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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夏尔在旅行途中收集的那本干花肯定不是一位植物学家的作品，上面的标本注的不是拉丁文名，而且我也不觉得植物构造之神奇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他在斯坦尼斯拉斯上学时的老师们教给他修辞学和他们所理解的历史，而不是教他自然科学，正如我们的老师们往往弃植物学而教核物理一样；而标本册这种时尚与纪念册的时尚一样已经过去了。但是，米歇尔-夏尔像在草地上突然看到一棵漂亮的矢车菊的人一样，几乎本能地喜爱花卉。他说他的愿望是通过这些花卉的种种构造来确定自己走过的每一个美丽的地方的记忆；他并不是不知道一个被认为已逝去的令人激动的世界在一片树叶或一枝干花中永远存在着。他在其信中所未能或者想说的所有一切都在于此：欢快或忧伤的时代气息；深沉但表达出来后又归于平淡的思考；同一位可爱的农妇的搭讪。每一片精心粘贴的花瓣都照原样放置着，是一个粉红的或蓝色的斑点，是为历史与文学的荣光而牺牲的一个脆弱的植物形体的幻影。锡拉库萨的古跑马场和罗马市中心广场的鲜花，罗马乡间和威尼斯与亚得里亚海间的狭长“丽都”的野草（缪塞“可怕的丽都”，“苍白的亚得里亚海”到丽都为止，只有一些在那里埋葬自己亲人的威尼斯渔民和犹太人还常去光顾），托斯卡纳的小黄杨或小柏树，亚平宁地区的山毛榉树林的树叶，以及克拉朗的鲜花，那些鲜花是缅怀朱利·德·埃坦吉和法国文学中最美但也是最奇特的爱情小说的，我们今天攻读文学的学子们不怎么爱看它，或者根本就不去看它。
一些诗词应运而生，忽而是模仿抒情诗人和拉丁哀歌诗人，忽而效法浪漫主义的大诗人或拙劣诗人。贺拉斯和提布卢斯在意大利登峰造极，席勒和克洛卜施托克在德意志出尽风头，拜伦和卢梭在瑞士大名鼎鼎，莫罗至少与拉马丁旗鼓相当。这些书法化了的线条用一些花彩和蔷薇花饰把记忆的花环绕了起来，成了真正花冠做成的同心花冠，或者像一些波涛似的簇拥在每一个干花小岛周围，令人想起爱尔兰的手稿中称之为“凯尔特的”曲线，而米歇尔-夏尔肯定从未见过这些手稿。
除了鲜花之外，就是动物。米歇尔-夏尔在抵达佛罗伦萨时，在邮局待领处发现了加布里埃尔的一封信，她忧伤地告诉他，可爱的母狗蜜斯卡不知患了什么病死了，死前疼痛难耐，谁也不知道如何减轻它的痛苦。“可怜的小东西，你犯了什么错竟要受此痛苦啊？”米歇尔-夏尔叫嚷道。后来，他又在其大女儿，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床前喊出了这同样没有答案的质问。他在回想蜜斯卡带给他的全部并不起眼的幸福：它那柔软的长毛温馨怡人，它那干干净净的爪子在街上从一块青石板跳到另一块青石板，免得沾上污泥；凡尔赛车祸后那些难以成眠的长夜里，小东西躺在他的脚下，给了他很大的慰藉。我并不是在胡猜瞎想，如果说米歇尔-夏尔涌起一股抒情的激情的话，那多多少少是因为他在中学里读了一点卡图卢斯关于蕾丝比亚的麻雀之死的诗以及尤利西斯的狗的故事。但是，他的真诚是毋庸置疑的，蜜斯卡没有等到他的归来使他黯然神伤。可爱的小狗变成了犬类完美的典范，他知道他以后养的所有的狗都要被毫不容情地拿来与蜜斯卡相比较，而且，它们无论受到何种宠爱，都无法逃脱蜜斯卡那跳跃与汪汪叫的阴影。这就是我的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