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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瓦尔泽已经八十八岁了。他著作等身，仅长篇小说就写了二十多部；他功成名就，被授予的奖项有三十多个，其中包括联邦德国文学最高奖格奥尔格·毕希纳奖、德国政府颁发的联邦大十字功勋奖章，以及最有政治和公众影响力的德国书业和平奖（颁奖仪式在德国的政治地标法兰克福保罗教堂举行，包括联邦总统在内的一千多位各界名流出席，电视实况转播）。按理说，瓦老可以歇一歇了。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在他位于博登湖畔的别墅里颐养天年，可以看看闲书，写点慢条斯理的回忆录或者口述一点历史，然后散散步或者坐在自家花园里欣赏湖光山色。然而，瓦老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譬如，他仍然自己开车，车速极快，弯道通过能力堪称一流。譬如，他还在从事超出老年节奏的体育锻炼：夏天他下博登湖游泳，一气畅游约五十分钟；冬天他带着爱犬布鲁诺开车去十里开外的森林里快走——他把自己的运动方式精准地形容为“奋力向前的行走”或者“具有加速意志的行走”。他还频繁出远门，出席各类文学—文化活动，途中总是自己拎着旅行箱上下火车、飞机。瓦老在活动现场的表现则总是令人赏心悦目，因为他思维敏捷、妙语连珠，而且擅长表演和朗诵。但最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艺术创造力：他笔耕不辍，年年出书，年年出好书，他的文字总是对读者的脑力乃至体力构成挑战。可以说，瓦老既是艺术的奇迹，也是生命的奇迹。在他这里，强健的体魄、充沛的情感、敏锐的思想之间形成了令人羡慕的良性循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十三章》，是这三位一体奇迹的再次出现。
《第十三章》出版于2012年。该书一经问世就好评如潮，引起阵阵惊叹。有的感叹“这本书完全匪夷所思”，有的认为瓦老“用一部重磅书籍给爱情文学增添了最美丽、最真实、最令人痛苦的一章”，有的则盛赞这部小说写得“轻快、调皮、引人入胜”。瓦老本人非常珍惜这本小说。他建议笔者打破时间顺序，先译《第十三章》，然后再译笔者已经着手翻译的大部头小说Muttersohn（暂且译为“无父之子”）。后者2011年出版，其篇幅是《第十三章》的两倍。笔者一向视瓦老之言为圣旨，尽管当时心里觉得瓦老有喜新厌旧之嫌，但还是马上采纳了瓦老的建议。回头看来，还是瓦老有智慧。先译《第十三章》，符合读者的利益。因为自2009年瓦老的歌德小说《恋爱中的男人》的中译本出版之后，中文读者没有见到瓦老的新书。现在至少应该先拿一本篇幅不大的瓦老作品来飨食读者。
二
《第十三章》是一本好书，也是一本奇书。从内容看，它是一部爱情小说；从形式看，基本算是书信体小说（信函之间也穿插着几个叙事章节和内心独白）。这部小说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讲一位年届六十岁的男作家偕妻子参加在柏林的总统府举行的晚宴，对同桌一位四十岁的女性神学教授一见钟情，而她的丈夫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和企业家，总统府的宴会就是为他举办的寿宴。两周之后，作家给仅仅见过一面，而且几乎没有正面说过一句话的女教授提笔写信，表达对她的赞赏和倾慕。女教授回了信。俩人之间由此出现了书信关系。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陪伴丈夫在加拿大做自行车旅游的女教授成为主要的叙事者。她通过书信给作家讲述她的旅途经历。
