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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那个晚上，纽瓦克的亨利·华莱士聚会上，我还见到了伊夫·弗雷姆。她和艾拉在一起，还有他们的女儿，竖琴手西尔菲德。我没看出西尔菲德对她母亲的态度，不知道她们之间的争吵，后来默里开始告诉我那些因我是个孩子而未曾注意的一切事情，关于艾拉婚姻的一切，为我所不曾或不能明白的，或是那两年中艾拉没有让我知道的。那时我每隔几个月就与他见一次面，或是他来探访默里，或是我去他的小屋看他——艾拉说那是他的“小木屋”——在锌镇的小村子，新泽西西北部。
艾拉退居到锌镇，与其说是为接近自然，不如说是为了过本然的生活，生活在野地里，在泥塘中游泳到11月，最酷寒的冬日穿着雪靴走过树林，或者在有雨的日子，开着他的泽西产汽车——一辆二手的1939年产雪佛兰汽车——四处游逛，和当地的奶场工人交谈，还有老锌矿工人，他想让他们明白他们是如何被体制所压榨。他有一个壁炉，他喜欢在炭火上烘热狗和豆子，甚至还在上面热咖啡，以提醒自己，成了铁林，有了点名利以后，他仍旧不过是名“工人”，是个普通的人，口味普通，有普通的期望，曾在三十年代坐火车流浪，后来只是运气太好而已。说起他有锌镇上的小木屋，他常说，“让我真的做个穷人。以防万一。”
这座木屋可以和西十一街上的房子相对抗，他可以自西十一街上逃出来，到这所避难所，在这里可以通过劳作治好烦恼，这里也连结着艾拉早年的流浪生涯。那时他刚开始在陌生人中谋求生存，每一天都是艰苦不稳定的，对艾拉来说，就是一场战役。他十五岁离家出走，在纽瓦克挖了一年沟，随后在泽西州的最西北角干活，打扫各类厂房，有时做农活，守夜，做零工，后来，在他快十九岁时动身去西部前，有两年半的时间，他在苏塞克斯锌矿一千二百英尺的地下通道里干活。把矿炸开以后，矿上仍满是烟雾，弥漫着呛人的炸药粉和气体，艾拉就拿着锄头铲子和那些墨西哥人一起干活，他们的工作是最底层的，是清除废石的工人。
那些年，苏塞克斯的矿区零散不成系统，和世界各地的锌矿一样，给新泽西锌矿公司带来了高利润，却不利于新泽西矿业工人的健康。在纽瓦克帕塞伊克大道上把矿石熔化制成金属锌，也加工制造成油漆用氧化锌。虽然到艾拉在40年代末买下木屋时，泽西州的锌矿业在来自外国的竞争下已经衰退，矿源也将枯竭，但是，他首次深陷于残酷人生的经历——八小时在地下，把碎石和矿砂装上矿车，八小时忍着剧烈的头痛，吞下红棕色的灰尘，在装矿屑的桶里排便……只为了挣一小时四十二美分钱——仍吸引他回到荒僻的苏塞克斯山区。锌镇上的小屋是这位广播剧演员公开在感情上表达的态度，表明与他曾经是的卑微普通的小人物不分离，正如他对自己的描述，“没有头脑的人力工具，如果真有这玩意的话。”换作是另外一个人，成功以后，或许会彻底将这些可怕的记忆永远抹去。可是艾拉倘若不能实实在在地感到他的过去，就会觉得自己失去真实性，丧失了许多。
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到纽瓦克勒海道来不只是来看他哥哥。我放了最后一堂课后，就和他一起去远足，穿过韦夸希克公园，环湖而行，最后抵达我们区一处叫做“工厂工人”的饭厅，它是仿照科尼岛上的内森饭店而建，我们在那里和“工人”一起吃热狗。那些放了学的午后，艾拉对我讲起他服役的岁月，他在伊朗学到些什么，讲起奥戴和奥戴教给他的，讲起他自己不久前做工厂工人和参加工会组织，讲到他孩童时在矿下铲矿石的事，他讲述这些，是为了避开那个家，从他到的那一天起，他就不为那个家欢迎，西尔菲德把他看作是多余的人，他也没料到伊夫看不起犹太人，他和伊夫之间，愈加不和睦。
默里说她并不是针对所有的犹太人——不包括她在好莱坞、百老汇、广播界遇到的那些社会上层功成名就的犹太人，大体而论，也不包括那些与她共事的导演、演员、作家和音乐家，他们中不少人常常会出现在她西十一街家的沙龙中。她看不起的是那些普通的犹太人，她所看到的在百货店购物的犹太人，操纽约口音的普通人，站在收银台后面工作，或者在曼哈顿开着自家的小店，开出租车的犹太人，她看到在中央公园里聊天散步的犹太家庭。让她走在街上时心情烦乱的是那些热爱她的犹太女士，她们认出她，走过来要她签名。这些女人是她过去百老汇的观众，她却看不起她们。特别是年纪大的犹太妇女，她路过时总免不了嫌恶地哼一声。“看看那些脸！”她说这话时要战栗一下。“看看那些丑恶的脸孔！”
“这是一种病态，”默里说，“她对犹太人那种掩饰不住的憎恶。她能与生活保持平行相当长的时间。不是在生活中——而是与生活并行。她那种极有教养的淑女，可以扮演得很令人信服。嗓音柔和，措辞考究。二十年代那个时期，很多美国女孩要做演员，就努力把自己培养出带着英式的优雅。伊夫·弗雷姆那时正刚涉足好莱坞，在她身上，是有了这种英式优雅，却是僵化了的。英式优雅僵化成状似层层累叠的蜡的东西——只有核心的烛心在燃烧，这燃烧的烛心恰恰毫不娴雅。她明白所有的步骤，亲切的微笑，戏剧般的克敛，一切得体的举止。然而接着她就自这平行生活，这看去如此真实的东西上一晃而转了方向，于是就会有让你晕眩的事情发生。”
“可是对此我却从未察觉，”我说。“对我她总是和蔼又周到，很体谅我，要我放松自在——这可不容易做到。我是个容易激动的孩子，而她身边又总粘着那么多电影明星，就算是她在广播界的那些日子里也不例外。”
说着我又想起在清真寺剧院的那个晚上。她对我说——我几乎不知道该跟她说些什么——她不知道和保罗·罗伯逊说什么，他在场时她就讲不出话来。“你和我一样害怕他吗?”她悄声说，仿佛我们两个都是十五岁大。“他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男人。真丢人——我不停地盯着他看。”
我明白她的感受，因为我就在不停地盯着她看，好像若盯得久一些，就或许能看出点意义来。这么看着她，不只是因为她姿态优美，举止高雅，她的美丽有一种说不清的优雅——游离于神秘华丽和安静娴雅之间，这两种气质所占的比率不断变换，这种美丽一定是最具迷惑力的——还因为她身上纵使有如此的克制内敛却仍明显带一种兴奋，一种轻快易变的气质，当时我将之理解为纯粹是她身为伊夫·弗雷姆的意气扬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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