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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仲夏，就在我离家（后来知道，这次是永远地离开）去芝加哥大学登记第一年入学前几天，我登上火车去苏塞克斯镇乡间与艾拉过一周，就像一年以前一样，那时伊夫和西尔菲德在法国看望西尔菲德的父亲——而我自己的父亲头一回要在准许我去之前见一见艾拉。那第二个夏天，我到晚了，从那个乡间车站再开车去艾拉的小木屋，要弯弯曲曲穿过窄窄的后巷和成群的奶牛，开四个小时。车站上，艾拉正在他的雪佛兰车里等我。
坐在他身边前排座里的是一位穿着白色外衣的女人，他介绍说是帕恩太太。那天她从纽约来治疗他的脖子和肩膀，正要坐下一班向东的火车回去。她带着一张折叠桌，我记得是她自己从行李箱里抬出来的。我就记得这些——她抬桌子的力气，她穿着白色外衣，白袜子，她叫他“林先生”，他叫她是“帕恩太太”。除了她的力气我没注意到她有什么特别的。几乎就没注意她。她钻出车，拖着她的桌子，穿过去走到将载她到纽瓦克的那道铁轨边，自此，我再没见过这女人。那时我十七岁。在我看来她就是年纪大了，很卫生，没什么重要的。
6月，一张列有151名被怀疑与“共产运动”有关的广播电视界人士名单出现在一本叫做《红色路线》的刊物上，开始一轮对职员的解雇，引起广播界的普遍恐慌。不过，艾拉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上面也没有任何其他和《自由勇敢者》相关的人。我不知道艾拉之所以免除于此，很可能正是因为对他的侮辱，因为他是伊夫·弗雷姆的丈夫，因为伊夫自己受着《红色路线》主办人的告密者布赖登·格兰特保护，从而免受了她作为像艾拉这样知名的人的妻子应受的嫌疑。毕竟，伊夫曾和艾拉一起不止一次出席过政治集会，在那时，这会让人质疑她对美国的忠诚度。要指称人为“运动人士”让他落得失去工作，哪怕是伊夫·弗雷姆这样不关心政治的人，也不需要多少控告的证据，在根本认错人的情况下，就压根不需要证据了。
但那时我并不知道伊夫在导致艾拉陷入困境中扮演的角色，大约五十年以后，默里在我家里告诉我这些，我才明白。当时我对他们为何没有找上艾拉的解释是他们怕他，怕他会挑起斗争，怕他身上在那时的我看来的不可摧毁性。我以为，《红色路线》的编辑怕一旦惹了艾拉，他就会单枪匹马打垮他们。艾拉在我们第一顿晚餐上告诉我《红色路线》的事时，我甚至有那么一刻生出浪漫的念头，想象着皮卡克斯山路上那座小木屋是一个那种泽西州乡镇的艰苦训练营，过去重量级拳击手常在大赛前去那里练上几个月，这里的重量级选手就是艾拉了。
“至于我的职业该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标准就要由联邦调查局的三名警察来制订了。三位前联邦调查局成员，内森，就是他们操纵了这场《红色路线》行动。广播界该雇谁不该雇谁要由这几位喜爱从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获取信息的家伙来决定。你会看到在这派胡言面前老板们是如何勇敢了。看着利益系统如何应对压力的吧。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正式程序——都见鬼去吧。人要被毁了，伙计。失去的不是生计，而是生机。人会死去。他们会生病死亡，他们会跳楼死亡。这一切结束之时，名单上挂了名的人最终会入集中营，全是由于麦卡伦先生亲爱的国内安全法案。如果我们和苏联作战——这个国家的右派最想要的就是战争——麦卡伦会亲手把我们都关到带刺的铁丝网后面去。”
这个名单没让艾拉就此闭口不言，也没让他像其他同事一样四处寻求庇护。名单出版后仅一周，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艾拉在写给老《先驱论坛报》的一封信中（挑战性地署名为来自《自由勇敢者》的铁林）公开表示反对他所说的杜鲁门决意将极小的冲突转变成的资本家等待已久的和共产党之间在战后的摊牌，如此则“疯狂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人类的毁灭设好了舞台”。这是艾拉就军队里的种族隔离之不公正从伊朗写信给《星条旗报》后写给编辑的第一封信，不只是反对向共产主义朝鲜开战的愤怒宣言。其含意还表明这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公开抵抗，针对的是《红色路线》和它的目标，它不止要简单地清除共产党员，还要恐吓广播界的自由分子和非共党左翼分子使他们缄默屈服。
