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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时——在外面的后阳台上，夜幕渐渐降临，瑞典佬感到夜晚似乎停滞不动了、被悬浮起来，他内心产生出一种忧伤，觉得再没有什么东西可遵循，没有什么事情可发生，觉得进了一口用时间雕凿而成的棺材，他永远无法逃离——客人中还有乌曼诺夫家的马西亚和巴里、萨尔孜曼家的谢拉和希利。只是在几小时前瑞典佬才知道谢拉·萨尔孜曼这位语言矫正师在爆炸发生后将梅丽藏起来。萨尔孜曼夫妇没有告诉过他。要是他们说了——她一到那里就打来电话，那时他们对他负责一点……他不能想下去。他若再往下想的话，假如不让梅丽去逃亡，一切都不会发生了……这样想也没用。他坐在餐桌旁，只顾发呆——静止不动、软弱无力、反应迟钝，看不见他超乎常人的乐观所表现出的爽朗大方和生机活力。这一生作为商人、运动员和美国陆战队员的敏捷都未能使他适应被俘虏、被关进毫无未来的箱子里的处境。他在里面不去想他的女儿会怎样，不去想萨尔孜曼是怎样帮助她的，不去想……想他妻子会怎样。他该快些吃完，不去想他能够想的那些东西。他应该永远这么做。不管他多么渴望出去，他都要死死地停在这一刻，留在盒子里。否则，这世界将爆炸。
巴里·乌曼诺夫，瑞典佬以前的队友和高中时最亲密的朋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律教授。每当有老乡从佛罗里达飞过来时，巴里和他妻子都会应邀赴宴。看见巴里，他父亲总是那么开心，部分原因是巴里从一个移民裁缝的儿子变成了大学教授，还由于娄·利沃夫——错误地，虽然瑞典佬装做并不在意——感谢巴里·乌曼诺夫让塞莫尔放下棒球手套进入商界。每年夏天娄都会提到巴里“顾问”——从高中时起他就这样称呼他了——想起巴里为利沃夫家做的好事，他用职业的严肃态度树立了榜样，可是巴里总说，他要是球玩得有瑞典佬百分之一好的话，没有谁能让他靠近法学院。
在瑞典佬禁止梅丽到纽约之前，她好几次来纽约时都和巴里、马西亚·乌曼诺夫一块过夜。梅丽从旧里姆洛克消失后，瑞典佬也是向巴里进行法律咨询的。巴里带他去见曼哈顿的公诉人谢威兹。瑞典佬要谢威兹对他实话实说——如果他女儿被抓住并证明有罪，对她最重的惩罚是什么?——他被告知，“七至十年。”“但是，”谢威兹说，“如果那么做是由于反战运动的激情所致，如果是意外发生，如果尽量采取了措施以防对他人的伤害……我们怎么知道她是一个人干的?我们不知道。甚至我们就是知道是她干的我们也不知道。没有重大的政治背景，没有那么多的言论，没有那么多的暴力演讲，只是这么个孩子，她自己会故意杀人?我们怎么知道她制造炸弹或引爆炸弹?制造炸弹，你必须非常老练——这孩子能点燃一根火柴吗?”“她理科很好，”瑞典佬说，“她化学课优秀。”“她在化学课制造过炸弹?”“没有，当然没有——不会的。”“那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她会点燃火柴吗?这都可以是为她进行的辩护。我们不知道她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她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什么都不了解，其他人也一样。她也许得过威斯汀豪斯科学奖<sup><small>[29]</small>，我们却不知道。这能证明什么?也许很少。既然你问我，最糟糕的是七至十年。可是我们可以假设她被当成少年犯处理。根据少年法，她将被判二至三年，即使她对什么事情都承认有罪，案底也会保密，谁也看不到。看，这一切要看她在杀人案里的作用。不用想得太糟。如果孩子来的话，即使她与之有关，我们也许会帮她解脱，不再留下什么。”就在几小时前——他知道在俄勒冈的公社里，制造炸弹是她的专长，从她自己那不再口吃的嘴里，他听到她要负责的不是一次意外的死亡，而是冷酷地杀害了四个人——谢威兹的话有时是他不愿放弃的全部指望。这人不空谈，只要走进他的办公室你就能看出来。谢威兹这种人总想被证明是正确的，实现愿望是他的职责。巴里有言在先，他说谢威兹不是那种让人感觉很好的人。他说，如果孩子来的话，我们也许会帮她解脱，这并不是针对瑞典佬的期望而言的。但这是在过去，他们认为可以找到一个相信她不知道怎样点燃一根火柴的陪审团。这是在那天下午五点钟以前。