《第十三章》的故事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作家和神学家在信中一面交换对彼此的印象和看法，一面谈论各自的家庭和朋友、过去和现在、文学和神学。他们讲述最多的，还是各自配偶的事情。通过天真无邪的叙述，他们分别把妻子和丈夫的大大小小的秘密泄露给对方。而立足日常经验阅读小说的读者多半要表示一点诧异。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作家和一个人到中年的女教授能够在如此情形下产生这种关系？这又是怎样一种关系！他和她保持书信往来，在总统府宴会之后一直没有见面，除了在柏林泰格尔机场的一次擦肩而过。尤其令人诧异的是，他和她在信中长期使用尊称“您”。我们知道，德语的“您”是妨碍友谊和爱情的屏障。和德国人相处，如果不从“您”过渡到“你”，那就谈不上友谊，更甭谈爱情。也正因如此，当女神学家在那封谈论卡尔·巴特的信中突然从“您”切换到“你”的时候（这已经是俩人之间的第二十多封信了），作家不禁“得意忘形”，即刻宣布要“为卡尔·巴特做弥撒”，同时告诉对方：我怎么受得了这个？你的“你”！另一方面，彬彬有礼的称谓并不妨碍他和她相互倾诉，相互透露隐私。他们甚至在第一封信就已说到“房事统计数据”！这俩人的谈话内容和彼此的关系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反差。同样地，有些读者可能对女教授的形象表示诧异，觉得她不像一个女人，也不像一个谈恋爱的女人。她似乎调侃多于抒情，讽刺多于表白。她和作家一样机智、一样俏皮，还常常使人联想到她和他的共同造物主——马丁·瓦尔泽。如果考虑到这些细节，人们当然有理由追问这种关系是否可能、是否真实、是否现实。
然而，《第十三章》是有理由或者说有资格超凡脱俗、不拘小节的。倘若完全从日常经验层面对其进行解读，必然是不得要领，“不解风情”。为避免读者陷入过于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解读方式，瓦老未雨绸缪，相继让神学家和作家进行自我评论。前者第一封信的署名就是“为自己竟然把这些事情向您和盘托出而感到奇怪的玛雅·施内林”，后者在第三封信的开头就感叹“彼此都不了解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知心话要说！”如果理解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对真实性问题保持高度警觉的读者完全可以放松心态、转变心态，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层面去思考问题。譬如，假设我们用阅读《变形记》的心态来阅读《第十三章》，我们就不会追问这两个人之间怎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关系，正如我们读卡夫卡的《变形记》的时候不会去追问一个人怎么可能变为一条虫。这种时候，我们不妨向牛顿学习，承认文学世界也有“第一推动力”的存在。换言之，读《第十三章》的时候，一旦我们接受“彼此都不了解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知心话要说”这一“公理”，我们就会豁然开朗，就会发现作家和神学家讲述的故事是值得推敲和玩味的，而且能够接受经验和逻辑的检验。这与我们忽略人变虫这一荒诞细节之后就会发现并且惊叹格里高尔的故事高度真实是一个道理。
《第十三章》这一标题决定了瓦尔泽这部小说可以超凡脱俗、不拘小节，而标题的玄机就在数字“十三”的基督教内涵。我们都知道，因为有最后的晚餐，所以犹大成为数字“十三”的同义词，数字“十三”就有了“泄露”、“出卖”、“背叛”的内涵。瓦尔泽小说所讲述的，就是人生的第十三章——一个充满背叛的人生篇章。巴西尔·施鲁普和玛雅·施内林在信中分别泄露妻子和丈夫的秘密，由此将各自的妻子和丈夫出卖（犹大换来三十块银元，他们换来什么？），所以，他们的书信来往就是一种背叛行为，是不折不扣的第十三章，他们由此双双成为叛徒。在此需要提示读者的是，跟“十三”对应的德文词只有一个：名词是Verrat，动词是verraten。中文词却有三个：泄露、出卖、背叛，就是说，在一些地方，这三个词是可以拿来随意切换的。如果看到巴西尔·施鲁普因为揭伊莉丝的短（明明是左撇子却偏偏说自己会用右手做菜）而被称为“叛徒”，读者可以自行将其替换为“泄密者”；当巴西尔·施鲁普自称“背叛成癖者”（第十封信），读者可以理解为“泄密成癖者”或者“出卖（妻子）成癖者”。中德语言的差异使译者遭遇了选择的烦恼。希望关于第十三章的解释能够丰富读者对译文的理解。总之，泄露、出卖、背叛构成了《第十三章》的母题，而巴西尔·施鲁普和玛雅·施内林也至少在三重意义上撰写了第十三章。
