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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后，在他临终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在黑山一个秋天相对的平静之中，从意大利归来的米歇尔-夏尔用一个漂亮的卷轴仔细誊抄着他在这次旅行中写给亲人们的近百封信。病魔缠身的人的一种稍带忧伤的乐趣可以说是基于自己曾是个年轻人的想法之上的。米歇尔-夏尔这么做有一个小小的借口，也就是说，他的儿子和现在自己身边的女儿也许有一天会希望浏览一下这些信件，而又不光是为了了解他在那遥远的年代是如何在意大利旅行的。我想玛丽没有机会看到它们，而我父亲米歇尔只是匆匆地翻了翻，觉得这些字迹纤细且泛白的纸上的内容枯燥乏味。在卷首的提要里，米歇尔-夏尔恳求，万一这个卷轴不得不流出家门，就把它付之一炬。但如大家所见，我没有遵从他的意愿。除了这些无足轻重的信件并不值得过于小心谨慎而外，可能是因为时间太久，都已过去一百三十年了，世界发生了米歇尔-夏尔所无法想象的变化，这些信件从许多方面来看已经变成了一个资料，而不单单是他同马车夫们如何订合同讲价钱的故事。
“王后”要求他儿子每天都给她写信，哪怕是一点点地写，积起来，一星期发一封长信，只要有往法国的邮车就发。这样一来，其结果大家便可想而知了：这些信变成了一个听话的孩子怀着善良意愿但毫无激情地交出的一份被罚做的作业。在二十二岁前后，我们大家都给父母和亲友写过信，告诉他们我们这天早上参观了一个博物馆，看到了一些著名雕塑，然后在附近的一家不太贵的餐馆吃了午饭，晚上打算去歌剧院，如果能买到票的话，最后，请代向某某某问好等等。在这种平安信中，没有任何令我们激动、振奋甚至震惊的内容，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有点稚气的流水账是那个长着一双美目的英俊小伙子在那个他将永远难忘的国度里从邮局寄出的。
当然，最主要的婉转肯定是对那些法国式骑士风度的行为的肯定。善良的父母总希望相信自己的孩子“对他们无话不谈”。如果米歇尔-夏尔偶尔向父母吐露真情实况中的一小部分的话，那也绝不是在透露他在灯下喝着椴花茶在读一封信。有时候，仅仅是从他来信的字里行间，流露出阿维尼翁女子的美貌，或者，那些陪伴着俄国王后、尼古拉一世之妻、普鲁士公主夏洛特旅行的公主和贵妇等俄罗斯女子在法国使馆的舞会上给他留下的强烈印象；然后，他又提及在西西里遇上后来成为符腾堡王后的美丽的奥尔加公主，但是，对更容易上手的美丽的意大利女子却只字不提。很快，表兄弟俩说是为了节约起见，与三四个法国青年就伴儿了；他们其实是希望在一起玩得开心。这几个同他一样决定边玩边学习的小伙子很快便教会他如何使自己的积蓄比父亲叮嘱的更加经久耐用，也就是说，他们远离英国小姐们及其讨厌的或一本正经的父母光顾的大酒店，专门下榻小客栈；若在大城市里，他们就租一间公寓，再雇上一个当地的仆人。为了好玩，一部分路程步行，直走到年轻的旅行者们疲惫不堪，遇上一个村中小店，受到热情接待为止。
但是，我们将永远也毫不知晓这些在《萨蒂里孔》和薄伽丘《故事集》的国度里游荡的年轻人的小艳遇，在那里，爱情是唾手可得的，但却并不总是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浪漫，这种爱情随时都是对外国人的一种海市蜃楼般的诱惑。根本没有什么古代喜剧中跑出来的那种拉皮条的在满街跑着向那些“尊贵的老爷”提议领他们去找好姑娘，也没有什么洗衣妇俯身洗衣池，翘起屁股露着奶，既没有晚间散步时刻，跟着彩车行走，一个劲儿地眉目传情，也没有一个美妇人在百叶窗后露出笑容；没有或很少有名优特产葡萄酒，没有同伴之间就政治和艺术的激烈争论或争吵，没有那个时代大家都喜欢的随意玩笑，没有坐在马车上因为马车夫听不懂而大伙儿齐声又唱又和。只有一次，我们看到各校的年轻人在练习大合唱，但我们听到的不是贝朗瑞、德佐吉埃的歌词，也不是什么流行的钢琴曲，而是大仲马的一首浪漫曲《天使》，其中透着含香草香味的理想主义，这些年轻人冲着托斯卡纳山丘喊唱着，它所表达的那些微妙的情感极其虚假，也许并不比普雷韦的一首歌词或埃迪特·皮亚芙的一首动人的老歌所表达的感情更虚假。
