骈死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何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迩年狱讼，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史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道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唯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余伏见圣上好生之德，同于往圣，每质狱辞，必于死中求其生，而无辜者乃至此！傥仁人君子，为上昌言除死刑及发塞外重犯，其轻系及牵连未结正者，别置一所以羁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数计哉？或曰：狱旧有室五名日“现监”，讼而未结正者居之。傥举旧典，可小补也。杜君曰：“上推恩：凡职官居板屋。今贫者转系老监，而大盗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细诘哉？不若别置一所，为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系朱翁、余生，及在狱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应重罚。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左右邻械系人老监，号呼达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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