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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三年级时，内奥米转到了商贸专业；突然不用学习拉丁语、物理、代数，她升到学校的三楼。在倾斜的屋顶下，打字机整日噼啪作响，墙上挂满了镶在镜框里的格言，为进入商界做准备。时间和精力是我的资本；如果浪费掉，就再也得不到。结果是，楼下教室的黑板上写满的外语单词和抽象公式、战斗和沉船的黑暗照片、鲁莽但可敬的神话冒险，进入了冷漠平凡的生活和真实忙碌的世界之中。这对大多数人都是一种解脱。内奥米喜欢这样。
那年三月，她在乳品店找到了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她已经完成了学业。她让我四点以后去看她。我去了，没有想我会碰到什么。我还想着内奥米会从柜台后对我做鬼脸呢。我准备装出老太太颤巍巍的声音对她说：“这是什么意思？昨天我买了一打鸡蛋，每一个都是坏的！”
办公室在低矮的灰泥粉刷的附加建筑里，建在旧乳品店的前面。日光灯和新的金属文件柜和桌子—我本能地感觉到不自在的那种环境—打字声和计算器的嘈杂声。内奥米旁边的两个女孩在工作；后来我了解到，她们的名字是莫莉和卡拉。内奥米的指甲是珊瑚色的，头发整齐而漂亮地盘起，穿着粉绿色的格子裙和粉毛衣。新的。她对我微笑，手指从打字机上最小限度地微微一摆，跟我打招呼，然后继续飞快地打字，一边和同事愉快地、不连贯地谈话，我听不懂她们在谈什么。过了几分钟，她大声对我说她五点完工。我说我得回家。我感觉莫莉和卡拉在看我，看我光秃发红的手上的墨水、松弛的羊毛方巾、蓬乱的头发，还有女学生们经常抱着的一大叠书。
我最害怕梳洗整洁的女孩了。我甚至不敢走近她们，担心我有味儿。我感觉我们之间有本质的差别，仿佛我们是由不同物质构成的。她们冷冰冰的手上不会有斑点，不会出汗，她们的头发保持着适合的形状，她们的腋下从来不会潮湿—她们不了解要把胳膊肘夹在体侧挡住衣服上不体面的深色半月形痕迹是怎么回事—她们从来、永远都不会感到有一点儿特别的血流的涌动，连高洁丝也无法容纳的一点儿血流，会恐怖地流下大腿内侧。的确没有；她们的经期是小心谨慎的，是自然度过的，不会出卖她们。我的粗糙也永远不可能变成她们的精致；太迟了，差别太大了。但是内奥米又怎样呢？她曾经和我一样：手指上也曾长过流行的疣；也曾患过脚癣；我们同时来月经时，也曾躲在女厕所里，害怕去翻跟头—一次一个人，在全班同学面前—害怕滑倒和流血，尴尬得不敢请假。她现在涂了指甲油，穿着浅色柔和的毛衣，是要去参加什么化装舞会吗？
她很快和莫莉、卡拉成了好朋友。来我家时或她召集我去她家时，她谈论的都是她们的饮食、护肤法、洗发液的用法、衣服、子宫帽（莫莉已经结婚一年了，卡拉六月份就要结婚）。有时我在她家时，卡拉也过来；她们两个总是谈论洗东西这类事，不是洗毛衣，就是洗内衣或者洗头发。她们会说：“我洗了我的开襟羊毛衫！”“是吗？你是用冷水还是温水？”“温水，不过我觉得没有问题。”“那领子怎么洗的？”我会坐在那里，想我的毛衣有多脏，我的头发油腻腻的，我的文胸变了色，一条带子还用安全别针固定着。我不得不逃离那里，但是当我回到家，我不会去缝文胸吊带，也不会去洗毛衣。我洗的毛衣总是缩水，领子松弛；我知道我没有花心思去做，但是我有一种宿命论的感觉，无论我怎么做，它们注定要缩水或松弛。有时我的确会洗头发，用卷发夹子把它束起来，以免我睡着；事实上我可以花几个小时，偶尔，在镜子前，痛苦地拔眉毛，观察我的侧面，用深色、浅色的粉让脸显得有轮廓，突出漂亮的地方，遮掩不好看的地方，像杂志里介绍的那样。我只是没有持久的耐心，尽管一切，从广告到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到无线电里恐怖的歌曲—我要娶的女孩要像护士一样温柔、粉嫩—都在告诉我，我需要，我必须学习。爱情不是给没有脱毛的人准备的。
