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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注意的是，傅奕的废佛主张在当时的高层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并挑起了的三教论战，成为唐朝思想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从论战的阵容上看，形成了儒、道联合与佛教对阵的局面。而论战的基本内容之一，即是佛、道谁先谁后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关系到二者在唐朝的政治地位和切身利益，所以是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
由傅奕上疏反对佛教而引起的三教论战，其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傅奕反对佛教的本身，特别是佛、道先后的问题已经涉及李唐皇族对三教采取何种根本政策的问题。于是，这场论战也引起了唐高祖李渊的重视，以至于在武德八年（625年）他亲自召见儒、佛、道三教代表人物时，宣布道教和儒教是本土宗教（“此土之基”），佛教是后来兴起的宗教，应该像尊重客人那样去尊崇（“宜崇客礼”），今后三教的座次依次是道教第一、儒教次之、佛教第三。可以说，李渊的金口玉言，为那个时候佛、道谁先谁后问题的争论做了定论。
李渊将道、儒二教排在佛教之先，从表面看是依据道、儒二教产生在前，而且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而实际上也包含了对道教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所作贡献的一种回报，所以唐初在李渊的隐性保护下，道教第一次排在了佛教之前。
李渊的先道后佛的排列法，引起了佛教徒的激烈反对，后来又与宫廷内部和唐初士庶斗争纠缠在了一起。这样，就迫使后来即位的李世民不得不运用至高无上的皇权重申道先佛后的次序。
李世民在隋末唐初改朝换代之际，和父亲李渊一样曾经得到过道教的帮助，因此对道教也颇有好感。在他和李建成的政治斗争中，李建成的势力得到了以法琳为首的佛教支持，而李世民的势力则有以王知远为首的道教徒支持。
李世民即位后，出于报答以及巩固皇位的需要，在贞观十一年特意下诏，宣布道士、女冠的地位在僧尼之上。而且李世民还自称道教教祖是李唐皇族的远祖，以此提高本来并不著名的李氏的声望和地位。可以说，他在位时期对道、佛二教的态度是对李渊时期的一种继承，并且进一步提高了道教地位，对道教势力的急速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后，一直到唐高宗李治时代结束，道教都保持较高的地位。可是随着武则天时代的到来，道教开始受到一些压制，因为武则天是女皇的这种特殊身份，使得她十分在意为自己篡夺李唐天下大造舆论。因此，她一反高祖李渊以来崇道抑佛的政策，极力扶持佛教，例如，她让薛怀义伪造《大云经》，称自己是弥勒转世，应当取代李氏天下，同时她削去老子的皇帝封号，命令佛教在道教之上，下令收缴《老子化胡经》，限制出家道士数量等。据说，现在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像就是武则天依据自己的形象而建。
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期，道教的发展一改先前武则天时代的萎靡，开始重新复苏，并且因为国家逐渐步入黄金时代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老子的皇帝封号在中宗李显时期已经恢复，李隆基即位后多次到供奉老子的玄元皇帝庙拜谒，一再加封号提高其地位，直至“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尊号为止。他下令全国州县必须建立玄元皇帝庙，制作玄元皇帝像，并且多次利用道教制造玄元皇帝下凡的神话以巩固皇权。
不仅如此，李隆基还经常接见道士委任官职，本人亲受法箓，拜道士为师，恢复道士的皇亲资格。道士、女冠犯法享有地方官吏不得擅自处罚的特权，因此使道教的地位急速提高，让佛教望尘莫及，俨然成为受皇家保护的特殊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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