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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有像《苦炼》中那个虚构的西蒙·阿德里安森那样的先辈，他是个船主和银行家，同情再浸礼教派，戴上了绿帽子却没有怨恨，怀着一种怜悯和饶恕的快意死在轮番的反叛和被征服的明斯特阴郁的气氛之中。其实，我能找到踪迹的我的阿德里安森先辈中的第一人是在那个心胸开阔的、正直的人之后将近七八十年，但是，他不像那个正直的人是生活在弗莱辛格，而是在尼厄港，他于一六〇六年在那里的圣马丁教堂与一位卡特琳娜·冯·杜纳喜结连理。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情况就这么多，没有任何迹象向我表明，他是就出生在这个沙丘环绕的小海港，还是来自别处。随后，这个家族便在伊普尔安顿下来了。
含有“阿德里安之子”意思的姓名在荷兰较为常见。在所有取此名的那些人中，没有一份材料使我能够认为与柯尔内利乌斯·阿德里安森修士沾亲带故，他是方济各会修士，生活在大约十六世纪中期，并因对一些可爱的女苦修士管理太松而被逐出布鲁日。当我把另一个团体，即那个把泽农引向灾难的天使团体放进那同样危险而又温馨的气氛中去的时候，我倒是想起了他的那个极其驯服的女苦修士的团体来。因为缺少证据，我也无法把一个名叫亨利·阿德里安森的巫师计入我的亲戚之中，后者于一五九七年八十高龄时，同其女吉耶米娜一起在敦刻尔克被火刑处死。还有那个海盗船长弗朗索瓦·阿德里安森也不能计入亲戚之列。他的海盗船名叫“黑犬号”，是为菲利普四世效力的，后来他回到陆地——还是敦刻尔克——了却一生。即使所有这些人都属于我所说的那个谱系网，他们的后代也不知流落何方。但是，他们同我的真正的阿德里安森们全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吃着同样的面包，迎着海上同样的风和雨，他们是我的亲戚，因为他们存在过。
弗朗索瓦·阿德里安森是先辈，这毋庸置疑，他在尼厄港其父母举行婚礼的那同一座教堂里受的洗礼。我在前面谈到过他为西班牙效力的军官生涯，这种生涯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他同克莱尔·富尔芒成亲重要，因为这桩婚姻把我们引至鲁本斯的神秘世界的边缘。
富尔芒家族在安特卫普长期经营精美挂毯和东方地毯的生意，那是令人垂涎的异国宝物；人们看到它们铺在凡·艾克的圣母像的脚下，展现着上面那些几乎神秘莫测的图案，或者挂在两根立柱之间，遮挡住教堂那冷峻的背景。这种时尚在继续风行，因为同样的挂毯和地毯在十八世纪的荷兰内地仍很流行。富尔芒老爹在旧交易所广场有一幢宅第，名为“金鹿府”，想必是因为屋脊上有一只鹿雕的缘故，因为当时的佛兰德习俗喜欢用真实的或想象的动物，用皇帝们的半身像和镀金的圣母像装饰屋顶。他的儿子达尼埃尔是个法学博士，用高价从西班牙国王手中获得了韦蒂利埃采邑，从而享有高等、中等和低等的司法权。我们倒是愿意相信，如果他不是在继续卖布料、地毯的话，至少仍在用它们同其朋友们换钱，如同在那个年代茹尔丹先生的父亲在巴黎所做的那样。
勃朗特博士是个享有盛名的法律界人士和人文主义者，达尼埃尔·富尔芒娶了他的两位千金中的一位——克莱尔·勃朗特，鲁本斯娶了他的另一个女儿伊莎贝尔；博士府第喜上加喜的是成了画家鲁本斯的第一个画室。伊莎贝尔很年轻时便去世了，达尼埃尔的小妹，金发的埃莲娜做了鲁本斯的填房，因此达尼埃尔又成了这位大画家的连襟。克莱尔·富尔芒，我的远房祖母辈的人，达尼埃尔和克莱尔·勃朗特的女儿，成了她们那个世纪被画得最多、也最得意的那两个女人的侄女。
鲁本斯是个追求幸福的人，但幸福并未从他童年时起就向他走来。他生在科隆，其父因与新教过往甚密而被从安特卫普驱逐出去，后又因与一位公主通奸而被处死刑，其母是个激情满怀的女人，她挽救了她那不忠实的丈夫的性命。鲁本斯受到了这种往昔的影响，并把这种阴郁沉闷的气息反映到了画布上，不久，画面便笼罩上了一层闪亮的外形和薄涂层。他很快便成为一个名闻遐迩的艺术家，而且很快也富有起来。他自年轻时代起便是意大利各个温馨的小朝廷和西班牙严格的朝廷的常客，很早时便担当起棘手的外交使命，并被两位国王授予爵位。他会讲会读五种语言，如查理五世所说，是五国人。他那牢固的幸福一直跟随着他，并且在他死后仍然风光依旧。伊莎贝尔是他这种几乎完全的成功的第一位女性享受者，因为我们对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在意大利逗留的八年中所邂逅的美丽的意大利女郎的情况一无所知。鲁本斯同伊莎贝尔在新婚燕尔的翌日，便在博士那已染秋色的花园里一起作画，时年三十二岁。这个壮实的男人穿着漂亮的黑丝绒镶花边的华服，神态审慎而安详。芳龄十七的娇小新娘身着锦缎，头戴一顶“十分时髦”的喇叭形高帽，清纯优雅，手按在博士为她选中的丈夫的手上。
后来的那些画像如特写镜头一般，向我们展现了为人妻为人母的伊莎贝尔：低低的胸衣把一对乳房托起，互相挤压，宛如篮中的桃子；一对牝犊般的大眼睛使面容熠熠生辉；下巴柔弱，有点在逐渐消失似的，表现出的是一种顺从被动的性欲；肺痨使她那在透过著名的大草帽变得柔和的光线下的细皮嫩肉泛着红晕。鲁本斯没有像后来的伦勃朗画他的莎士基娅那样，用铅笔先勾勒出那个被热病折磨的垂死的年轻女子，显然，画缓慢的死亡并非他的专长。
这位鳏夫在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那种他好像主动地从他的作品中排挤出去的哀伤：“既然治疗我们所有病痛的唯一良药是遗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带来的遗忘，那我就只有等待着遗忘来救我了……我认为出外旅行一趟可能会对我有所裨益……我并不指望达到坚忍……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给心上人的纯情竟然没能得到好报，我也无法相信一个人能够对生活的坎坷完全忘怀……”鲁本斯超前地看到了太过于抵抗痛苦的那种勇气也在增加痛苦，同时也在损害着我们。写这封信的那个人只是一个拿画笔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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