这位优秀的大学生的这些平淡无奇的家书告诉我们许许多多有关一个时代的文化状况，在那个时代，所教授的教材自十八世纪，也许自十七世纪起就很少变化。我们曾一再地悲叹人类的失败，以致看到人类自身是如何被判处死刑，这并非坏事。尽管米歇尔-夏尔从荷马这个奇才那儿获得一种好的记忆力，尽管这种记忆力使他终生都能背诵他几乎已忘了其含义的荷马的一些感人片断，但他同与他同时代的绝大部分法国文化人一样，几乎不会希腊文。相反，他却是一个杰出的拉丁文学者，这就是说，他读过从蒂特-利弗到塔西陀的四五位史学家的著作，读过维吉尔的全部作品到茹维纳尔的选集等众多诗人的作品，还读过西塞罗和塞内加的两三部论著。几乎所有建筑在对古典作家的文化研究上都局限于数量极其有限的一些作者，似乎这些作家的内在价值没有人们与之熟悉的程度重要。阅读他们的作品给一般的人盖上了一个小组和几乎一个俱乐部的成员的印记。这种阅读使这些人掌握一些引证、机会和范例，帮助他们与掌握同样知识的同时代人进行交流。这可不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在一个更加被人忽略的方面，古典作家肯定更加占上风：表示概念的东西和模数，心灵的垂直线和角尺，思考的、有时是生存的艺术。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拯救并怂恿人们去反抗，哪怕是反抗自己。我们可别期待他们对米歇尔-夏尔产生这样的影响，他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再说，一八四五年前后，人文主义者还很罕见，他只不过是一个搞人文主义的好学生而已。
他所参观的是一个我们今天已经见不到了的意大利。废墟仍大片地保存着，上面爬满了攀援植物，人们来到这些废墟面前遥想各个帝国的末日；不久前的大轰炸炸平的并不是那些修复了的、标签似的、夜晚用探照灯照射的、与邻近的高楼大厦相比显得渺小的往日的建筑典型。帝国各条大道起始点的那个标志，连同它那角斗士们洗净血臂的喷泉，在墨索里尼的市政官员的骚动中都还没有消失；通过纵横交错的小街窄巷，人们仍可以走到圣皮埃尔大教堂，这些小街窄巷使得贝尔尼尼的立柱廊成了一个巨大而和谐的惊奇之作。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纪念碑那巨大的“猪油薄片”还无法与卡皮托利山丘相匹敌。发动机的轰鸣声只是在很久之后才盖过了喷泉的淙淙声。米歇尔-夏尔骑着马在一座肮脏而经常是狂热的城市里闲荡，但它尚未像今天这样受到污染，仍停留在人和幽灵的范畴。自世纪末将要被房地产投机经营毁坏掉的那些广阔的花园仍旧绿草茵茵，生机盎然，居民区里挤满了一群群吵吵嚷嚷、肮脏不堪的人，贝利在他的方言诗中曾亲切地提到过他们；在穷人的贫穷与教皇族及金融家族的奢华之间，反差极大，当然，在今天，住着豪宅的富人与贫民窟中的穷人之间的反差也并不小。
米歇尔-夏尔的目光并不比我们的麻木，但也并不比我们的敏感。一方面，他事先没有上百次地看过这些带有彩色印片法魔力的同样的遗址，没有掌握“艺术摄影”——在这种摄影方法中，通过照明和远景的手段可以改变大小，夸大或减小石像面孔的轮廓，以致参观者常常较难在博物馆的一个角落里确定缩小到它原先大小的那同一个石像。另一方面，他的知识突然没了，他的兴趣突然变了，习惯于北方地区绿色风光的这个人第一次与意大利风光的接触是失败的，那些干巴巴的山丘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鲜花盛开；橄榄树让他觉得是一种既不挂果又可怜巴巴的树。