1950年8月在小木屋的那个礼拜艾拉说的几乎全是朝鲜。我上次在那里时，我和艾拉几乎每晚都躺在屋后摇摇晃晃的沙滩椅上，四周点着香茅蜡烛驱赶小飞虫和蚊子——自那以后，闻到香茅油的那种柠檬香味总会让我想起锌镇——我抬头看着星星，艾拉跟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有新故事，有老故事，讲他十几岁在矿上的岁月，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那些抑郁日子，战时在美国军队基地做码头装卸工的奇遇，基地在阿拉伯河上的阿巴丹岛，那条河流邻近波斯湾，大致将伊朗和伊拉克分开。我从前从不认得有谁的个人生活如此密切地被如此之多的美国历史所环绕，自己熟悉这么多美国地理，亲身面对了那么多美国下层社会生活。我从不认得谁如此沉浸于他的时代或是如此具备他所在时代的特质。或是被时代压制，如此地做了它的复仇者，受害者，和它的工具。离开艾拉的时代去想象他是不可能的。
在小木屋度过的那些夜晚，我传统的美国以艾拉·林戈尔德的形式显现在我眼前。艾拉所讲述的，关于爱与恨的并不全然明晰（或不重复）的倾诉，激起我崇高的爱国热情，渴望直接了解纽瓦克以外的美国，触发了我那些已被点燃的同样是天真儿子式的热情，这激情在我的青春期早期曾被霍华德·法斯特和诺曼·科温的思想所促进，此后则被托马斯·伍尔夫和约翰·多斯·帕索斯小说而持续一两年。次年我去看艾拉时，暑日将尽，苏塞克斯山上的夜晚开始有些冷，天气是宜人的，我就往壁炉里的熊熊火焰上添加木块，是我那天早上在烈日下劈好的，艾拉则小口地喝装在他有缺口的杯子里的咖啡，他穿着短裤，旧篮球鞋，和他在部队时穿的已褪色的黄绿色T恤——那样子再像不过一名伟大的美国童子军团长，受到男孩敬重的大个子，可以靠自然供应生存，吓走狗熊，保证你的孩子不会淹死在湖里——他不停地讲朝鲜，声音是抗议和厌恶的，在国内任何其他营地你都不太会听到这种声音。
“我无法相信任何一位有一半脑子的美国人会相信朝鲜共产党军队会坐上船开过六千英里来接管美国。可这正是人们在说的。‘要提防共产党构成的威胁。他们要接管美国。’杜鲁门给共和党显示他的实力——这是他的目的。一切都为了这个。牺牲无辜的朝鲜人民来显示他的实力。我们要进去炸了这批狗娘养的，明白吗?都是为了支持我们这位法西斯李承晚。好总统杜鲁门。好将军麦克阿瑟。共产党，共产党。不是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不是这个国家的不公平现象。不是，问题竟在于共产党！这个国家有五千名黑人被处以私刑，却从没有一个私刑执行者被控有罪。这是共产党的过错吗?自从杜鲁门进了白宫满嘴谈论黑人民权以来九十名黑人被私刑处死。这是共产党的过错，还是杜鲁门的司法部长好克拉克先生的过错呢，他在美国法庭上对十二位共产党领导人采用了残忍极刑，为他们的信仰无情摧毁了他们的生命，可到了极刑者身上，却一个手指都不抬！对共产党宣战吧，派兵去和共产党作战吧——在世界各地，你每到一处地方，第一个死于反法西斯斗争的却是共产党人！第一个为黑人，为工人而斗争的……”
这些话我从前都听过了，一模一样的话，听了很多遍，到了我度假这周要结束前，我真等不及要离开他的声音传播范围快回家去。这一次在小木屋度过的时间不像头年夏天我所感受的那样。对于他认为自己是如何投入了每一阵线上的战斗，他感觉已如何妥协了他的大胆独立，我几乎一无所知——在我想象中我的英雄还在走向领导广播界反对《红色路线》反动分子的斗争并将取得胜利——我理解不了加深了艾拉愤怒正义感的那种恐惧和绝望，和他日渐加深的失败和孤立感。“为什么政治上我这么做?我做这些是因为我认为这样是正确的。我要做些事情，因为该去做。我才不管是不是除了我就没人知道。内森，对我从前同志的懦弱，我感到坐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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