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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年时间里一个人能够给人留下什么印象？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想到这我既感到幸福又感到悲伤。难以忘怀。深不见底。我不能说每天都会想起大卫·拜耳，但是我确实在很多时候都想到他。那些日子通常都是快乐的。想起他的几天后，我意识到自己想到他时并没有明显的失去感。
我喜欢谈论大卫——和我们的朋友，和他的男朋友——我喜欢跟别人谈起大卫。通常这让我高兴，但有时我也会非常想念他。
有人曾经告诉我当他极度想念已逝之人时，他就在脑海里编个小故事。比如，他会想象死去的朋友其实是在阿拉斯加的三文鱼罐头厂工作，那里很远，不通电话、没有网络。当我十分想念大卫时，我会想象他在罐头厂、小船上或者是热带岛屿上。不久之后他就会回来，我就能见到他了。
葬礼结束后，大卫的父母想让我收藏一些他的遗物。他们送给我大卫的画作，还有一篇论文的复印件。论文是关于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一位十九世纪英国艺术家和评论家的，试图解释拉斯金对于自然的看法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看待自然的方式。论文的分析将文学、艺术、建筑囊括其中。
在我的书架上摆放着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系列作品和《大卫·科波菲尔》。每当我很久没有想起美丽而充满活力，像朵拉一样英年早逝的朋友时，我就会翻阅这些书。
去年，我遇到了在收容所的一位员工。他告诉我他喜欢这份需要与将死之人和他们的家庭打交道的工作，而且他时常从文学作品中发现智慧，既为己用，也与人分享。他给我看了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面记满了他看到的语句。我翻阅着，发现了一句约翰·拉斯金的话：<b>“我不开心时，听歌剧好像是狂风呼号；开心时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都很悦耳。并不是麻雀的叫声让我开心起来，而是因为我的心情让它变得动听。”</b>
当我想起大卫·拜耳时，我要选择怀念他让我开心还是悲伤，是记住他的生命还是死亡？我努力选择开心，努力选择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