假如今天他面对古埃及神庙的塔门常常替代了树木的遗址，面对着维吉尔的白色大公牛所不可或缺的克利图姆纳河水在一条繁忙的公路下面流淌的遗址，他会说些什么呢？有着粗野金属浮雕的宫殿的佛罗伦萨黑乎乎的街道令这个尚只有一层浪漫主义虚饰的旅行者感到忧伤。如果他有胆量的话，他会说他觉得米开朗琪罗的肌肉组织很夸张。总之，他花了比对《晨》和《夜》更多的时间在佛罗伦萨研究有漂亮的灰色大理石贴面的诸大公墓上的铭文。在帕埃斯图姆，那些据说是直接从地底下冒出来的粗壮的立柱几乎使他望而生畏。他是属于那种人——宁可让希腊人更新了的建筑术汲取路易十六式的风采或帝国时期的冷峻高雅。神明、魔鬼和梦幻的前古典主义的强大希腊在这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只有一位老者和几个爱幻想的年轻人感觉到了：创作《浮士德》下卷的歌德，荷尔德林和热拉尔·德·奈瓦尔这两个白痴，老听见半人半马的怪物在自己体内纵马驰骋的狂热者莫里斯·德·盖兰。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年轻的法学博士也做到这一点。
大家很容易想到，我怀着好奇仔细地看了米歇尔-夏尔给他妈妈的信中有关哈德良别墅的那一段。那是一个美丽的去处，由于随意地修葺，或者由于从这儿那儿弄来的一些花园中的什么雕像，武断地把它们集中于粗粗装饰的柱廊中，更不用说还弄了个小酒店和停车场，紧挨着皮拉内西作画的那堵大墙，所以，今天的它已不再庄严肃穆了。我们对古老的弗德伯爵别墅感到惋惜，那条长长的林荫道，两边由柏树像御林军似的护卫着，一直通向浓荫掩映的寂静庄园，春有布谷声声，夏有蝉鸣不绝于耳，我还记得小时候它的模样，可我最后一次路过那里时，却只听见半导体收音机的声音。废墟安安静静地留在原处，只有几个执着的业余爱好者前往，诸如皮拉内西在这令人心旷神怡的孤独之所挥斧斩棘开路，与大批旅游者组团前往参观，这中间的时间是何其短呀！一八四五年的那个年轻的参观者在这在他看来只是一大片点缀着不成形的砾石的荒地上茫然不知所措。哈德良的时代是在米歇尔-夏尔读过其书的那些伟大的古代史学家之后。我祖父肯定没有埋首于故纸堆中，譬如《奥古斯都传》，努力研究曾立志统治天下的那些人中最现代和最复杂的人，如同把零散的碎片互相拼接重新连成一幅镶嵌画那样。他的教科书顶多只告诉他哈德良常出巡，保护艺术，在巴勒斯坦作战，而博叙埃的《世界史》则使他得知哈德良“因同性恋而污损了自己的统治”。这点东西不足以使一个优秀的年轻人驻足于他并不怎么喜爱的断拱桥和橄榄树林中，因此，他匆忙地离开了这种索然寡味的去处，跑到埃斯特家族别墅去观赏有百合花徽的喷泉以及可以听到有关美女与骑士弹奏诗琴的动人故事的花园。
这个初涉艺术的年轻人承认自己喜欢雕刻家甚于画家，也许他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为雕刻家的艺术更加一目了然；其实，他几乎专门徜徉在当时人们称之为古典的东西之中，如希腊-罗马的或顶多是亚历山大的那些已遗失了的真迹之中。今天的观众不屑于这些被认为是冷峻的和累赘的，一句话是第二手的作品，不再有谁会跑到梵蒂冈去从贝尔维德尔的阿波罗塑像获取对高尚的启示，或者去拉奥孔的雕像旁汲取艺术的精髓；即使就纯希腊艺术而言，时尚也在后退，把那尊被米歇尔-夏尔差点儿与之相伴而亡的海军上将迪蒙·迪维尔从米洛斯带回的维纳斯扔在了身后。为了不使米歇尔-夏尔成为他本不是的没有修养的人，我们需要想到歌德和司汤达也是这么看待“古代艺术”的：这些神明和山林水泽仙女的鼻梁比我们的直，浑身赤裸，但像穿在一套衣服中似的包含在完美的体形之中，它们是人类黄金时代的人质。如果它们被修复，被重新修饰，如果我们把它们缺少的胳膊和腿补上，那么大理石的伤痕就悖逆了我们所期待于它们的那种幸福与和谐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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