巴里的妻子马西亚是纽约的一位文学教授，即使根据瑞典佬宽宏大量的看法，也是个“难缠的人”，一个好战的反传统人士，自我意识惊人，擅长嘲讽，惯于发布处心积虑的预言，让世上的统治者惶惶不安。她的一言一行都清楚标明她的立场。她能在那里纹丝不动——你讲的时候，她咽下一切，指头轻轻叩击椅子扶手，甚至点头示意好像完全赞同——其实是在告诉你，你所说的一切都不对。为了容纳她所有的信念，她身穿带着印刷体字母的束腰长袍——阅历极深的女人，其貌不扬不仅是对传统的挑战，也标志出她是位一针见血的思想家。在她与严酷的事实之间无须废话和陈词滥调。
然而巴里很欣赏她。没人有他们俩这么大的反差，也许他们算是常说的那种异性相吸。巴里是这么深思熟虑、热情周到——从少年时起他就是如此，是瑞典佬认识的最可怜的孩子，勤奋向上的绅士，棒球队可靠的接球手，最后成为班上的告别演说者，服完兵役后享受士兵福利进了纽约大学。他就是在那里遇见马西亚·谢瓦兹的。瑞典佬很难理解，一个这么强壮，也并不是不漂亮的小伙子怎么会在二十二岁时放弃与这世上其他人交往的欲望，选择马西亚·谢瓦兹，一个如此固执己见的女大学生。有她在场，瑞典佬必须奋力挣扎才能保持清醒。可是巴里喜欢她，坐在那里听她讲话，毫不在乎她是个懒汉，甚至在大学里也穿得像人家的祖母，轻松欢快的双眼罩着沉重的眼镜显得更大，让人难受。她各方面都与多恩恰恰相反。马西亚，一个自我造就的革命者——是啊，要是梅丽聆听着马西亚的教诲长大……可是多恩?漂亮、娇小、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多恩——为什么是多恩?你到哪里寻找原因?怎么解释这种不相称?只是他们的基因玩弄的一个把戏?在要求停止越南战争的向五角大楼进军的游行中，马西亚·乌曼诺夫和二十几名其他妇女被扔进囚车。正如她渴望的那样，她在哥伦比亚特区一座监狱里关了一夜。她在里面并没有停止抗议演说，直到早上才被释放。如果梅丽是她的女儿，那还说得过去。要是梅丽只斗斗嘴，只用语言和这个世界干，就像这尖刻的长舌妇一样就好了。那么，梅丽的故事也不会以一颗炸弹开始和结束，那会完全是另一个故事。可是一颗炸弹。一颗炸弹。一颗炸弹讲完了整个该死的故事。
很难说清楚巴里娶那女人的事，也许是他家里太穷的缘故。谁知道?她的敌意、她的高人一等的神态、她给人的不洁感觉，所有这些都让瑞典佬觉得作为朋友无法忍受的东西，更别提伴侣了——似乎恰恰是这些特性让巴里更欣赏他的妻子，真让人大惑不解，但确实如此。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会崇拜另一个理智健全的人连半小时都难以忍受的人物。只因这是一个谜，瑞典佬才尽量克制自己的厌恶，调整自己的评判，只将马西亚·乌曼诺夫看做来自另一世界的怪物，来自学术圈子，来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那里总有反叛人物，不管你对他们说的什么提出挑战，都会受到赞赏。他们以否定方式所获得的东西让他难以理解。在他看来，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能克服这些东西会更有出息。马西亚虽然常常刺激他人和研究他人，也并不意味着她真的喜欢这样做。当他发现这就是她在曼哈顿与人交往的方式时，他不认为她恶毒，而且也不相信巴里·乌曼诺夫——曾经比他亲弟弟还亲近的人——会娶一个恶毒的人。和往常一样，瑞典佬由于无法判断因果关系，只好不作任何反应（这与他父亲的条件反射似的怀疑态度不同），让生活的岁月去衡量，所以他显得宽厚和仁慈。他最多只是认为马西亚“难缠”，“啊，我们就当她是一盏不省油的灯好啦”。
