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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苏就远东及中欧问题达成的理解中曾经被掩盖起来的那些模糊的、没有得到解决的外交议题，一下子都浮出了水面。8月20～21日，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美英代表通知罗马尼亚国王、保加利亚摄政还有这两个国家的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苏方委员：他们要等到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的新政府吸纳了亲西方的候选人之后才会承认它们。当地的美国代表得到了美国国务卿詹姆斯·拜恩斯的指示，要鼓动反对派与违反《关于被解放欧洲的宣言》的行为做斗争，“如有必要，三个同盟国[政府]会提供帮助”。这种事态发展的新动向表明，西方列强实际上并没有听凭苏联人在巴尔干自由行动。上述消息鼓舞了当地的反共势力并加剧了苏联在整个中欧地区计划的复杂性。从拉脱维亚到保加利亚，各地都在风传美苏之间不久就要开战，而且美国将向斯大林投原子弹，逼他往后退。不久，保加利亚外交部部长宣布：该国的选举将延期举行，直到由三大国代表组成的同盟国管制委员会能够监督这些选举。这让苏联人非常惊愕。“无耻的屈服，”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苏联在索菲亚的情报来源也向莫斯科报告了有关“英美蛮横施压”的情况。
让苏联人更加放心不下的是，拜恩斯和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现在联手采取了行动，就像杜鲁门和丘吉尔早先在波兰危机中一样。斯大林立即指示驻保加利亚苏军司令谢尔盖·比留佐夫（Sergei Biryuzov）将军：“不要有丝毫让步。政府构成不要有任何变动。”在斯大林看来，保加利亚和日本的新情况，是西方政治攻势的一部分，是广岛轰炸后力量的天平发生变化的直接后果。斯大林周围的许多人，以及军方和科学界的许多人，感觉也非常相似。这种看法跟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等美国历史学家多年后得出的结论差不多。后者认为，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后，美国的外交成了“原子外交”（atomic diplomacy）。
9月11日，在伦敦的外长会议上，拜恩斯、贝文和莫洛托夫碰面了。就如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所说，此次会议成了美苏间的“互相展示肌肉”。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要坚持雅尔塔的逻辑。在他看来，该逻辑确认了这样一条原则，即各大国不应插手彼此的势力范围。他在9月12日打电报说：“同盟国有可能撇开我们，单独跟意大利签订和约。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有了先例，到时候也可以撇开同盟国[跟中欧各国]签订和约。”他接着还说，即使如此一来会议会陷入僵局，“我们也不要害怕这样的结果”。
在会议的头几天，拜恩斯提议邀请法国和中国讨论与德国卫星国的和约问题。莫洛托夫在没有请示斯大林的情况下就同意了。因为在他看来，美国人之所以坚持让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国也参与有关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和平会议，只是想抬高联合国的地位。但在斯大林的眼里，西方国务活动家的每一项动议背后都有一个更大的阴谋，是要破坏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已经达成一致的有关专属势力范围的认识。他对莫洛托夫非常恼火，并命令自己这位倒霉的副手收回同意让中国和法国参加讨论的决定——这一着导致了会议的暂时搁浅。斯大林写道：“同盟国在向你施压，以便让你屈服。但你必须坚持到底。”莫洛托夫承认了他的“严重疏忽”。从那时候起，莫洛托夫便因为对西方的“姑息”而受到斯大林的怀疑。
不管拜恩斯玩弄“原子外交”出于什么样的意图，这位国务卿并不想被看作正在毁掉民众对于战后合作的希望。9月20日，拜恩斯为了挽救此次会议，便向莫洛托夫提议签订一份条约，让德国保持20～25年的非军事化。莫洛托夫在跟斯大林联系时建议接受拜恩斯的提议，“只要美国人在巴尔干各国问题上多少能跟我们保持一致”。但斯大林并不想从德国撤军，以换取它非军事化的一纸保证。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最高领袖指示莫洛托夫，拒绝拜恩斯的建议。他对莫洛托夫解释说，拜恩斯的提议有四个不同的目标：“第一，分散我们对远东的注意力——美国人在那里扮演了日本未来朋友的角色——让人以为那里的一切都好；第二，得到苏联的正式认可，让美国在欧洲事务中跟苏联平起平坐，以便日后可以跟英国联手控制欧洲的未来；第三，贬低苏联与欧洲国家业已达成的同盟条约；第四，破坏苏联将来要与罗马尼亚和芬兰等国签订的同盟条约。”
这些话显示出斯大林当时心中既缺乏安全感，野心又很大。在答复拜恩斯的新提议时，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建议：跟在德国相似，在日本也成立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美国独自控制日本，不让他国染指，这就跟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一样，威胁到斯大林对战后世界的设想。拜恩斯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拒绝讨论苏方的反提议。斯大林勃然大怒：“英美无礼至极，对自己的盟友缺乏起码的尊重。”他在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说。
斯大林仍想与美国人打交道，所以尽量避免对杜鲁门有任何不敬。尽管这样，他还是决定拒绝被怀疑是“原子外交”始作俑者的拜恩斯。9月27日，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要表现得“绝对坚强”，不要指望与美国妥协。“会议的失败意味着拜恩斯的失败，我们不要为此感到惋惜。”莫洛托夫仍然希望在经过多日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同盟国会拿出一个合适的折中方案。但斯大林并不想让步，于是，伦敦会议便于10月2日以僵局收场了。
从短期来看，斯大林阻挠伦敦会议的策略是成功的。拜恩斯因为未能与苏联人达成协议而非常沮丧。他决定退让，不再像早先那样刚愎自用。美国反对苏联在中欧的行为的决心大为受挫。为了打破僵局，拜恩斯指示埃夫里尔·哈里曼拜会斯大林。10月24～25日，斯大林在他位于黑海加格里（Gagri）的秘密别墅里慷慨地接待了哈里曼。在会见中，哈里曼注意到，斯大林“对我们拒绝苏军在北海道登陆依旧耿耿于怀”。这位苏联领导人指责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做事想不到要通知苏联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卫星国”，他说，这种角色苏联是不会接受的。在日本，斯大林说，苏联让在一边，让美国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样也许会更好。他斯大林从来不赞成孤立主义政策，但“现在，苏联或许该采取这样的政策了”。
哈里曼发现，斯大林“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非常猜疑”；但在会见结束离开时，他认为如果中欧在经济、贸易和文化领域对美国的影响保持开放，苏联在那里的安全关切可以得到满足。他未能看到，对斯大林来说，中欧和巴尔干是没有英美的空间的。11月14日，还是在加格里的别墅，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告诉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和其他波兰共产党人，要拒绝美国人的“门户开放”政策。他向客人们警告说，英国人和美国人企图“夺走我们的盟友——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
斯大林决心不让中欧受西方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外交游戏。突然间，拜恩斯又成了他最中意的伙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拜恩斯默许了苏联的要求，把法国和中国排除在和谈的总体安排之外。12月9日，在斯大林从黑海发给克里姆林宫政治局对外政策“四重唱”（莫洛托夫、拉夫连季·贝利亚、格奥尔吉·马林科夫和米高扬）的电报中，他写道，“我们赢得了这场斗争”，迫使美国和英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后退了。他再次斥责莫洛托夫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与恫吓。最后他说，“显然，在与美英这样的伙伴打交道时，要是我们显得没有底气，在恫吓面前开始让步，那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要的成果。要想从这样的伙伴那里有所斩获，我们就必须用坚定而顽强的政策武装自己”。最高领袖向他的手下证明：就跟以前在战争时期一样，他们在战后事务中也离不开他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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