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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悬念才获得解决。关汉卿戏曲中的悬念是戏曲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丰富了作品的戏剧情节，使作品更加扣人心弦，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结合，是关汉卿戏曲作品结构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这种手法主要体现在，或是以故事传说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或是用梦境与现实生活相对照，或是设置理想的大团圆的美好结局。如《窦娥冤》中窦娥立下的三桩誓愿都出自故事传说：第一桩誓愿血飞白练，来源于《搜神记》里东海孝妇周青的故事；第二桩誓愿来自典籍中邹衍下狱六月飞霜的传说；第三桩誓愿亢旱三年，出于《汉书·于定国传》。这三个传说都是荒诞的，但它符合人民的愿望。关汉卿在揭露元代黑暗社会，塑造窦娥这一封建社会中开始觉醒的被压迫者的悲剧典型时，将这三个传说和现实生活捏合在一起，加以浓墨重彩的渲染，作品正因有了这一笔浪漫主义的色彩，才勾画出了窦娥那惊天地、泣鬼神、如贯长虹的怨气，使窦娥的冤屈让观众受到强烈的震动，塑造出窦娥光华夺目的艺术形象。
《蝴蝶梦》写包拯在梦中发现一个蝴蝶打在蜘蛛网中，一个大蝴蝶飞来将这蝴蝶救去，接着又一个小蝴蝶打入网中，那大蝴蝶几次三番只在花丛上飞来飞去，却不救那小蝴蝶，包拯动了恻隐之心，将小蝴蝶放去。包拯一梦醒来，正好审理王家兄弟打死葛彪一案，王婆婆不愿让不是亲生的儿子王大、王二偿命，却让亲生儿子王三偿命，这王三不就是包拯梦中的小蝴蝶么？这种以梦境和现实生活相对照的艺术手法，不仅丰富了剧情，同时也增添了观赏的情趣。《四春园》中李庆安蒙冤被打在死牢里，他看见一个苍蝇打在蜘蛛网里，叫父亲替他救出苍蝇。后来当钱大尹要在判词上写“斩”字时，那苍蝇便落在笔尖上，两次三番赶去，可它还是抱住笔尖；令史将苍蝇捉了装在笔管里，笔管却爆裂了。因之，钱大尹断定“这事必有冤枉”，于是重新审理，终于缉拿了真凶。这种事固然不可信，然而它却符合当时人们“好心必有好报”的信条，同时也丰富了戏剧的情节，并兼有对世人的讽喻作用：苍蝇也知报恩，那些忘恩负义的人，连苍蝇都不如了。
在关汉卿的戏曲作品中，喜庆团圆的结局，有些是现实矛盾冲突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如《裴度还带》，写裴度考中状元，洛阳太守韩廷干的冤狱得到平反，升为都省参知政事，他将裴度还带的事奏知圣上，圣上下旨让裴度与韩琼英成亲。又如《救风尘》中赵盼儿针对周舍贪财好色的心理，以风月手段赚取了他给宋引章的休书，使安秀实与宋引章结为夫妇。
再如《玉镜台》通过王府尹设水墨宴使王倩英对温峤让步，夫妇合谐。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但在关汉卿戏曲作品中，有些团圆的结局，或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的结局，却是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前者如《鲁斋郎》中最后李张两家的大团圆，显然理想的成份多于现实的成份。后者如《窦娥冤》鬼魂的诉冤报仇，更是作者理想化的表露。它们虽然不是现实矛盾冲突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作为人们的一种愿望，也是合乎情理的。在窦娥含冤被杀之后，要求复仇的愿望是很自然的，它符合我国古代人们的思想感情，也是我国古代文艺作品的一个特点。正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