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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和爵士乐完全不同的，路德维克接着我的话说。爵士乐发展和变化得极快。它的风格是在变动的。道路急转直下，从新奥尔良的复调音乐，经过管弦乐，又经过一种变体的摇摆爵士乐，向着疯狂急速的波普爵士乐发展，然后又超过了波普爵士乐。哪怕是做梦，新奥尔良也不曾想到我们今天的爵士乐竟会有这样的和弦。我们的民间音乐，有如往昔世纪里的睡美人，竟长眠不动。我们得把她唤醒。她应当步入今天的生活，跟上生活的步子发展。应当仿照爵士乐的榜样。一方面不断保留自己的特色，毫不丢失本身的旋律和节奏，同时，我们的民间音乐必须把自己独特的风格不断推向新阶段。这并不容易。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只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才能得以完成。
这跟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同意地说。
他给我们摆道理。从前的农村里，生活是公共化的。一年到头村民总有一系列重大民俗活动。民间艺术寓于这些民俗活动而存在。在浪漫主义流行的时期，可以想象，一个在地里干活的农妇只要来了灵感，一支歌就从她嘴里涌出来，就像泉水从石头底下流出。但民歌的诞生与文人诗并不一样。诗人的创作是为了自我表达，为了道出心里独有的思想。而民歌，人们唱出来并不是要表现自己与众不同，而恰恰是要寻求与他人的沟通。一首民歌的形成就像钟乳石一样要长年积累。每一点每一滴都可以增添一点新意，形成一个新的变化。人们把这支歌世代相传下去，每一位歌手都赋予它新的成分。所以每一支歌曲都曾经有过许多创造者，然而他们人人又都谦虚地留下创造而隐没了自己。没有一支民歌不是这样而只为自身存在。它的功能非常确定。有在婚礼上唱的，有在收获的节日唱的，还有为狂欢节、圣诞节的和割草季节而唱的民歌，还有一些是为舞蹈，为丧葬而唱的，甚至情歌也没有超出某些习惯用途的范围。晚间散步曲、窗前小夜曲、求婚曲，这些全都是集体仪式，唱歌是其中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制度摧残了这种集体生活。正是因为这样，民间艺术才失去了它的基础，它存在的理由，它的功能。在一个社会里，人如果脱离了别人、只为自己一人而生活，那么一切想使民间艺术恢复活力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不过现在是社会主义，它即将把人从孤独的锁链下解放出来。人们要生活在一种新的集体里。由一种共同的利益团结在一起。每个人的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会一致起来。二者也会被一大堆的庆祝仪式统一。有些礼仪由推陈出新而来：收获的节日、舞蹈晚会、与劳动相关联的习俗等。也有新创造的节日：庆祝五一、群众集会、解放节、开会。人民的艺术将要处处有它的地位。它要全面发展，变化，革新。我们究竟理解了它没有呢？
果然，很快就出现了过去难以置信的事情变为现实的情况。从来不曾有谁比共产党政府为人民的艺术做过更大的贡献。政府花费巨款用以建立新的歌舞团。民间音乐、提琴、扬琴，天天都在电台的节目单上。摩拉维亚歌曲涌进各大学，涌进每年五一节、青年人的舞会和官方的盛大庆祝活动。爵士乐不仅从我们祖国的地面上完全消失了，而且它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没落情趣的典型。青年们不跳探戈，也不跳布吉乌吉舞，而是喜欢集体舞，跳的时候把手放在旁边人的肩膀上。党不遗余力地来创造一种新的生活风格。基本思想就是斯大林给新艺术所下的著名定义：民族形式加社会主义内容。而这样的民族形式，除了我们的民间艺术，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把它赋予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舞蹈和我们的诗歌。
我们的组织便开始乘着这一政治的大风大浪奋勇向前。它很快在全国范围有了名声。歌手和舞蹈人员激增，并转而成为一个强大的歌舞团，出现在数以百计的舞台上，每年赴国外巡回演出。我们不仅大唱——按过去的唱法——那个杀死自己心爱的姑娘的绿林好汉之歌，也唱我们自己创作的歌曲，例如斯大林颂，或合作社丰收赞歌。我们的歌曲不再是单纯对过去时代的缅怀，而是当代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当代历史同步前进。
共产党支持我们。于是我们原来在政治上的一些保留也像雪花见了太阳似的消融干净。我本人在一九四九年初入了党，歌舞团的同志也陆陆续续和我一样加入进去。
<hr/><ol><li>[14]Loth，圣经人物，其妻因不听劝告回头向后看而变成盐柱。​</li><li>[15]Igor Fyodorovich Stravinsky（1882-1971），俄罗斯作曲家。​</li><li>[16]Arthur Honegger（1892-1955），瑞士作曲家。​</li><li>[17]Darius Milhaud（1892-1974），法国犹太作曲家。​</li><li>[18]Boogie-woogie，爵士乐的一种演奏形式，一九二〇年代在美国黑人中间流行。​</li></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