但是多恩讨厌她。讨厌她是因为她清楚马西亚也看不起她，因为她曾经是新泽西小姐。多恩不能忍受人们只把那件事情当做她的一生，而马西亚特别令人烦恼的是她用根本解释不了多恩的故事来解释她的那种爱好——现在也很难解释她——如此洋洋得意地展示出来。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多恩告诉乌曼诺夫两口子有关她父亲的心脏病，家里没有收入，她意识到大学的校门将对她兄弟关上……整个奖学金的事，没有哪一件似乎能让新泽西小姐喜欢，可是被马西亚·乌曼诺夫当成了玩笑。马西亚懒得掩饰她的表情，她望着多恩时只当眼前并无一人，认为多恩装模作样地养牛，认为她这么做是为了改变形象——并不是一项严肃的活动，多恩每天干十二到十四小时，每周七天。据马西亚看来，这是一种家与园林的幻境，是由一个富有的愚蠢的女人设计出来的，这个人不是住在臭烘烘的新泽西，不，不，而是住在乡村。多恩讨厌马西亚，因为她毫不掩饰的优越感，这是针对利沃夫家的财产，针对他们的欣赏水平，针对他们喜爱的乡村生活。对她的讨厌已经超过讨厌本身，多恩相信马西亚私下里非常开心梅丽被指控干了那种事情。
马西亚感情中特殊的位置留给了越南人——越南北方的人们。她在政治信念或国际事务中表示同情的看法上从未妥协过，即使近在咫尺、亲眼目睹灾难降临到丈夫最好的朋友身上也不改变。这使得多恩对其大加谴责，可是瑞典佬并不相信，倒不是因为他能为马西亚的荣誉担保，而是因为巴里·乌曼诺夫的正直不容置疑。“我不许她跨进这个家！一头猪都比那女人更有人性！我不管她拿了多少个学位——她毫无感情，是个瞎子！她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眼睛最瞎的、自以为是、心胸狭隘、令人讨厌的所谓的聪明人，我不想她到咱家来！”“可是，我也不便邀请巴里单独来。”“那么巴里也不来。”“巴里必须来。我想让巴里来。父亲特别想在这里看到巴里，他希望如此。这是巴里，是他带我去见谢威兹的。”“是那个女人将梅丽拉进去的。你不明白?那就是梅丽去的地方！到纽约——到他们那里！是他们给她提供的藏身之处！有人做过，有人不得不做。她家里有真正的扔炸弹的人——刺激了她。她将她藏起来不给我们，在梅丽最需要父母时将她藏起来不给我们。马西亚·乌曼诺夫就是把她转入地下活动的人！”“梅丽以前并不愿住在他们那里。她在巴里家只住了两个晚上。就是那样。第三次她没有露面。你不记得了。她到其他地方过夜，再没有到乌曼诺夫家去。”“马西亚就是那个人，塞莫尔。谁还与她有联系?这个好教父，那个好教父，把鲜血泼到征兵登记本上。她那么喜欢她的反战牧师，那么亲密——可他们不是牧师，塞莫尔！牧师不是伟大的思想直率的自由主义者。否则他们不可能成为牧师。那确实不是牧师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只应该停止为去那里的孩子们祈祷。她为什么喜欢这些牧师是因为他们不是牧师。她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在教会，是因为他们在做其他事情。在她看来，这些人在给教会抹黑。他们在做教会以外的事，不是扮演牧师的正常角色。这些牧师是对我们成长所需东西的侮辱，那就是她喜欢的。这条肥母狗对这一切东西都有兴趣。我恨她，恨死她！”“好啦。我听够啦。你想怎么恨她都行，”他说，“但是不要因她没有做过的事情，她并没有那样做，多恩。你用虚构的东西把自己逼疯。”
那不是真的。不是马西亚拉梅丽进去的。马西亚只动嘴——总是这样：毫无意义、故弄玄虚的谈话，那些为了不择手段地展示自己，决不示弱、争强好胜的言辞只表现出马西亚的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和她古怪的信仰，她所有的姿态都为了自己独立的心理。是谢拉·萨尔孜曼将梅丽拉进去的，这位莫里斯顿的语言矫正师。这可爱、和蔼、语气轻柔的年轻女士，有一阵子给梅丽那么多的希望和信心。这位老师给梅丽提供了那些“策略”去克服她的障碍，并取代奥黛丽·赫本成为她心中的女英雄。在多恩服用镇静剂，在医院进进出出的那几个月里，在谢拉和瑞典佬不再忽视自己生命的全部职责的那几个月里，在这两位很有条理的、举止端庄的人能够控制自己以免危及他们珍贵的稳定感之前的那几个月里，谢拉·萨尔孜曼成了瑞典佬·利沃夫的情妇。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情妇。一种最不像瑞典佬式的关系，不协调、难以置信，甚至令人可笑。“情妇”，在那种失去光泽的生活氛围里不太可能——可就是在梅丽失踪后的那四个月里，这便是谢拉对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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