至于洗头发：大概这时我开始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关于男性和女性思维习惯的差异，主要和他们的性经验有联系（标题让人觉得它实际上能告诉你更多性方面的东西）。作者是纽约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信徒。他说男性和女性思维模式的差异很容易用坐在公园长椅上看满月的男孩和女孩来说明。男孩想着宇宙，它的广袤和神秘；女孩则在想“我必须洗我的头发”。这篇文章让我极其沮丧，我不得不放下杂志。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不像女孩子一样思维；满月在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提醒我要洗头发。我知道如果把文章拿给母亲看，她会说：“哎，那不过是发狂的男性的废话，说女人没有头脑。”那不能说服我—纽约的心理学家当然知道。像母亲这样的女人是少数，我可以看得出来。还有就是我不想像母亲那样，老是带着处女般的直爽和天真。我想要男人爱我，同时当我看满月的时候，我渴望想象着宇宙。我被困住了，进退两难；似乎我要在没有选择的地方进行选择。我不想再读什么文章了，但又被吸引回来，就像小时候会被吸引到童话故事书中的一幅画前一样：深色的海洋，高耸的鲸鱼；我的眼睛紧张地跳过书页，对这样的断言感到震惊：对于女人，一切都是个人化的；没有任何思想本身对她有意义，而是必须被转变成她个人的经验；在艺术品中，她总是看到自己的生活，或者她的白日梦。最后我把杂志拿到垃圾桶那里，撕成两截，塞了进去，试图忘掉它。后来当我在杂志上读到标题为“女性特质—又恢复了！”的文章，或者给青少年的小测试“你想要做男孩是你的问题吗？”，我会快速翻过去，就像有什么要咬我似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做个男孩子。
通过莫莉和卡拉，通过她作为职业女性的新身份，内奥米成了我们两个曾不知其存在的诸伯利生活圈的一部分。这个圈子包括在商店、办公室、两家银行工作的女孩子们，还有一些已婚的，最近辞掉工作的女孩子。没有结婚且没有男朋友的女孩们经常一起去跳舞。去杜伯敦打保龄球。结婚、生小孩时，她们给彼此淋浴（这后来成了一个新习俗，冒犯了一些城里的老太太）。她们彼此的关系中尽管有令人反感的自信，但又被各种各样微妙的礼节所羁绊，表现得谦恭得体。不像在学校；没有野性、卑鄙、吝啬，也没有粗话，但总是有转弯抹角的争执所形成的复杂网络，总是潜伏着某种危机—怀孕、堕胎、抛弃情人—这一切，她们都了解，经常谈论，但又作为秘密保护着，不让城里的其他人知道。她们说的最天真、最给人安慰和讨喜的话很可能意味着别的什么。她们对城里大多数人认为的道德沦丧很宽容，却不能容忍衣着和发型背离潮流，还有人们不切掉三明治的皮这类事情。
一拿到薪水，内奥米就开始做似乎所有女孩子结婚前一直在做的事情。她去逛各种商店，让人家把东西给她留着，她每月付一部分钱。在五金店，她存了一整套锅和壶；在珠宝店，存了一盒银器；在沃克商店，存了毛毯、一套毛巾和两张亚麻床单。都是为了将来结婚开始操持家务用的；这是第一次我知道她在明确地计划什么事情。“你将来也得开始准备了，”她兴奋地说，“不然你拿什么结婚呀，两个盘子和一块旧洗碗布吗？”
星期六下午，她想要我陪她逛商店，付款，看看她未来的财产，像莫莉一样谈论为什么她赞成无水烹饪，还有如何根据每平方英尺中线的数量来判断床单质量。她从未有过的乏味和全神贯注，让我感到大为吃惊和恐惧。仿佛她已经把我远远抛在了后面。她去的地方我不想去，但是看起来她愿意去；事情在按照她的计划进展。而我呢，也可以这样说吗？
星期六下午我真正想做的是待在家里听大都会歌剧。这个习惯是从弗恩·道夫提到我们家来住时开始的，她和我母亲经常听。弗恩·道夫提已经离开诸伯利，去温莎工作了，她偶尔给我们写信，模糊而开心地提到去底特律的夜总会，去赛马，在轻歌剧协会演唱，过得很愉快。内奥米说到她：“那个弗恩·道夫提简直是笑话。”她是站在她新的优越地位这样说的。她和所有其他女孩都确定要嫁人的；没有结婚的老女人，不论是完美的老处女还是谨慎的女冒险家，像弗恩那样的人，都不能期望得到她们的同情。她怎么成了笑话了？我想知道，不顾让她讨厌，但是内奥米对我睁着她浅色、明亮、得意的眼睛，重复道：“一个笑话，她只不过是个笑话！”像一个人在给不知所措的异教徒宣讲不言自明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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