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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全都心情苦恼得多。瓦尔加，三十岁，斯洛伐克区的匈牙利族人，根本没有民族偏见的概念，曾先后加入过几支军队打仗，也尝过战斗双方各种战俘营的滋味；有一头红棕头发的彼特拉恩，有一个兄弟因在国境通道上打死一个守兵逃到国外去了；头脑单纯的约瑟夫，来自易北河流域（习惯于像鸟儿一样四处遨游，因为害怕可能长期留在井下和巷道这样的地狱里而郁郁不语），是个富农的儿子；二十岁的斯塔纳，布拉格郊区人，发疯般酷爱衣着打扮，他所在地的区政府曾经为他大书特书过一份报告，好像是说他在五一游行之际酩酊大醉，然后竟故意在人行道边，欢乐的人们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小便；法律系大学生彼得·佩克尼曾在二月事件期间和一小撮同学一起，去进行反对共产党的示威（他大约很快就知道了，在二月事件后把他开除出学校的那伙人里就有我，而且他看见我如今和他顶着同样的罪名，和他关在一起，便成了这里对我惟一幸灾乐祸的人）。
我还可以回忆起其他一些和我共过命运的士兵，但我只想说说最主要的：那就是我最喜欢洪萨。我至今还记得我们早先的一次谈话。那是一次在工作面上喘息的时候，我俩正在一起（一面给肚子胡乱填些东西）。洪萨在我膝盖上拍了一巴掌：“喂，你，聋哑人，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聋哑人，我当时实在一点也不错是个聋哑人（心里老是没完没了地在想自己的辩护词），于是我就不厌其烦地向他解释（我马上很丧气地发现自己说话矫揉造作，咬文嚼字），我是如何如何，又是为什么会被弄到这儿来的，说到底，我实在什么事儿也没有。他对我说：“他妈的！我们，我们难道就应该待在这儿吗？”当时我又想好好向他陈述一番自己的观点（一面在寻找更自然的话语），洪萨咽下他最后一口东西，一字一顿地说：“你这么个大个儿可真是个大傻瓜，太阳把你的脑袋都烤糊涂了。”透过这句话，我被一个乡镇平头百姓的冷嘲一下子点中了，我忽然觉得自己依然自视特殊，耿耿于怀那些失去的优越权利，感到很难为情，而自己恰恰曾自以为是反对特权和娇宠的。
随着时间的转移，我和洪萨接近多了（我获得了他的器重，因为我能很快地进行心算，解决工资发放时的一切问题，从而不止一次地避免了人家对我们的算计）。有一天，他挖苦我老是泡在军营里简直是个傻瓜，不去利用外出的机会，他还把我拉上和他那一伙人一起走。这次外出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们一大帮子，可能有八个，其中有斯塔纳，还有瓦尔加，切内克，一个从装饰艺术系辍学的小伙子（他归入黑类是因为坚持要在艺校里画几幅立体派绘画，而现在为了蹭到某种好处，他到处都画上大幅木炭画来美化营房，画的是十五世纪宗教改革战争中的士兵，还有大批的武器和狼牙链锤）。我们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俄斯特拉发市中心是不准我们去的；只有几个地段可以光顾，而且那里只有有限的几家酒吧。那天刚到较近的一个镇子，运气不错：在一个由体操馆改成的大厅里正在举行舞会，这个地方绝不在禁止之列。一看门票很便宜，我们就一窝蜂拥了进去。大厅里摆下的桌椅真不少，但人不多：算来算去，到顶也就十一二个姑娘，约摸三十来个男的，半数是从这一带的炮兵营来的军人。我们一进去他们就警觉起来，我们马上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他们在盯着我们，而且还在数我们有多少人。在一张没有人的长桌子边，我们坐下来，并要了一瓶伏特加。但女服务员冷冷地回答我们说这儿不准卖酒精饮料，于是洪萨要了八瓶汽水；每人交给他一点钱，十分钟后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三瓶朗姆酒，我们在桌子底下拿它兑进汽水杯里。这一切做得尽可能小心，因为那些炮兵在紧紧盯着我们，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发我们偷偷喝酒。这里得说明，我们对正规部队深有恶感：一方面他们把我们看作图谋不轨的分子，杀人凶手，刑事犯，凶恶的敌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丧心病狂地屠杀他们的和平家庭（根据当时流行的反间谍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肯定是更重要的方面），他们妒忌我们有钱，我们什么时候都比他们大方五倍。