首先，他们为自己撰写了第十三章。巴西尔·施鲁普不仅常常在信中赤裸裸地表达对玛雅·施内林的欣赏和思念，他不仅会因为玛雅·施内林的杳无音讯而心神不宁、忐忑不安，他甚至在致玛雅·施内林的第三封信里就讲述梦见自己杀害了妻子伊莉丝。他的梦境已经触碰了某种底线。面对巴西尔·施鲁普的恭维、挑逗、引诱，玛雅·施内林采取了一种半推半就、不置可否的暧昧态度。他们之间由此形成一种通常被称为柏拉图式的恋爱关系，这种关系自然构成了对各自婚姻的背叛，所以他们是叛徒，是施害者。不过，柏拉图恋爱这一传统概念并未在小说中出现。受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的辩证思维的启发，瓦尔泽对巴西尔·施鲁普和玛雅·施内林之间的关系做了全新的理解和价值判断。卡尔·巴特号召人们在不对希望抱希望的情况下去信仰未知的神，瓦尔泽则十分欣赏一种立足于“不可能的可能”或者“可能的不可能”的情感关系。这种关系兼有乐观和悲观、积极与消极。所以，巴西尔·施鲁普和玛雅·施内林可以做到一面蛰居婚姻的堡垒，一面隔空跟另一个堡垒谈情说爱；所以，他们满足于在彼此之间建造字母索桥，以“横跨名叫现实的深渊”；所以，他们彼此都承认“和不可能的事物调过情”，巴西尔·施鲁普在预感到玛雅·施内林出事之后更是对二人的关系做了如下总结和回顾：“不可能性是我和你的生活目标。你给我的信：来自不可能性的深渊。不可能性是我们的桌子、我们的床。在你给我写信的日子里，我有一种价值，你不再写信，我就不再有这种价值。”与此同时，读者不难看出，二人在这种书信调情中调出了令人为之动容的真情。巴西尔·施鲁普对玛雅·施内林的生命安危的关切就是例证（参见他在2011年8月17日写的寥寥数语）。
其次，巴西尔·施鲁普和玛雅·施内林也在为各自的配偶撰写“第十三章”。他们在信中主动地、兴致勃勃地讲自家的故事，揭自家的老底，导致其“信件往来发展成一场坦白竞赛”。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家家都有自己的“第十三章”。巴西尔·施鲁普的妻子生活在其前男友、号称“愤怒之王”和“爱情之王”的建筑师贝亚图斯·尼德赖特的阴影底下，后者因为患上绝症而坐上轮椅，她则定期推着他去城里散步，散步归来之后又因心情不好而实施家庭无语日，迫使其作家丈夫噤若寒蝉，与此同时，她偷偷撰写一部题为《第十三章》的小说；玛雅·施内林的丈夫是一个潜伏在异性婚姻之内的同性恋，他对印刷商路德维希·弗罗一往情深，形影不离，后者的不辞而别使他郁郁寡欢。就是说，巴西尔·施鲁普和玛雅·施内林也是受害者，他们各自的配偶早已对他们实施了背叛，而且有过之无不及。他们的配偶是大叛徒，他们自己是小叛徒，但大家都是叛徒，都是罪人。也正因如此，具有基督教智慧的评论家可以对小说的结构即前后两部分的关系做出自圆其说的解释：第一部分讲述“罪”，即泄露罪和背叛罪，第二部分描写“罚”，施内林夫妇在加拿大北部的自行车之旅是一次赎罪或者说惩罚之旅，所以它不仅充满艰辛和困苦，而且以死亡告终。根据这一逻辑，瓦尔泽似乎也可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将小说取名《罪与罚》。这种赎罪说是对《第十三章》的一种天才的解读，但它同时也会引发诸多疑问。譬如，玛雅·施内林是自愿还是被迫与丈夫奔赴死亡？再如，既然人人都有罪，为何偏偏挑选玛雅·施内林来赎罪？因为她是神学家？还有，小说结尾安排三个死亡（施内林夫妇失踪和贝亚图斯·尼德赖特自杀）是什么意思？为了让巴西尔·施鲁普和她的妻子彻底摆脱第十三章？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得到噩耗之后，伊莉丝彻底打消了写作念头，烧毁了《第十三章》的手稿，巴西尔·施鲁普则突然发现了“第十三章”这一标题的奥妙，如获至宝地用来命名自己的小说。这是作家瓦尔泽的自我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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