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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少年指的大约是王光祈「少年中国」相同的少年。陈瑞仁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后来又一起到台北的大学求学（那所大学如今却成了「贪腐集团」的摇篮），我们还曾经一度赁屋同居，相濡以沫好一阵子。至少他是我心目中少年时期最好的朋友。那时候的陈瑞仁，还不是检察官陈瑞仁，也还不是需要别人尊敬的任何人物，他只是我的朋友陈瑞仁，那种像歌里的「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天真无邪的朋友。
也许年轻时期我能看到的不同，当我看到记者笔下的陈瑞仁「查案的态度就跟他的外表一样严肃不苟言笑」，忍不住要大笑起来。
我认识的陈瑞仁，从来不是严肃不苟言笑的人，他一直是全班同学中最爱耍宝搞笑、人缘也极佳的活泼大男孩。记得高中一年级第一天上课，刚从女校转入我们男校任教的英文女老师，穿着一袭超短迷你裙旋风般进了教室，我们这些青春期的大男孩全都骚动了。英文老师在课中要同学试造一个句子，陈瑞仁站起来大胆地佯装造句说：「Do you like me?」女老师很有默契地不评论句子的对错，直接回答说：「No, absolutely not.」全班哄堂大笑，那是我们的青春世代所能拥有的最大娱乐了。
即使是离开学校很多年，我们在同学会再次见面，他当众叙述我写的文章内容中可能涉及的犯罪，引述法条扬言要收押禁见，幽默开玩笑的功力不减当年，他当然不是刻板严肃的人。
但是有没有可能陈瑞仁检察官在我们这些老朋友看不见他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变得严肃？
我想起瑞典夫妻档推理小说家荷瓦儿与法勒（Maj Sjwall and Per Wahloo）两人笔下的主人翁：斯德哥尔摩市刑事警探马丁．贝克（Martin Beck）。因为长年办案，生活不正常，又看尽社会的黑暗阴郁，使他变成一个胃部隐隐作痛，沉默、忧郁而带着哀伤的人。我可怜的老同学，有没有可能因为屡办大案，看了太多权谋与罪恶，变得不再开朗欢乐？
或者像科学作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1941-2002）在《达尔文大震撼》（Ever Since Darwin, 1977）一书里所写的达尔文，因为看见自己的演化论发现将带给人类和宗教的冲击，心底有不可承受之重，从此一改年轻时的活泼轻浮，后来变得严谨肃穆，不易亲近。我的同学陈瑞仁，难道也是看见什么难以承受的真相，才变得不苟言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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