我们的处境就是这么奇特：除了干活受累，我们见不到任何东西；每半个月脑袋被剃光一次，惟恐我们的自信心——不能被容忍的——也和头发一样长起来。我们是倒霉蛋，从来交不上生活赋予的好运。然而，钱，我们有。谈不上多，但对于一个大兵和他一个月两次的外出说来，已算是绰绰有余，使我们在那仅仅以小时论的自由里（而且仅限少数几个地方）可以像个阔佬，从而补偿一下平时多少个漫漫长日里的无尽烦恼。
一支蹩脚的铜管乐队在台上奏着一支又一支华尔兹和波尔卡舞曲，有两三对舞伴在池里旋转着。我们十分安闲，一边偷眼瞟着姑娘们，一边啜着汽水，那里面的一点点酒精味使我们一时间比这里所有的顾客都尊贵了些，我们的心情好极了。一种欢快的、期望和人交往的情绪在我心里升腾起来，我又感到了伙伴间的美好情谊。这是自打雅洛斯拉夫和他以扬琴为主的乐团最后几次演出以来我再也没有体验过的。在这空儿中，洪萨已经想出一个计划，专门要把炮兵们期待的姑娘尽最大可能夺走。这计划既高明又简单，毫不迟疑，我们开始把这意图付之实施。切内克最为果断，说干就干。他平时喜欢充好汉，又滑稽，这时为了让我们高兴，他摆出一副雄赳赳的气势去完成他的使命：他去邀请一个浓妆艳抹的棕发姑娘跳舞，然后把她领到我们的桌子边，让人给他也给女郎斟掺着朗姆酒的汽水，同时以预先谈妥的口气说：“那么就一言为定了！”那个棕发女郎点点头，还和他碰杯。这时有一个半大小子走来，他的炮兵服的臂章上标着下士军衔，他在棕发女郎面前站住，对切内克用尽量粗鲁的口气说：“让一让行吗？”
“去吧，老兄！”切内克满口答应。正当棕发姑娘和那个兴头正浓的战士踏着不合拍的步子扭来扭去跳波尔卡舞的时候，洪萨赶紧去打电话叫出租汽车，十分钟内，汽车到了。切内克去出口处站着。等舞一停，那棕发女郎就向那当兵的道歉，说要去洗手间。一秒钟之后传来了汽车发动声。
切内克成功之后轮到老安布洛兹。他给自己找到一位无姿无色的半老徐娘（这也挡不住还有四个炮兵在她身边转来转去献殷勤）。十分钟后，一辆出租汽车开来，安布洛兹就和那女人还带上瓦尔加（他声称没有一个女人会跟着他走），去俄斯特拉发的那一边，在约好的一个小酒吧里找到切内克。我们中又有两人马到成功地劫走了另一个姑娘。体操馆里我们只剩下了三个人：斯塔纳，洪萨和我。那些炮兵的眼神越来越凶，因为他们开始怀疑我们的减员和本在他们角逐场上的三位女士的失踪有着某种关系，我们再装得若无其事也白搭，感觉得到一场斗殴就要临头。“现在该找最后一辆出租车来体面撤退了。”我说，心里恋恋不舍地望着一个金发姑娘，我和她在一开始跳过一回舞，但还没好意思向她提跟我走的事。我指望跳下一个舞的时候再开口，只不过那些炮兵与她简直寸步不离，我没法靠近。“老这么等不行。”洪萨说完便起身去打电话。但是正当他穿过大厅的时候，那一群军人离开他们的桌子，迅速到了他的周围。可不是，眼看一场混战一触即发，而我们最多也只有斯塔纳和我可以去救援正在危难之中的伙伴。好一群炮兵一言不发团团围住洪萨，突然这时出现一个喝得太多了点已经半醉的家伙（肯定也是在桌子底下藏着一瓶的），来打破了这令人心焦的沉默：他竟来大发议论，说他的父亲在战前失过业，所以他看不惯那些卑鄙的资产阶级分子佩着黑臂章来神气活现，他已经受够了，伙计们得看住洪萨，因为他就要来给洪萨扇几个嘴巴。洪萨利用醉汉演讲中的一个小空儿，客客气气地问这些炮兵同志找他有什么事。你们赶快滚，这伙扛炮的答道。洪萨说正好我们想走，但是也得让我们叫一辆出租车！这时一个士官几乎要气晕了：他奶奶的，他吼道，他奶奶的，我们大伙儿拼死拼活，为出来一趟，老子勒紧裤腰带，费了老牛劲手里也没有几个子儿，倒看这一帮子，资本家，浪荡公子，一堆臭垃圾，倒要坐出租车兜风，不行，还不如咱们亲手把他们统统掐死了才好，别叫他们坐出租车跑了！
大家吵得不可开交，一些老百姓来围观这些穿军装的；夜总会的人也来了，怕闹出乱子来。这当口，我瞥见了我的那位金发姑娘。她一个人在桌子边（才不理会那大乱呢），站起来正要往洗手间走，我悄悄从人群中溜出来，在门厅里跟她搭上话，这儿正是存衣处和洗手间（除了服务的没有别人）。我跟她说话，就像一个不会水的人硬着头皮往河里跳，不管好不好意思，不得不上阵。我在口袋里摸索着，掏出好几张皱巴巴的一百克朗的钞票说：“你肯不肯跟我们一块儿去玩玩？比这里要强得多！”她望了一眼钞票，耸耸肩膀。我又接着说，我到外面去等她。她点头了，消失在洗手间又很快出来，套上大衣。她对我笑笑说，一眼就看得出来我跟别人不大一样。这话很使我高兴，我挽起她的胳膊朝街的另一头走去，拐过街角就在那里等洪萨和斯塔纳，他们还在惟一有个灯头照明的体育馆前。金发姑娘很想知道我是不是大学生，当我说是，她才告诉我，昨天夜总会的衣帽处，有人从她那儿偷了些钱，可那钱不是她的，是厂子的，她眼下急坏了，因为人家为这个要把她告到法院去。所以她问我能不能借给她——就说是一张一百的吧。我探手进了口袋，给了她两张脏乎乎的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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