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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你不认为你内心对权力有一种隐秘的迷恋吗？
加：是的，我对于权力有着强烈的迷恋，但并非隐秘的迷恋。恰恰相反，我认为，对于权力的迷恋在我笔下的许多人物身上，甚至在批评家们最容易忽视的乌尔苏拉·伊瓜兰身上，都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也是《族长的秋天》的价值所在。毫无疑问，权力是人类雄心及意志的最高表现。我真不明白，怎么会有作家对于某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因素无动于衷。
门：那么，就你个人而言，是否曾经有过获取权力的欲望？
加：从未有过。我这一辈子经历的许多事证明，我总是彻底避开各种级别的所有权力，因为我缺乏相应的天赋、修养和决心。这是任何一种职业都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这三个条件我倒都具备。对于个人命运的错误选择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门：你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私交很深。你本人如何看待你和他的友谊？这种友谊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是由于你们两人政治观点相似呢，还是因为他和你都是加勒比人？
加：你仔细听着，我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亲密的、以真挚的感情维系着的友谊是从文学开始的。一九六〇年我们在拉美通讯社工作的时候，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跟他打过交道。我当时觉得，我们没有多少话可讲。后来，我成了著名的作家，他成了举世闻名的政治家，我们双方怀着非常尊敬、友好的心情见了好几次面，不过当时我并不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能超越我们在政治倾向上的亲近。大约六年前的一个清晨，卡斯特罗对我说他要回家去了，因为还有一大批文件等着他去批阅呢。他对我说，那个不可推卸的责任真使他厌倦透了。于是，我就建议他阅读一些风趣和文学价值兼而有之的书籍，以便消除批阅行政文件所带来的疲劳。我提了许多书名，惊奇地发现他几乎全都读过，而且他对这些书还都有很好的见解。那天清晨，我发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原来菲德尔·卡斯特罗竟是一个贪婪的、热心的读者，他对各个时期的优秀文学作品都十分熟悉，而且态度还极其认真。即使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他也总是手不释卷，以便在有暇时阅读。清晨四点钟，我们相互道别，我给他留了一本书。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我重新见到他时，他已经把整本书读完了。要知道，头天晚上我们还聊了一晚上啊。另外，他还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仔细的读者，他会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找出矛盾和错误的细节。他读完《一个海上遇难者的故事》之后，立即来到我住的旅馆，只是为了告诉我书中有一处船只航行速度的计算错误，因为船只到达的时间绝不可能如我在书中所说。他说的有道理。所以，后来在发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之前，我就把原稿给他送去，他阅毕当即指出了我在关于猎枪的细节描写中的一个错误。人们可以感觉到，他喜爱文学，他在这块天地里感到心情舒畅，他还喜欢推敲他越来越频繁的演说的文学形式。有一次，他不无忧愁地对我说：“我来世真愿意当一个作家。”
门：你和密特朗的友谊也是以文学为基础的吗？
加：我和密特朗的友谊也是从文学开始的。巴勃罗·聂鲁达出任智利驻法国大使期间，曾经向他提起过我。大约在六年之前，密特朗访问墨西哥时，曾请我共进早餐。我读过他的作品，我对他那不可抹杀的文学天赋以及只有天生的作家才具备的对于语言的激情一直深怀敬佩之意。他也读过我的作品。在那次早餐期间以及第二天晚宴时，我们谈文学谈得非常投机，尽管我始终认为，我们彼此的文学修养存在差异，所喜爱的作家也不尽相同。特别是我对法国文学不甚了了，而他却了如指掌，仿佛自己就是一个职业作家。当然，和我与菲德尔·卡斯特罗打交道的情况不同，只要我和密特朗会面，特别是他登上共和国总统宝座之后，我们总是谈论政治，几乎从不谈论文学。一九八一年十月，密特朗总统在墨西哥邀请卡洛斯·富恩特斯、危地马拉伟大诗人及文学批评家路易斯·卡尔多萨–阿拉贡和我共进午餐。那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政治午餐。但是我事后才得知，密特朗夫人非常失望，因为她原先还以为可以参与一场有关文学的谈话呢。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密特朗总统在爱丽舍宫为我佩戴荣誉骑士勋章，在他发表的简短的演讲中，使我感动得几乎热泪盈眶的，是这样一句也令他本人深为感动的话：“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
门：你和巴拿马铁腕人物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私交也很深，这份友谊是如何建立的？
加：我和托里霍斯将军可以说是不打不成交。大概是在一九七三年，我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他是一个煽动家，发动收复巴拿马主权的运动只是为了保存自己，而实际上，在推动巴拿马必不可少的社会变革方面，他却什么也没做。巴拿马驻伦敦领事立即找到了我，告诉我说，托里霍斯邀请我去巴拿马，以便我自己核实我的那种说法多么不公正。我当时怀疑托里霍斯的邀请只是一种宣传手段，于是就回答说，只要不公布我出访的消息，我接受这一邀请。他同意了。但是，在我抵达巴拿马之前两天，各家通讯社都发出了我出访的消息。我当机立断，改去哥伦比亚。其实，这只是一个与托里霍斯性格迥异的人办事不妥造成的，但托里霍斯却为此非常内疚，并重申邀请。数月之后，我秘密出访巴拿马。但当我表示想见托里霍斯时，却办不到，尽管有国家保安部的协助，二十四小时之后才见到了他。他接见我时开怀大笑，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连保安部也找不到我吗？因为我在自己家里，这是任何人，包括保安部在内，也想不到的我的最后一个去处。”从此，我们俩就因真正的加勒比海人所特有的相投的意气成了好朋友。有一次，当关于巴拿马运河的谈判变得极为紧张和不确定时，我们两人在法拉利翁军事基地单独相处了十五天，我们喝着威士忌，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我当时没有胆量离他而去，因为我想，把他一个人撇在那儿，说不定他会顶不住那种压力，举枪自毙。我永远不会知道我的这种担心是不是毫无根据。不过，我一向认为，托里霍斯个人品质的最大弱点就是他甘当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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